摘要：在不久前举办的第34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比赛现场，出现了侮辱、诋毁中国国家队运动员的言行，此情况引发舆论激烈反弹。随后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发声强烈谴责，并称将会同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类似行为，微博也立即跟进，解散了相关运动员超话。这一话题甚至延续到了今年的两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34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比赛现场，出现了侮辱、诋毁中国国家队运动员的言行，此情况引发舆论激烈反弹。随后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发声强烈谴责，并称将会同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类似行为，微博也立即跟进，解散了相关运动员超话。这一话题甚至延续到了今年的两会上，许多体育界出身的代表委员也纷纷在受访时陈词发言，表示要抵制“极端饭圈”。

类似的争议场景此前也曾一再上演，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上“一边倒”的情况更是将对阵的两位中国选手及“极端饭圈”群体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关方面的治理措施也很及时并且不断加码，迎来的“天降正义”是多方面覆盖的——体育总局系统多次举行“饭圈”乱象治理相关工作会议；运动员们“一致决定解散官方粉丝群，并将范围扩大至全体人员、全部社交媒体平台”；公安机关公布多起打击整治涉体育领域“饭圈”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网信部门多次开展“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等等。

力度不可谓不大，延续性不可谓不强，但该在的群体仍在，每逢大赛来临便再如雨后春笋般冒尖。此次超话的关闭，是否能起到根本性作用，仍然悬而未决。

曾几何时，“偶像化”和市场化还被视为国乒第三次创业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推高了这个项目的变现能力和影响力，羽毛球、游泳、跳水等项目之后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这一趋势。如今它似乎又变成了“万恶之源”，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脱轨的呢？极端饭圈难以根除的原因是什么？又为何会在乒乓球项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把目光放向运动员“偶像化”的下半场，不仅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不断探索粉丝与体育运动之间良性互动的道路究竟在何方。治理只是清创手术的第一刀，新肉生长的过程才最值得悉心呵护。

一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乒乓球国家队开始展现了在该项目上的统治力，2004年-2015年3届奥运会，国乒队夺得了12枚乒乓球奥运金牌中的11枚，北京和伦敦奥运会更是包揽了所有的金牌，中国乒乓球队真正开始确立了独立高峰的超绝地位，让比赛失去悬念。

据媒体报道，2010年莫斯科团体世乒赛决赛上，中国女队1：3不敌新加坡女队。时任国乒女队回到北京时候，转播方告诉当时的女队主教练，本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结果打到快输的时候，收视率迅速地攀升了。

与高歌猛进的成绩形成倒挂的是该项目在商业化上的困境，创设于1999年的国内乒超联赛因为缺乏有效运营，上座率长期低迷，在非奥运年更是乏人问津，加上有名无实的俱乐部体制，使得情况加速下落。经常被人提起的一个例子是，2013年山东队的一场乒超联赛上，全场只有一名老年男性观众坐在位置上啃烧饼。2014年，中国乒超联赛第一次没有了赞助商和转播商，很多粉丝甚至不知道何时开赛。

困境之下，国乒开始提出“第三次创业”的概念，第一次创业确立了中国乒乓球的优势地位；第二次创业奠定了霸主地位；而这一次，则是考虑竞技成绩以外的影响力。在后来的媒介叙事中，往往把2016年视作国乒的“饭圈元年”，一切都是从那句“张继科醒醒”开始的。再加上那句“不懂球的胖子”风靡全网，乘着里约奥运会的东风，国乒开始拥抱流量。2016年9月19日，刘国梁发出了个人第一条微博：“来啦来啦来啦……我就是那个不懂球的胖子。”

国乒队的运动员开始频繁登陆热门综艺节目，刘国梁和马龙录制《天天向上》、张继科上了《快乐大本营》，单曲《乒乒乓乓天下无双》在B站的播放量超过百万，国乒还拍过一首车企广告MV，戴着墨镜的刘国梁在最后闪亮登场。同时，中国乒协和腾讯体育联合推出“地表最强12人”，开幕式预售的1000张门票72秒内便被粉丝抢光。

当整个国乒的号召力已然起势之后，奥运周期的更迭与运动员职业周期的变化便不会再带来太大影响。顶流从张继科、马龙丝滑转变为孙颖莎和王楚钦。2024年9月，孙颖莎拍摄封面的《时尚芭莎》十月刊上线开售，一分钟卖出10万份，三小时突破30万份，并快速达成50万份成就，打破迪丽热巴此前保持的最高纪录。50 万本的销售量，配套的是 42 万的付款人数，平均每个人买了1.2本，这是很多艺人粉丝可望不可及的健康数据。

曾有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役运动员良好的形象和极低的“塌房”风险足够得到品牌方在大赛周期的偏爱，如果营销后自带流量或者极高的认知度，那娱乐圈明星真的可以放在一边。

国乒的重新出发既得益于推手们在试错后的步步为营，也得益于它与时代情绪的共振。从底层肌理上来说，乒乓球有着“国球”称号，也是近几十年来成绩最好的竞技项目，甚至不用加个之一。在上一个十年民族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特别是足球成绩始终稳定不佳、男篮也开始步入低谷、排球成绩有所反复的环境里，乒乓球成为观众投射民族情绪的上佳载体。

从粉丝选择上来说，比起动不动就塌房的流量艺人和死水微澜的内娱现状，乒乓球选手身上笼罩着为国争光的光环，兼具正确性和新鲜感，也更值得信赖。从操作流程上来说，过去几次流量艺人井喷的时间节点后，越来越多的受众群体熟稔于饭圈应援、打榜、做数据等全流程操作，如今只不过将目标从艺人转换为体育选手而已，无甚理解门槛。同一时间周期兴起的诸多兴趣圈层都产生了饭圈化趋势，比如电竞、相声、大熊猫。

而对于国乒本身而言，相较于足篮球或者网球等运动，其自身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更低，也更需要流量来护持整个项目的良性运转，在“三创”之后，曾经冷清的比赛现场一票难求，票价高企，观者如织。但所谓的饭圈本就一体两面，爱憎全在一念之间。

感性就压过了理性那一面

腾讯体育曾经发布过一项“你对体育爱豆的爱有多深”的问卷，数据显示，82.31%的人喜欢偶像大于运动本身、66.73%的人是在里约奥运会后才开始喜欢上当红的体育偶像、65.77%的人喜欢体育偶像的时间长度在半年以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粉丝对乒乓球运动员的追逐其实是出于对爱豆的“爱”，而非爱豆的体育能力，有的甚至不熟悉乒乓球这项运动。

虽然总以“饭圈”统称，但圈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粉丝之中又分为唯粉和cp粉等等，大类目下还有小类目，往下可以无限细分。即便喜欢同一个人，不同群体间彼此也互相看不顺眼。一旦确认自己属于某个团体后，就天然与其他团体有冲突的可能性。在夹杂了流量、金钱和营销的混沌场域里，运动员们面临的舆论环境也变得越发恶劣。

在各大社交媒体中，售卖、求购运动员航班信息的并不少见，运动员的个人信息更成为了明码标价的“商品”。这背后，代拍、直拍、签名照都是生意，并不断衍生出来更多的逐利主体。运动员的物料会被迅速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然后被公开叫卖。

一段王楚钦在机场通道发怒的视频曾广为流传。视频中，王楚钦正在往前走，此时边上一位女孩离他非常近，一直用相机近距离跟拍王楚钦。王楚钦随后忍无可忍，直接朝着女生说道：“你是要跟我自拍吗？离我这么近。”“离我远点，别拍我了，再拍我报警了”。

此前，樊振东也遭遇过粉丝送机引混乱、被“私生饭”跟踪多日甚至非法入侵酒店房间等事件。去年3月，樊振东的个人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又被曝光，给樊振东及家人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樊振东也曾多次公开表态：不要把饭圈陋习带进竞技体育。

但国乒的情况相对有些特殊，一方面是乒乓球还有着很深的体工队烙印，传统上的形象就是较为严肃的，所以其中的极端饭圈才会格外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因为一以贯之的强势地位，即便在“养狼计划”推出多年后仍然少有外国选手挑战中国选手成功的例子，很多时候决赛即“内战”，部分粉丝无法将情绪转换为一致对外，而是扭曲为将同为中国选手的“对家”视为“生死大敌”。

多管齐下

面对愈加鲜明的治理姿态，其中部分粉丝产生了“逆反心理”。这些粉丝以这一项目的“衣食父母”自居，认为自己被用完即弃。运动员的所属和教练替代了传统追星流程中经纪公司的生态位，动辄被粉丝口诛笔伐，不止有《五问陈梦》，还有《三问刘国梁》和《四问马琳》。

李宁曾经说过，人们喜欢的是金牌而不是运动本身。这句话也适用于饭圈粉丝，他们只想自己的偶像赢，对手是谁无所谓，而且是赢得干脆利落、圆满完整。

当然，也要避免将饭圈一词滥用，造成语意的不明确和打击范围的扩大化，毕竟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其实极端粉丝仍然是整个群体中的少数，从来有理不在声高。竞技体育与粉丝间的共生关系不会变，需要的只是将有些失控的现状扳回正轨。

学者晏青在接受《澎湃人物》采访时进一步阐释了关于粉丝文化社会融入的新路径，即驯服模式、修辞模式、融入模式，并有针对性地搭配使用。前两者也是当下有关方面正在做的，即通过强制性手段和法律法规来约束和引导粉丝行为，将其行为纳入合理轨道，以及通过新闻媒体揭露“饭圈互撕”、“网络暴力”等乱象。

第三种融入模式则更注重文化的包容与互动，力图通过文化共生来引导粉丝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在这一模式中，粉丝文化不再被单纯视为需要治理的对象，而是作为当代文化中的一部分进行融合。

例如，通过将粉丝行为引导至公益活动、主流文化创造中，能够使粉丝文化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逐渐消解粉丝文化中的极端情绪，形成一种健康的互动模式。这一模式强调社会的宽容与包容性，通过文化的渗透来实现治理。想要达成这样的效果，免不得要用大量的水磨工夫，好在有关部门已经踏出来第一步。

奥运冠军邓亚萍曾在采访中表示，“喜欢某一位运动员，并且因为运动员而喜欢上某项运动，这都是特别好的事。但我们只讲喜欢谁就好了，不用去攻击别人，大家都是中国队的，最重要的是彼此尊重。”

来源：毒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