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制定了“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其中就列入了易卜生、斯特林堡、安徒生、勃兰兑斯、霍尔堡、比昂逊等北欧作家，并指定专门的编辑负责。赵蔚青先生曾主持过一段北欧文学，他是1952年入社的老同志，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就有译作发表，我社早期的
挪威作家易卜生（1828-1906）。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制定了“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其中就列入了易卜生、斯特林堡、安徒生、勃兰兑斯、霍尔堡、比昂逊等北欧作家，并指定专门的编辑负责。赵蔚青先生曾主持过一段北欧文学，他是1952年入社的老同志，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就有译作发表，我社早期的东欧文学作品也是他责编出版的。1984年他退休时，留给我的“遗产”中有几页材料是最早制定北欧文学出版计划时，征求有关专家、出版家意见的记录，其中包括孙用、叶君健、穆木天、徐调孚、陈西禾、巴金、施蛰存等人，他们的建议在后来不同年代制定的北欧文学计划中都有体现。但北欧文学的翻译出版由于大形势的原因，“文革”前始终未能如一些文学大国那样受到重视。
进入主流
北欧文学在我社真正进入出版主流还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绿原先生接手这一片工作后开始的。绿原先生1977年从版本图书馆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惊人的效率，一面编发了许多欧美片的理论书稿，如《蔡特金文学论文集》《论浪漫派》《拉奥孔》等，一面开启了北欧文学出版工作。他首先攻克的是沉积了多年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六卷）。勃兰兑斯的这部大书我社1958年曾启动过一次，出版了老翻译家、老出版人韩侍桁先生翻译的第一分册，仅印了一次就再无声息了。就其原因，我曾问过蒋路先生，他是这第一分册的责编，和韩侍桁先生更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朋友。蒋路先生的回答有些模糊，我个人臆断，就是译文的问题。
绿原先生1978年决心重新开启这部大书，他向北外的张道真先生约译第一、三分册《流亡文学》和《法国的反动》。顺便说一句，2007年3月我去张道真家签这两卷的合同，同时请他重修一遍译文。聊天中他告诉我，他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非常感谢绿原先生向他约译这部书稿，因为当时他还是“待定”的身份，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向他约稿，等于是给他贴了“政治可靠的标签”，他可以“堂堂正正挺直了身子”。他还说：他在哈佛读比较文学专业时，用的课本就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所以翻译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绿原先生自己动手。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约给了商务印书馆的徐式谷先生，他又将一部分分给了他在北京编译社时的老同事江枫和张自谋。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由绿原先生在复旦时的老同学李宗杰教授翻译，第六卷《青年德意志》由社科院外文所德语研究员高中甫先生翻译。这样的译者阵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算得上顶级的了。
1980年第一分册《流亡文学》出版，这一年，“胡风案”平反，绿原先生恢复了党籍。1981年他出任我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他翻译的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出版。
本文作者（图左）在绿原先生家中。
计划搁浅
这一时期，我所见到的是一个快乐的绿原，一个浪漫诗人的绿原，一个充满能量的绿原。1983年他升任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于是他又信心百倍地开始了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组译《易卜生全集》和《斯特林堡选集》。但是，副总编辑的岗位已经不允许他专心扑在北欧文学上，而是要求他将大部分时间精力放在管理外文部五十余人的编辑工作上。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全国出版工作开始改革，逐步进入一个陌生而多变的、从“政治第一”慢慢转向“追求利润”的阶段。
《易卜生全集》是1983年正式上马的，并列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出书计划。经过数年的酝酿和组织工作，包括旧译重新修订，新稿组译，补齐易卜生一生创作的全部戏剧、诗歌、文论等。在1986、1987年出版了《易卜生全集》第一、二两卷后，由于第三卷的征订印数未能达到开机印刷的标准而停止了出版，所有的稿子束之高阁。当时改革中有一项新的规定，征订印数不足四千的书一律不准印行。所谓征订印数就是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报上来的所需数量的总和，每本书的印数是严格按这个征订印数印行的。我责编的《冯维辛戏剧两种》也因没有达到四千册而“胎死腹中”，尽管它本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计划中的一种。
1988年绿原先生离休后，将北欧文学工作转交姚民有同志负责。他是我所在的苏联东欧组的副组长，本身担负着繁重的发稿任务，还要做些行政工作，于是他将部分北欧工作分给了我。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除了编发俄文书稿，还担负了部分北欧书稿编发任务，如《安徒生童话故事选》（“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拉格洛夫的《阿尔奈先生的钱》（瑞典）、汉姆生的《饥饿 维多丽娅》（挪威）、林纳的《北极星下》（芬兰）等，最主要的是协助姚民有同志制定了一个较长远的“北欧文学丛书”计划，确定了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这五个国家的五十种图书。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于姚民有同志很快调任副社长而又停滞下来。
我正式接手北欧文学工作是1990年。记得那一年在东湖宾馆召开了一次中国丹麦文学讨论会，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丹麦使馆主办，以刚成立不久的北欧文学会的名义召集。印象中，冯至、叶君健等前辈参加，具体的组织人是社科院外文所的石琴娥老师，她也是北欧文学会的秘书长。最后一天晚宴时，王蒙率一众人马也来了，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作家张洁，她一身大红很扎眼。之所以记得这次会议，主要是因为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参观人民文学出版社，我领着丹麦客人到我们社的样书室，向他们展示我社几十年来出版的北欧文学作品，我亲眼目睹了丹麦人吃惊的样子，他们没想到我们出版了那么多北欧国家的优秀作品。后来这件事传为佳话，一有北欧国家文化界人士来京，就提出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观，看看他们国家的国粹中文版的诞生地。
挪威的资助
1994年9月6日，社里通知我参与接待一个来社访问的“挪威文化旅游团”。我发现陪同客人来访的是作协外联部门的同志，心里便猜到了一二。客人递交名片时，我留心看了每一张，果真都是作家、出版社负责人、演员等。其中一位叫克里斯蒂的上了年纪的女士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名片上印有“诺拉”（NORLA）的标识。我知道，这是挪威政府下属的一个旨在促进挪威文学在境外出版的非营利机构。于是在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借客人参观样书室之机，我与主任商量了一下，请挪方陪同，也是挪语翻译贺东女士留下克里斯蒂，希望跟她谈一谈。
克里斯蒂女士是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向她介绍了停滞多年的《易卜生全集》编辑出版情况。老太太六十开外，用精神矍铄形容一点不为过。看着她丰富的表情由惊讶转为惊喜，我认定有“戏”。于是我又回到办公室抱来了潘家洵、萧乾、黄雨石等大家的手稿和重新修订的旧译稿……这些对西方人是有特殊效能的，萧乾译了《培尔·金特》，还受到了挪威国王的接见，只见老太太小心翼翼地翻看着，显出激动的神情。她说：挪威人对潘家洵先生是熟悉和敬仰的，知道他很早就将易卜生介绍到了中国，也一直在寻找他，想为他塑个雕像。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了“他”，见到了他亲手写的稿子。她表示要全力促进《易卜生全集》出版，并详细说明了需要哪些材料，最后强调要尽快整理出来，请贺东女士带回挪威交给她。
贺东女士是北京人，1985年赴挪威深造，已定居奥斯陆多年。除在大学任教，她还是挪威华人周报的主编，国内外均有作品发表，已是挪威作协会会员，名片上印有作家翻译家字样。我建议从尚未组稿的第8卷诗歌部分抽出五万字诗歌，请贺东女士直接用挪威文翻译，主任李玉侠和时任副总编任吉生表示赞同。当天下班后，我又兴冲冲跑到绿原先生家，汇报了挪威人来社参观和与克里斯蒂的谈话。绿原先生那时已七十多岁，虽然离休，但从未停下过手中的笔。我们两家同住一幢楼，门挨门，所以我一遇到高兴的喜事或拿不定主意的麻烦事，还是习惯性地去向他倾诉、讨教，就像在上班时去他的办公室一样。
绿原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也很高兴，赞同我的做法，并答应我的请求，放下手里的事，全力支持我，承担易卜生诗歌的部分翻译。我提出将原来的《全集》改为《文集》更为“名符其实”和吸纳贺东女士参与进来的建议，他也都赞同。原来的翻译由英俄德三种语言转译，现在多一种母语，有助于相互校订译稿，减少错误和解决问题。
在各级领导和编辑室各语种同事的协助下，我很快完成了克里斯蒂要求的申报材料：
1.介绍《易卜生文集》编辑出版总的情况；
2.提供八卷所选篇目的中英文对照表；
3.参加翻译人员名单及简历；
4.《文集》八卷印刷所需费用（细目表）。
1994年9月底我将整理好的申报材料交给贺东，她于10月3日回到奥斯陆，将材料翻译成挪威文交给了克里斯蒂女士。
10月5日，克里斯蒂在挪威外交部举行的中挪建交四十周年会上讲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易卜生文集》（8卷）的信息，并介绍了她在我社访问时的所见所闻。
10月10日，挪威驻华使馆文化官员英格·霍姆先生来社取走出版《易卜生文集》的有关材料。
10月14日，挪威外交部官员汉姆先生在英格·霍姆的陪同下，来社面谈《易卜生文集》出版事宜。副社长姚民有、主任李玉侠和我接待。这位官员很正式，按照他带来的本子问了许多问题，都是些编辑专业方面的。记得只有一个问题我不清楚：正文用纸的酸碱度。会谈后我开玩笑地问英格：“这又不是蒸馒头，怎么还有碱的事？”他说：碱度也是衡量纸张的一个标准，它关系着书籍保存的年限。
11月3日，挪威驻华大使白山先生率使馆人员来社，正式递交了挪威国际开发署（NORAD）资助出版《易卜生文集》（8卷）的协议。我社社长陈早春同志及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白山大使一再强调，希望《易卜生文集》按协议于明年5月出版。后来外交部的人告诉我，明年下半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将率一个很大的挪威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时我才意识到，《易卜生文集》已是箭在弦上，没有回头的可能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易卜生文集》编辑团队在挪威使馆。左四为挪威大使白山，左五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左六为本文作者。
艰辛的历程
在众多的外国文学家中，易卜生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一位，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也是其他很多外国文学家不可比拟的。早在清末民初，林纾就根据他人的转述，出版了易卜生名剧《群鬼》，当时的译名为《梅孽》。1907年，即易卜生去世的第二年，鲁迅又称他是“瑰才卓识”，对他愤世嫉俗、无畏反抗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易卜生的重要剧目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并相继演出。1918年《新青年》杂志还出版了“易卜生号”，赞誉他是“欧洲第一文豪”。到了1921年终于有了潘家洵系统地译介易卜生的剧作，出版了二卷本的《易卜生集》。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代起，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易卜生戏剧选》《易卜生戏剧集》（4卷）、《易卜生戏剧四种》等。这次出版八卷本《易卜生文集》是1980年代决定的，也是列入八五计划的重点书。
易卜生的戏剧基本可分为两大类：社会问题剧和历史剧，我国以前翻译出版的仅是他的社会问题剧。这次出版8卷集，既要全面修订他过去出版过的旧译本，还要补译他的历史剧。此外，易卜生在世界文坛不仅有“现代戏剧之父”的称号，还有“天才诗人”的美誉。作为《文集》，他创作的大量诗歌也应收入进来，这部分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是较为陌生的。
翻译易卜生的历史剧比翻译他的社会问题剧难度要大一些。举《皇帝与加利利人》为例，该剧是作者花费了九年创作的“得意之作”，它的形式和内容与我们熟悉的外国剧作有很大不同，该剧场景复杂，道具繁多，有时一幕剧情变化巨大，加上取材于四世纪罗马皇帝权力之争和基督教与多种教派之间的缠斗。此外，作者在剧中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作者的世界观和社会改革的思想，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翻译和编辑的难度。尽管这部剧的译者是著名翻译家黄雨石先生，他有丰富的翻译剧本和编辑剧作的经验，他翻译过《奥凯西戏剧选》，编辑过《萧伯纳戏剧集》《易卜生戏剧集》，但稿中仍存在许多疑点，有些问题通过查阅不同语种的译本、各种资料和工具书，求教专家可以解决，但有些问题，如易卜生剧特有的格式、体例、符号以及一些名词的理解和译法都存有大量的疑问和不能肯定的地方。于是我们只得到挪威使馆的阅览室，找出挪威文的原版书（尽管本人并不懂挪威语），与挪威人共同解决。有些问题这些外交人员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明白，只得请他们飞回国内去请教有关专家，“求教”回来的答案也只是解释性的文字，只能供我们编辑时参考。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我们传统的参考各种语言的译本，如英俄德法语种译本的相互对照，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总之，在补译和编辑易卜生历史剧的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比处理一般译稿要棘手得多。
诗歌部分的篇目是绿原先生选定的，共六十余首，他亲自翻译了26首，根据英译本。绿原先生是著名诗人，他通晓英德俄法语，他翻译的《浮士德》和《里尔克诗选》在读书界有口皆碑。老主任卢永福也来帮忙，翻译了两首最长的诗，根据俄文本。他天生具备诗人的气质，平时的编辑室会议总结时，他也常用诗体。他经验丰富，翻译过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名家的诗，也译过一些古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伊拉克等国的诗。这次请进来，主要是帮我把发稿关，他在编辑室，一直负责编发和审读诗歌类的书稿。贺东女士承担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诗歌，她的这部分由挪威原文翻译。
我从未编发过诗歌书稿，对这部分很没把握，故先请绿原先生和老卢两位前辈统校了一遍，又交挪威使馆接替英格·霍姆的文化官员莫尼卡带回挪威请懂诗的挪威人改一遍。稿子回来后，我根据所提意见又修改一遍。发稿时心里仍没有底，又交我社诗歌散文组的郭宝臣老编辑通读了一遍。第8卷收入易卜生的论文30篇，各国文艺理论家论述易卜生的文章6篇，并附华中师大教授王忠祥先生的多年研究成果《易卜生年表》。王忠祥先生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主编，1984年绿原先生特聘他为所选易卜生剧撰写简要题解和注释，并为《文集》撰写了长篇代序《易卜生和他的文学创作》。应该说，王忠祥教授为《易卜生文集》的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套《文集》前7卷收入了25个剧本，有18个是老翻译家潘家洵先生的译本，除了其中五部新译，大部分译本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检验，被尊为标准的译文，其本人，在我国翻译界和文化界是令人景仰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没想到，有一天使馆传话过来，说有位我们自己的同胞讲潘译文过于陈旧，怀疑是否准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请绿原先生用德文，黄雨石先生用英文各校一部潘译本，我在北图找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玩偶之家》俄译本，和老卢各用一个，校订了潘家洵先生翻译的《玩偶之家》。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译文准确精当，生动传神，而且通达上口，每一句都能恰切地还原回去，这在转译译本中是十分难得的，显然潘家洵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多种语言的版本。我没想到他的俄文也这么棒，我见过他用俄文翻译的苏联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易卜生的小册子。潘先生的孙子潘令明对我讲过，他爷爷可以用俄文工作。我将我们校订潘译文的过程和结论用书面形式告知了使馆。其实使馆的人并不比我们更懂易卜生，只有大使白山先生父辈有人研究易卜生，这也是我多年后访问挪威时有人告诉我的。
在编辑出版《易卜生文集》的过程中，挪威使馆给予了多方面和及时的帮助。白山大使和前后两任文化官员英格先生和莫尼卡女士都十分热情，有求必应，随问随答。他们解决不了的，也会立刻与挪威国内联系，尽快地将结果告诉我。需要我去使馆，骑上自行车，二十分钟就到了。莫尼卡也常来我的办公室，有班机回奥斯陆，她也会打电话来问问需要什么。按《文集》编辑体例，每卷前需有张作者像，我在我社的资料室和北图找了一些，美编李吉庆先生不满意，于是打电话给使馆，很快奥斯陆的易卜生研究中心就寄来了二十余张经过修整的易卜生不同时期照片的底板。
绿原的帮助
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绿原先生。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出齐8卷《易卜生文集》，我心里是没底的。是绿原先生的不断鼓励和他以实际行动的支持，才使我越来越有信心。记得发稿那段日子，我常常下班后回到宿舍楼下，直接上到绿原先生家的4层，还未敲门门已开了，绿原先生的老伴罗惠老师笑吟吟地迎接我说：“绿原在等你……”这一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罗惠老师也是我们的前辈，曾在《长江日报》工作，所以她非常理解我那时的心情，总是关切地提醒我：“不着急……”
几乎每次都是绿原先生将解决完问题的稿子交给我，我再将需要他解决问题的稿子交给他，然后我们再商讨下一步工作。有时他还会将一些我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写在纸上交给我，提醒我切勿忘记。记得1995年的春节，绿原先生和我都在看稿子，过了一个忙碌的春节，那时放假只有三天。当时绿原先生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被我拖累着夜以继日地工作，我现在也到了他那时的年龄，切身想一想，心里颇有些过意不去。
1995年版八卷本《易卜生文集》。
文化的盛事
1995年《易卜生文集》出版后，《新闻出版报》《文艺报》《中国图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甚至《参考消息》等多家媒体报刊都发表了评论文章。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做了报道，《综艺大观》还做了一期专题节目。
挪威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在北图举办了“易卜生展”，任继愈馆长和我社陈早春社长与挪威国家图书馆馆长畅谈易卜生，挪威国家电视台全程录制了视频。
挪威驻华使馆和中国译协举办了“易卜生学术研讨会”，挪威驻华大使白山和中国译协会长、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叶水夫，文史馆馆长萧乾、戏剧理论家葛一虹等中挪两国著名易卜生研究专家和著名演员参加了会议，并将论文集结成《易卜生研究论文集》出版（中英对照版）。
1995年11月7日在北京人艺剧院举行了《易卜生文集》首发式，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对《易卜生文集》出版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挪威国家大剧院院长带来了易卜生的名剧《群鬼》全班人马，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首发式前，在入口大厅售出了近百套《易卜生文集》。布伦特兰首相回国后致信我社社长陈早春，感谢我社出版了《易卜生文集》，为促进中挪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这年底，人民画报社副总编辑、瑞典语译者李之义先生打来电话，说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尼尔斯约我在兆龙饭店见面，商谈出版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文集事宜。
1998年《易卜生文集》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和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这是绿原先生为评选撰写的推荐意见：
近期问世的八卷本《易卜生文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国家实现文化积累、执行系列化出版方针的又一重大成就。易卜生是最早为我国读者所认识和喜爱的世界性作家之一。他的著名的社会剧从“五四”时期起，就已在我国陆续被翻译和演出过，对广大观众产生过深刻的关于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社会改革的思想影响，并对我国年轻的话剧运动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建国以来，易卜生剧作的重版、重译和补译，一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选题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经过多年酝酿和广泛组织，终于跟读者见面的《易卜生文集》包括了作者一生所创作的戏剧和诗歌作品，并对全部文集和每部剧作附有精当的说明和题解，以及关于作者创作生涯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完备的易卜生作品编辑规模，为研究家和一般读者充分提供方便，不仅在我国国内是空前的，在作者祖国挪威以外的不同语种世界里，除苏联外，也是相当罕见的。《文集》除社会剧部分采用翻译界前辈潘家洵先生已有定评的译本外，其他各剧的译者也都是当代著名专家如萧乾、黄雨石、冯南江等，因此全部译文质量不论对于阅读或演出都经得起考验。至于校对、版式、印刷、装帧等方面，《易卜生文集》在同类书中出类拔萃，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具备上述优异水平，《易卜生文集》出版后不但在国内深受欢迎，并在国外不断得到积极的评价。可以肯定，这部从内容到形式名符其实的文化精品，为我国出版工作的各个环节起了楷模作用，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为了鼓励有关编辑出版人员，为它颁发优秀图书奖，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绿原（编审） 1996-10-15
责编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