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林彪点名说：朱老总不好

摘要：春天，总是给人带来希望。1961年春，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朱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意。国家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朱德的心情格外舒畅。

春天，总是给人带来希望。1961年春，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朱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意。国家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朱德的心情格外舒畅。

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今年虽然快80岁了，也还是有信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那一阵，他仿佛忘记了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不快，一下子又变得精神而有活力。他向许多人讲述“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蓝图，许多人也被他的热情所感染。

然而，谁又能料到，就在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尚未启动之时，一场“中国式的斗争”已悄然兴起……暴风骤雨到来之前，总会有不祥的征兆。

1965年，上海会议召开，军中名将、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反党乱军”的罪名被打倒。朱德对罗瑞卿是了解的，说罗反党乱军，他怎么都不相信。过去别人把罗作为毛泽东的影子，他能反党？他会乱军？“如果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哟！这样搞范围就宽了，要涉及多少人啊！”从彭德怀到罗瑞卿被打倒，朱德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为此急得吃不下饭。

林彪的一些做法太令人担心了。他大书特书毛泽东，包括毛泽东的缺点也说得像花似的。他上台就钻研毛泽东晚年的喜好，大搞突出政治。军队不抓训练怎么行呢？一天，朱德在林彪的一份讲话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之外，朱老总也不好，贺龙是最不好的一个……”掩卷闭目，他就像放电影一样回首这些年的事情。自从在批彭的会议上自己保留了观点，遭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后，林彪、康生等人便有恃无恐地对自己展开了攻击、谩骂和诽谤。

“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了！不仅有老红军，就连抗战这一批也保不住了！”朱德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智者预见到了未来。那一阵，郁愤让朱德几乎失去了语言，许多他知道的事情对谁都不能讲，包括妻子和秘书。赶上“运动”，其他领导人和将帅各自自身难保，还能对谁说呢？所以，他终日长叹，郁郁寡欢，望着天花板发呆成了他的习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小组开始了行动。一天，江青召集控制着“造反派”的戚本禹，秘密作了一番交待：“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算是揭开了，会上还提到了朱德的问题。林总讲：朱德根本不是什么总司令，一天也没当过。朱毛、朱毛，那是假的，实际上朱是反毛的。他要篡权当领袖，是一个大野心家。”戚本禹心领神会，衔命而去，先是发动人批斗了朱德的一个秘书，逼他写出“揭发”朱德的大字报，并以此为突破口，展开了对朱德的批判和冲击。

自从“文革”发起后，经康克清相劝，朱德搬到了玉泉山。对发生的那些事，眼不见也许心就不烦了。然而，广播中“打倒”的口号不绝于耳，心中怎能不烦呢？那天晚上，朱德预感到有事要发生，难以安眠。果然，秘书告诉他，康克清打来电话，让他回中南海家中一趟。什么事，夫人没说。朱德说：“看来火烧到我头上了，你们思想要有准备啊！”他吩咐工作人员：马上回家。

回到中南海，就看到门口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大标语。他借着路灯光，看清大门上贴着一张“勒令书”：“勒令大野心家、大军阀向革命群众交待你的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朱德无语，只是苦笑。他进屋坐在沙发上，听康克清讲述下午发生的事情：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将朱德的住所团团围住，一边喊口号，一边让他出来交待反党罪行。折腾半日，看没有什么结果才不得不收兵。据说，当天下午，住在中南海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除毛泽东、周恩来家外，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几家都遭到了冲击。

听康克清讲完，朱德一言未发。一夜无眠，天刚亮他就早早到屋外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完“大字报”，他向毛泽东的院子望了望，敲着拐杖返回屋中。

这次上门“造反”虽然过去了，但发起者显然没达到目的。很快，由康生、江青等人策划，“造反派”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朱大会”。当时，满街贴满了“大字报”，红卫兵将“朱德罪行材料”汇集成若干本小册子散发，情况十分紧急。多亏陈毅事先得到消息，赶紧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亲自出面干预，指出这将造成“国际影响”后，“批朱大会”才停了下来。

“批朱大会”有惊无险，但后来的消息还是让朱德伤心不已。先是人民大学传来消息说，“造反派”受人指使抓走了该校党委副书记孙泱。孙泱是朱德的革命引路人孙炳文烈士的儿子，曾给朱德当过秘书，朱德视如亲生。他们抓走孙泱，目的是逼其交待朱德的“罪行”。接着，又传来一个不祥的消息：“造反派”抓走了朱德在北京铁路局当火车司机的儿子朱琦。朱琦牢记爹爹的教诲，同爱人赵力平坚持在一线锻炼，两口子在群众中享有口碑。朱琦被“造反派”抓走后，也不知被带到何处去了，声息全无。与此同时，康克清在全国妇联也遭到批斗，逼她交待朱德“反党”的问题。

“这是什么道理？明明是要打倒我朱德，何必又株连九族呢？”朱德的拐杖在地板上敲得咚咚作响。那些日子，朱德以沉默抗争，而其他老帅和老同志则直接用正义的胸膛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大闹”京西宾馆和怀仁堂，结果被诬为“二月逆流”。朱德和陈云一道，也被划进了“二月逆流”，停发了文件。他只能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同时也停止了他参加一些会议的资格。人大委员长以及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工作几乎也停止了。

1967年的春天难见天日，孤愤的朱德身边，只有康克清相伴。“您也是‘走资派’，我也是‘走资派’，都成了‘走资派’了！”康克清担心地说。“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成了‘走资派’，还有什么‘走资派’呢？”朱德眼睛望着远方，心明眼亮。看清了阴谋家的嘴脸，朱德也有了面对更加严峻形势的思想准备。

1968年12月，中央召开筹备九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朱德自然在参加之列。但当朱德看到主席台上坐着江青、叶群之流时，表情更加凝重起来。进入分组讨论后，朱德很快便成为“左派”的围攻对象。“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是怎么反毛主席的？说给我们听听，让我们也受受教育。”已担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的吴法宪带头发难，“你当了一辈子的总司令，实际上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你是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吧！”这话朱德在庐山会议后就听到过，是林彪讲话的翻版。

面对这样的攻击，朱德没有退缩。他深知，这些攻击背后是阴谋家的险恶用心。他用坚定的信念和对党和国家的忠诚，面对着一次次的围攻。他始终坚信，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人民会看清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