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场之上，留下的不仅是累累尸骸，而是60余万茫然无措的战俘，其中更包含上万名原本从事医护、通讯等工作的日本女兵。

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在苏联打击下，短短十余日便土崩瓦解。

战场之上，留下的不仅是累累尸骸，而是60余万茫然无措的战俘，其中更包含上万名原本从事医护、通讯等工作的日本女兵。

面对这些战俘，苏联很头疼，毕竟这些都是要张嘴吃饭的，男的战俘好歹可以送去西伯利亚挖土豆，女的也干不了那么多活，很为难。

苏联会如何对待这些女性战俘？

自1941年签署《日苏中立条约》以来，关东军与苏联红军在漫长的边境线上，相安无事近四年。

关东军的将领们，不少还沉浸在“大日本皇军”无敌神话，带来的虚假安全感中。

他们未曾料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的目光早已投向东方，扩张的火焰熊熊燃烧。

为了麻痹日本，苏联外交人员一再重复“条约有效”的外交辞令。

同时，一场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兵力调动，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

苏联最高统帅部将卫国战争中久经沙场的百万精锐，包括令德军闻风丧胆的机械化军团和坦克集团军，悄然从西线万里迢迢调往远东。

为了迷惑可能的日本间谍，这些跨越半个地球到来的援兵，全部使用假番号和低阶军官的证件身份。

抵达前沿的部队被严令昼伏夜行，所有无线电保持静默。

当1945年8月8日，苏联最终向日本宣战之时，日本关东军情报部门，对苏军在远东集结的实际兵力规模和其迅猛的推进能力，出现了灾难性的误判。

他们预估苏军投入兵力约40个师，而实际苏联在远东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3个航空军集团和3个防空集团军，总计157万官兵。

配备超过5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800余架作战飞机、26000多门各式火炮及迫击炮。

8月9日零时一过，大地骤然震动。

数万门火炮齐鸣，喀秋莎火箭炮拖着长长的尾焰划破夜空，将关东军苦心经营多年的筑垒地域化为火海。

几乎没有预警时间，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如同三把锋利的尖刀，从西（外蒙古方向）、东（滨海边疆区方向）和北（黑龙江方向）同时突入伪满洲国腹地。

部署在西线、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迅速越过蒙古戈壁和大兴安岭天险。

而在东线，梅列茨科夫元帅的远东第一方面军，则顶着日军坚固要塞，在航空兵的密集掩护下步步推进。

远东第二方面军则从黑龙江北岸强渡，对关东军形成了纵深合围的巨大钳形攻势。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此刻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虚弱局面。

太平洋战场日益吃紧，日本大本营从1943年起，就开始不断抽调关东军的精锐师团和大量技术兵器增援南方。

到了1945年，这支纸面上仍有70余万人的庞大军队（含伪满军、内蒙德王军等），其实际战斗力早已大不如前。

许多师团严重不满员，充斥着强征入伍、缺乏实战经验的老兵和少年新兵。

装备陈旧，重武器匮乏，后勤保障体系几乎崩溃。

面对苏军装甲集群高速的“闪电突击”战术，关东军既缺乏有效的反坦克能力，也无力组织起纵深弹性防御。

仅用了六天时间，苏军西线主力便翻越了被认为机械化部队无法通过的大兴安岭，突进数百公里，兵锋直指沈阳和长春，彻底割裂了关东军的防御体系。

而在东线，尽管日军依托要塞进行了顽固抵抗，但在苏军陆空一体化的强攻下，防线也迅速瓦解。

日军仓促组织的所谓“神风”特攻队式的步兵反坦克自杀冲锋，在苏军钢铁洪流面前如同螳臂当车，瞬间被吞没。

整个关东军防御体系在数日内便分崩离析，部队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境地。

8月15日，就在苏军势如破竹之际，东京的广播播放了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关东军总司令部内部争论激烈，部分狂热的少壮派军官，甚至主张抵抗到底，“玉碎”殉国。

苏联最高统帅部严令前线部队继续进攻，直至日本关东军完全放下武器、停止有组织抵抗为止。

8月19日，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正式投降。

当硝烟散去，近60万名原属于关东军的官兵，包括部分后勤和技术兵种人员，以及部分随军人员，成为了苏联红军的战俘。

对于刚刚经历了卫国战争巨大创伤、男性人口损失惨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苏联而言，这60余万战俘不需要怜悯，他们必须为战争付出代价、且能用来填补劳动力的宝贵“资源”。

除了重伤员和极少数被认为有特殊价值的人员外，其余健康的战俘被迅速编组，通过“闷罐车”铁路运输，大规模地、几乎不加区分地，押往苏联广袤但严酷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

投入战后重建，特别是开发那片遥远荒凉、蕴藏矿产却又令人生畏的“处女地”。

列车一路向东，气温急剧下降。

当车门打开，迎接战俘的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令人窒息的严寒、无边的原始森林，以及裸露的冻土。

许多战俘在漫长的运输途中就已因寒冷、缺水缺粮和疾病而倒下。

抵达劳改营后，生存的条件同样极端恶劣。

他们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营房或半地下的土坯房，所谓的“床铺”往往只是冰冷地板上的木板通铺，供暖严重不足，破洞的窗户灌进凛冽的寒风。

战俘每天配给的口粮少得可怜，通常只是几片像石头一样坚硬的黑面包，以及冻得冰硬的土豆，偶尔有鱼干，但根本不足以支撑繁重的体力消耗。

缺乏维生素导致坏血病等营养缺乏症肆虐，医疗条件更是极度匮乏，药品稀缺，伤病得不到有效救治，一点小伤口就可能引发致命的感染。

从清晨天未亮到傍晚日落，在零下三四十度甚至五十度的严寒中。

战俘们被驱赶着进入原始森林砍伐树木，或在露天矿坑里用简陋的铁锹、镐头挖掘煤炭和各种矿石，或在冻得如岩石般坚硬的土地上开垦荒地，建设铁路、房屋、水电站等基础设施。

因过度劳累（过劳死）、肺炎、冻伤、斑疹伤寒等恶性传染病，以及各种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而死去的战俘数量惊人。

据不完全统计和后来的史学研究综合估算，在整个关押期间，因各种原因死亡的日本战俘人数约在5万至10万人之间，高峰期死亡率远超和平时期的劳动营。

在战俘中，约1万名被俘或未能及时撤离的日本女兵的处境，令人唏嘘。

在苏军最初匆忙的筛选中，大批日本女兵被认为没有重大军事价值，且不适于做重体力劳动，因此被相对随意地、就地遗弃或释放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尤其是在苏军尚未建立完全控制的地区。

她们瞬间从军人沦为流亡者，既被日本军队所抛弃，也得不到苏联人的接收。

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身无分文，加上战后东北社会秩序动荡，这些流亡女兵的处境比普通男性战俘更加艰难。

许多人冻饿交加、病饿交迫，倒毙于雪野或破屋之中，具体死亡数量难以统计。

最幸运的一批，莫过于遇到了我军。

当时已控制东北主要区域和人口稠密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后发展为第四野战军，采取了相对人道的政策。

东北民主联军收容了一些无处可去的原日本女兵，特别是医护和后勤人员。

这些女性被集中起来，提供基本的食宿保障。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一方面对其进行思想改造，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她们的医护专长，将她们编入解放军的野战医院、后方医院，或送往护士学校接受培训后上岗。

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生路，部分人因此得以在战后平安回国，也有少数人感激这段被收容、给予工作的经历，主动选择留在了中国。

而那些不幸被选入运往苏联远东、西伯利亚劳动营的女兵，则彻底跌入了另一个炼狱。

她们不仅要和男性战俘一样面对高寒、匮乏和疾病的折磨，在身体普遍不如男性的情况下承担远超承受能力的繁重体力劳动，更额外承受了更为残酷的性别暴力。

在高度军事化管理的劳改营中，失去一切的日本女性，会发生什么，或许无需多言，还可能要被同为战俘日本男性侵犯。

一些不堪忍受的女子选择了自我了断，自杀率远超普通战俘营。

即便侥幸存活下来，这份经历也终生缠绕着幸存者，成为她们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

当女性战俘在西伯利亚的绝境中沉浮，另一些犯下更大罪孽的人，却在悄然摆脱制裁。

那些曾在东北大地上用活人进行实验、制造生物武器的731部队成员，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

731部队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这支部队以“防疫给水”为伪装，实则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巨型细菌工厂，利用活体战俘和平民进行鼠疫、冻伤、活体解剖等反人类实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部队长石井四郎下令销毁所有罪证：

未使用的“实验材料”，即活体囚犯被毒气屠杀，焚尸炉昼夜燃烧；研究资料、仪器被转移或炸毁，营区化为废墟。

绝大多数731成员潜逃回国，战后美国为独占日本细菌战研究成果，与石井四郎达成秘密交易，以豁免731部队全体战犯的战争责任为条件，换取全部人体实验数据与细菌武器技术。

美国军方认为这些资料对冷战中的生物武器竞赛至关重要，甚至默许石井等人以假名隐匿身份。

苏联虽通过俘虏的部分731中下层人员及档案调查，如“特别移送”记录掌握了部分罪证，并在1949年“伯力审判”中判处12名战犯徒刑，但核心人物悉数逃脱。

东京审判中，因美国的刻意掩盖，731的罪行未被列入指控议程。

731部队成员脱去军装后，凭借血腥“研究成果”跻身日本社会精英：

植村肇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吉村寿人成为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内藤良一创办绿十字制药公司，继续操控医疗产业。

当普通战俘在西伯利亚，用尸骨填补苏联重建的沟壑时，制造更大罪恶的731恶魔们，却在战后日本享受荣华生活。

1946年，苏联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与美国施压，签订遣返协议，却以“劳动力短缺”为由拖延执行。

遣返持续至1956年，最终约47万人回到日本。

幸存者大多肢体残缺、心理崩溃，更因“战俘耻辱”遭同胞歧视，余生困于阴影；731战犯却从未付出代价。

参考资料如下：

【1】日本学者揭露：731部队用实验数据向美国换取免罪协议

来源：冷秋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