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县城的权力核心由三类人构成：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重点乡镇党委书记、关键部门正科级干部。他们掌控着县域发展的决策权，是政策落地的执行者。这类群体的年收入虽不高，但隐性资源丰富，子女教育往往能获得最优配置。

在城市化浪潮席卷中国的今天，县城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承载着中国社会最真实的肌理。

不同于北上广深的精英聚集，小县城的 “上流社会” 呈现出独特的构成逻辑。这里的阶层划分既遵循传统的权力、财富逻辑，又暗含着熟人社会的微妙规则。

小县城的权力核心由三类人构成：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重点乡镇党委书记、关键部门正科级干部。他们掌控着县域发展的决策权，是政策落地的执行者。这类群体的年收入虽不高，但隐性资源丰富，子女教育往往能获得最优配置。

政治家族的世袭现象在此尤为明显。根据某中部县的调研，21 个 “政治大家族” 垄断了核心部门的关键职位。张家三代人中有 12 人担任副科级以上职务，形成了从组织部到教育局的权力网络。这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的模式，使得普通家庭出身的公务员晋升通道异常狭窄。

县城的顶级商人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家，又是权力掮客。这类群体的资产规模普遍较高，他们的财富积累往往伴随着特定历史机遇 ——国企改制时低价收购资产的企业家，或赶上时代通过土地开发完成原始积累的商人。

“影子富豪” 同样不容忽视。部分涉足特殊资源的群体，虽不直接参与政治，但通过利益输送影响决策。这类商人的财富积累速度惊人，但抗风险能力脆弱，政策变动可能导致瞬间崩塌。

小县城的文化精英群体呈现出 “真假混杂” 的特点。某县美协主席虽未加入中国美协，但通过举办政府主导的画展获得官方背书，其作品在当地市场价格不菲。

这类群体的收入来源多元，既有体制内工资，又有商业活动收益，形成 “体制 + 市场” 的双重保障。

新兴的网红经济正在重塑文化阶层。这类群体虽不直接掌握权力，但通过流量资源与政府合作，获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例如，某网红主播被聘为县旅游形象大使，参与文旅项目的推广。

小县城的阶层流动通道正在逐渐收窄。普通公务员晋升副科级平均需要 8-10 年，而正科级职位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种代际传递现象，使得寒门子弟的上升空间被严重挤压。

经济领域的阶层固化同样显著。某地县城 80% 的规模以上企业由早期 “万元户” 家族控制，新生代创业者很难进入当地重要传统优势行业。

某县电商产业园的调查显示，入驻企业中 90% 从事服装、农产品等低附加值行业，核心原因在于缺乏与政府资源的对接渠道。

小县城的 “上流社会” 是权力、财富与文化资本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里，体制内的副科级干部可能比一线城市的白领更具社会影响力，而成功商人的地位往往取决于与权力的亲疏关系。

这种独特的阶层结构，既维持了县域社会的稳定运行，也埋下了发展活力不足的隐患。破解阶层固化的难题，需要在制度设计、资源分配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让小县城真正成为充满机遇的活力空间。

来源：星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