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去年过完年，县里宣布要搞”乡村振兴示范带”，祖祖辈辈生活的老村子被划进了拆迁范围。乍一听这消息，村里炸开了锅，人人脸上写满了算盘。王家老宅当然也在拆迁范围内，八百万的补偿金，像一阵风，把我们王家的沉默和平静都刮得七零八落。

村里老一辈的人常说，乱世见人心。我看拆迁也是。

去年过完年，县里宣布要搞”乡村振兴示范带”，祖祖辈辈生活的老村子被划进了拆迁范围。乍一听这消息，村里炸开了锅，人人脸上写满了算盘。王家老宅当然也在拆迁范围内，八百万的补偿金，像一阵风，把我们王家的沉默和平静都刮得七零八落。

早上去买油条，都能听见人议论纷纷：“王家发达了”、“八百万呐，能买县城几套房子了”。老板递油条的手都颤抖，好像那钱是他的似的。

油条包着张旧报纸，上面还印着去年县里发展成就，我笑了笑，把油渍糊了县长的脸。

要说王家老宅，着实不小。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还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原本是我爷爷的，爷爷去世后，爸爸和二叔一起继承了这处房产。后来爸爸在县里有了工作，便搬了出去，老宅就一直是二叔一家在住。

爸爸经常说：“让二叔住着吧，他孩子多，日子不容易。”

确实，二叔五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两岁，老幺才十一二岁，上初中。二婶身体也不好，年轻时得过一场大病，落下了病根，时不时就要去医院躺两天。二叔常年在村边的砖厂干活，风吹日晒，头发花白得比爸爸还早。但凡村里有个红白喜事，大家都会叫上二叔帮忙。“老王啊，来帮下忙”，他就放下手里的活，笑呵呵地答应。

村里来了钉鞋底的老师傅，都住在二叔家。师傅一个月来一次，住三五天，走的时候给二叔家留两块钱。二叔从不收，最后只好把钱偷偷塞在二婶枕头底下。

拆迁款分配的事，闹得不可开交。

“按道理，爸爸和二叔对老宅各有一半产权，那这拆迁款，应该四百万一人。”我爸这么说。

可二叔却摇头：“老哥，这些年都是我住着，你一分钱没享受到。再说了，这房子早就破旧不堪，值不了几个钱，主要是地皮值钱。你出去这么多年，在县城买了楼房，我还在这老屋里住着。算了算了，给我十万就行，剩下都是你的。”

“那不行，这是祖产，一人一半天经地义。”爸爸坚持。

“你不是说要给老大上大学吗？那学费不便宜，我这里够了。”二叔抿了口茶，茶杯是个洗发水瓶子改的，上面的商标还没完全擦干净。

我妈在一旁急了：“老王家的，你这不是让人家说闲话吗？四百万给十万，那是什么算法？”

二叔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历，还是去年的，停在了十月，那个月他老五考了班级第一。他笑了笑说：“嫂子，这钱给了，我心里过不去。再说了，我也不缺这个。”

我妈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世上有人嫌钱多的？”

二叔没接话，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粗糙得像树皮。

最后是怎么达成一致的，我也不知道。只听说二叔最终只拿了十万，其它的都归了爸爸。那段时间，爸爸心情好得不得了，天天哼着小曲，连早饭都多吃了半碗。

“咱家这次真是赚大发了，”爸爸对我妈说，“七百九十万啊，够在县城买三套电梯房了。”

我妈算盘打得更响：“要我说，咱买两套就够了，剩下的钱投资点什么，或者给孩子留着。”

我爸笑着摸摸我的头：“是啊，得给孩子攒点嫁妆。”

窗外一阵风吹来，吹翻了阳台上晾的衬衫，却没人起身去捡。

日子如流水，转眼半年过去了。

我爸在县城买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每个月坐在阳台上数租金，笑得合不拢嘴。

二叔一家搬到了镇上的一个老旧小区，那是用十万块钱付的首付，又贷了二十多万。月供不高，但对二叔家已是不小的压力。

那天我去镇上补习班，顺道去看二叔。他家的楼道又窄又暗，墙壁上的漆早就掉了，露出斑驳的水泥色。楼梯扶手断了一截，有人用一段竹竿接着，旁边贴了张纸条：“小心摔倒，物业不管”。

二叔家的门是蓝色的，掉漆了。门口放着双沾满泥的胶鞋和一把塑料伞，伞面上有个小洞，补了张胶带。

进门就听见二婶咳嗽，那声音听着刺耳。

“婶子身体不好啊？”我问。

“没事，老毛病了。”二叔呵呵笑着，从冰箱里拿出半个西瓜，“吃点凉的，今天热。”

冰箱门上贴着张老照片，是二叔一家六口的合影，拍摄于十年前的庙会上。照片已经泛黄，二叔那时候头发还黑，二婶笑起来没有那么多皱纹。

我吃着西瓜，看着墙上的钟，走得太快了，已经快了十分钟。可二叔好像没注意，或者不在意。

“大学开学了？听说四万多学费？”二叔问我堂哥的事。

我点点头：“嗯，我爸说花多少都值。”

二叔笑着摸摸下巴上的胡茬：“是啊，读书好，读书能改变命运。”

墙角的蚊香燃了一半，烟雾在房间里游走，盘旋，最后什么也没抓住。

二婶住院那天下了雨，淅淅沥沥的，没完没了。

电话是堂哥打来的，说二婶病情加重，已经送去了县医院。我爸妈接到消息，第一反应是：“不是常生病吗，有那么严重？”

到了医院才知道，二婶早已经肝癌晚期，只是一直瞒着所有人。医生说，最多还有一个月。

二叔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双手垂着，脑袋低垂。身边放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馒头和一瓶矿泉水，瓶身上还有水珠，应该刚从自动售货机买的。

“二叔…”我走过去，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没有泪水。“来了啊，吃饭没？”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也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二叔几乎不离开医院。

有天我去医院送饭，看见二叔在翻一个旧皮包，里面全是药单和检查单。最上面那张日期是去年冬天的，也就是拆迁前。

“二婶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了？”我问。

二叔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整理那堆单据。“去年诊断出来的，医生说要立刻做手术，需要很多钱。”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手中的饭盒差点掉下来。“所以…所以你才…”

二叔打断了我：“别告诉你爸。”

我不知所措，看着他把所有单据重新塞回皮包，然后小心翼翼地扣好扣子，仿佛里面装着什么珍贵的东西。

旁边病床的老人开始咳嗽，电视里播放着午间新闻，主持人正在介绍县里的新建设，背景里闪过我们村拆迁后的鸟瞰图，绿树成荫，规划整齐。

晚上我回到家，怎么也睡不着。

爸爸在客厅看电视，是个财经节目，讲如何投资理财。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专注的侧脸，突然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真相。

“爸，”我鼓起勇气，“你知道二婶为什么病得这么重吗？”

“人到中年，哪有不生病的。”爸爸头也不回，手里拿着个计算器按个不停。

“她…她去年就查出肝癌了。”我终于说出口。

爸爸的手停了下来，电视的光照在他突然僵硬的脸上。

“所以二叔才只要了那十万，剩下的钱…都给您了。”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钟表的走动声。爸爸的手抖了一下，计算器掉在了地上，电池滚出来，在地板上转了几圈，最后停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去了医院。

我跟在后面，看见他直接冲到二叔面前，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二叔比前几天又瘦了，刮胡子时划破了下巴，贴着一小块卫生纸。他看见爸爸，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哥，你怎么来了？”

爸爸的眼眶红了：“王二，你…你这个傻子！”

二叔挠挠头，目光飘向窗外。窗台上放着一盆不知名的小花，花瓣已经干枯，但叶子还是绿的。“大哥，别这样说…”

“那四百万，是你的！你明明可以拿来给嫂子治病，为什么不说？”爸爸的声音哽咽。

病房里其他病人和家属都看了过来，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假装没听见，继续削着苹果皮，那皮一圈一圈落下，像解不开的结。

二叔站起身，拉着爸爸的手走出了病房。我跟在后面，听见二叔说：“孩子的学费要紧，嫂子的病再早治也是这样。我不想让孩子们辍学，也不想让你们为难。”

“可那是你的钱啊！”爸爸声音颤抖。

“家就是一家，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二叔靠在走廊的窗边，阳光照在他脸上，皱纹深得像沟壑。

走廊尽头的电梯”叮”的一声开了，有人推着一张床出来，上面躺着个刚做完手术的病人，脸色苍白。

三天后，二婶去世了。

葬礼很简单，村里来了不少人，都穿着黑衣服，站在院子里抽烟，说着些怀念的话。

“王二家的，人真好，以前我媳妇生孩子，天天给送鸡蛋汤。”

“是啊，去年我家盖房子，王二帮了大忙，一分钱没要。”

我爸站在棺材旁边，久久不语。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掉下来。

葬礼结束后，爸爸把剩下的拆迁款分了二叔一半。二叔推辞不过，最后答应先收着，说是给几个孩子留着的。

二叔坐在自家阳台上，远远望着被拆掉的村子方向。那里现在只剩一片平地，和几台挖掘机。旧时光像那些被推倒的墙，灰飞烟灭，再也找不回来。

我问二叔：“您后悔吗？”

他摇摇头，低头摆弄着茶几上的一块石头，那是从老宅的院墙上带来的。“人这一辈子，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真没了。我对得起良心就行。”

楼下有人在放鞭炮，可能是谁家办喜事。声音震得窗户直颤，玻璃上贴着一张”福”字，已经褪色，但还是红的。

现在，我们村已经变成了一片漂亮的公园，有喷泉，有健身器材，甚至还有个小型湖泊。政府在入口处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乡村振兴示范区”几个大字。

每逢节假日，爸爸会带着我去公园散步，经过老宅的位置时，总会停下来看一会儿。

“二叔那人啊，”爸爸常说，“就是太实在，吃亏都不知道。”

我想起二叔曾经对我说的话：“人活着，不能太算计。该拿的拿，不该拿的，一分都不能要。”

那天，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发现了一个坏了的打火机，红色的，上面印着”砖厂”两个字。我知道是二叔的，他总是用这个牌子。我把它揣进口袋，想着下次见面还给他。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就像那八百万，就像二婶的生命，就像那个再也不会有人住的老宅。

世间万物皆有代价，只是有些代价，需要用一生去偿还。

公园的喷泉定时喷水，阳光照在水雾上，形成一道小小的彩虹。二叔说，这是好兆头。

我相信他。因为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他教会我最简单却最难得的道理：人心向善，世间皆安。

来源：一颗柠檬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