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大爷的修鞋摊支在县城步行街东头的榕树下，一块残旧的雨布顶着，几道缝补的痕迹像是老人额头上的皱纹。雨点敲在上面，发出零落的声响。

雨，总是下得不合时宜。

王大爷的修鞋摊支在县城步行街东头的榕树下，一块残旧的雨布顶着，几道缝补的痕迹像是老人额头上的皱纹。雨点敲在上面，发出零落的声响。

“又湿了，又湿了。”王大爷嘴里念叨着，一边手上不停，给一双学生皮鞋钉鞋掌。他的手指粗短发黑，布满老茧，指甲里嵌着一圈永远洗不掉的黑色。

这双手已经修了四十多年的鞋了。

修鞋摊不大，一个木箱子，一个三脚凳，几把锤子，几卷线，几块皮料，一大瓶胶水。还有一个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的笔记本，放在箱子底下，是王大爷最宝贝的东西。

我是在去年冬天认识王大爷的。那天我的皮鞋底开胶了，踩水一脚湿。路过他的摊位，看他正坐在那吃午饭——一个白瓷碗，里面盛着从家里带来的饭菜，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油渍。也许是看我狼狈的样子，他放下碗，示意我坐。

“修鞋？”

“嗯，底开了。”

“十块。”他接过鞋，头也不抬。

我点头，看着他起身泡了杯茶，茶叶罐是旧奶粉罐改的，罐身的婴儿笑得天真灿烂。他用开水瓶给自己倒了半杯水，杯子里飘起几片茶叶和一股青草味。

“坐吧，喝点水，等会就好。”

那天等修鞋的时间不短，因为后面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补自行车胎的，一个是换拉链的。我很奇怪一个修鞋匠还会这些。

“什么都会一点，不然光靠修鞋，怎么够生活？”王大爷笑，露出两颗发黄的门牙，“早些年还给人配钥匙呢，后来那些锁都变了样，我老眼昏花的，就不做了。”

修好的鞋比我想象的结实，连开胶的地方都看不出痕迹。我付了钱，多给了五块，被他推回：“就十块。”

走了几步，又返回：“大爷，您这手艺真好。”

他正在收拾工具，抬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干了一辈子，总得有点像样的。”

之后我经常路过他的摊位，有时候买包烟，递他一根。他不是每天都抽，说是省着点，逢年过节的时候招待亲戚才拿出来。但每次我递，他都会接，然后小心地放进衬衫口袋，那里已经有一小撮烟了，像是攒着什么宝贝。

王大爷的修鞋摊从早八点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几十年如一日。有时候下大雨，他会早点收摊。邻近的修表老板说，除了儿女结婚那几天，就没见过他关门。

“我这人闲不住，”王大爷有次和我说，“人啊，就得有个去处，不然浑身不自在。”

小镇上的老住户都认识王大爷，也都尊敬他。理发店的刘师傅说，王大爷年轻时是县玻璃厂的技术工人，手艺特别好，后来厂里倒闭，他就出来摆摊修鞋了。

“那时候是九十年代中期，整个县城像被抽了筋似的，一下子没了生气。好多人都出去南下打工了，王大爷已经四十多了，带着媳妇和两个孩子，哪也去不了，就在这扎下了。”刘师傅边剪头边说。

我问他王大爷的笔记本是做什么用的。

“那本啊，”刘师傅笑了，“那可是宝贝，里面记着几十年来经过他摊子的人和事，谁家娃儿出生了，谁家闺女嫁人了，谁家搬走了，谁从外地回来了……”

“他还记这些？”我有些惊讶。

“可不是嘛，王大爷摊子就摆在这个路口，这里可是咱们县城的要道，什么人都经过，什么事儿都能听到。他不识多少字，但认真得很，每天晚上回家，就让儿子女儿帮他写下来。后来孩子们上大学了，他就自己慢慢写，一笔一画，有时候写错了，就用浆糊贴上纸片重写。”

有天下午，天气特别好，阳光晒得人暖洋洋的。王大爷少见地没在忙活，而是翻着那本笔记。我凑过去看，只见纸张已经发黄，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的是娟秀的字迹，应该是女儿写的；有的歪歪扭扭，像是王大爷自己写的。

“大爷，这是您的日记啊？”

王大爷笑笑，摇头：“不是日记，是记事。每天街上发生的事，能听到的八卦，看到的变化，我都记下来。”

他翻到一页，上面写着：

“1998年5月18日，张木匠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是南京那边的。张木匠高兴坏了，今天路过还给我递了根烟，好烟，我没抽，收起来了。”

“2001年3月5日，县城要建新的商场了，就在老戏院的地方。听说要把老房子都拆了，很多人在担心。李婶子家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她愁得直叹气。”

“2008年7月29日，镇上通网了，小王开了个网吧，生意特别好，每天晚上都挤满了孩子。我儿子说这是好事，以后可以用电脑写信，不用寄那么慢的邮件了。”

翻着翻着，记录的内容从县城的变迁到王大爷自己的家事：

“2005年9月1日，儿子去北京上大学了，坐火车要20多个小时。昨天晚上他帮我把修鞋工具都收拾好了，说以后要靠我自己了。我说没事，爹一个人能行。”

“2007年6月20日，女儿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到了工作，是个会计。她给我买了个新的修鞋箱，比老的轻多了，背起来不费劲。”

记录到2010年后，字迹越来越潦草，有些地方甚至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眼睛不好了，”王大爷不好意思地说，“但还是要记，不记下来怕忘了。这些年变化大，一天一个样。”

我指着那本已经鼓起来的笔记本问：“这里面得有多少年的事了？”

“从九五年开始的，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王大爷合上本子，小心地放回箱子底下，“其实是孩子他妈的主意，她说我每天在街上，见的人多，听的事多，不记下来可惜了。”

“孩子他妈呢？”我随口问。

王大爷沉默了几秒，手上捏着修鞋锤，眼神飘向远方，声音低了下去：“走了，十年前的事了。肺病，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那时候孩子都在上大学，花钱的地方多，看病就迟了点。”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低头看着地面。

“没事，”他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人这一辈子，走走停停，都是命。”

后来的日子里，我时常去王大爷那里坐坐，修个鞋，聊聊天。有次我带了本充电宝，他很好奇，摸了又摸，问这是做什么用的。

“给手机充电用的，”我解释，“您没用过吗？”

王大爷摇头：“我那个砖头机，三天充一次电就够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老式诺基亚，按键都磨得发亮，“这是女儿给买的，说万一有事能联系上。”

“您不换个智能手机吗？现在可以视频通话，看见人。”

“不会用那些，”王大爷笑笑，“再说，听听声音就行了，耳朵还好使。”

那天傍晚，刚收了摊的王大爷正准备回家，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路边，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爸！”男人叫道，大步走过来，一把抱住王大爷。

王大爷显然愣住了，然后脸上绽放出我从未见过的笑容：“小强？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原来是王大爷的儿子王强回来了。他如今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做技术总监，这次是出差路过县城，特意来看父亲。

“走，爸，咱们去吃饭。”王强一边说，一边要接过王大爷手中的工具箱。

“别，别，”王大爷躲开，“我自己来，弄脏你的衣服不好。”

王强不由分说地接过箱子：“什么脏不脏的，这都是您养我上大学的家伙什，我拿着光荣着呢。”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王大爷虽然一辈子都在小小的修鞋摊前，但他的世界比很多人都要宽广。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收到一条短信，是个陌生号码：“您好，我是王大爷的女儿王丽。爸爸说您经常去他那里坐坐，他很喜欢和您聊天。现在他生病住院了，想请您有空去看看他。”

我赶到县医院时，王大爷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但看到我进来，立刻挣扎着要坐起来。

“别动，大爷，您好好躺着。”我按住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病房里还有一个中年女性，是王大爷的女儿王丽。她温和地笑笑：“爸爸经常提起您，说您是个有心人。”

王大爷气息有些弱，但精神还好：“没啥大事，就是那天下雨，着凉了。”

王丽摇头：“不是感冒，是肺炎。爸爸这些年一直在街头，风吹日晒的，身体早就亏空了。”

聊了一会儿，王丽出去买东西，病房里只剩我和王大爷。

“小伙子，”王大爷突然压低声音，“帮我个忙呗。”

“您说。”

“我的笔记本，在医院来的路上好像丢了。那可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啊。”他的声音带着焦急。

“在哪丢的，您还记得吗？”

“应该是上救护车的时候，我把它揣在怀里的，到医院就不见了。”

我安慰他：“没事，大爷，我去找找看。”

接下来的几天，我沿着救护车来的路线找了个遍，问了路上的店主，问了医院的保安，都没有线索。王大爷看起来很失落，每次我去，他总是问：“找到了吗？”

一周后，王丽告诉我，县文化馆的馆长来医院看望了王大爷，并且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他们想收藏王大爷的笔记本，作为县志资料保存。

“这么多年来，爸爸记录的不仅是他自己的生活，也是整个小镇的变迁史啊。”王丽说，眼里含着泪，“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王大爷，发现他的精神好多了，甚至坐起来喝粥。

“大爷，听说文化馆要收藏您的笔记？”

王大爷点点头，有些腼腆：“没想到那破本子还有人要。馆长说，这是民间史料，很珍贵。”

“那本子真的丢了吗？”我突然问。

王大爷眨眨眼，然后笑了：“瞒不过你。其实它在我床底下的包里呢。”

“那您为什么说丢了？”

“那天上救护车，我糊涂了，确实以为丢了。后来发现还在，但我不想给他们。”王大爷顿了顿，“那是我和老伴的心血啊，给了文化馆，就成了公家的了。”

我理解地点点头。这本记录着四十年时光的笔记，对王大爷来说，不仅是历史资料，更是情感寄托。

出院那天，王大爷的儿女都回来了。王强从北京飞回来，王丽请了长假照顾父亲。他们决定，王大爷不再出去摆摊了，跟女儿一起住在省城。

临走那天，王大爷坚持要去他的修鞋摊看一眼。摊位已经被收拾干净了，只剩下那棵老榕树依然枝繁叶茂。

王大爷从怀里掏出那本笔记，又掏出一支笔，在最后一页写下：

“2025年3月10日，今天我离开这个摊位了，以后要去省城和女儿住。三十年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认识我，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和我有缘。感谢大家这些年的照顾。”

写完，他把笔记本递给了我：“小伙子，你留着吧。我看你挺喜欢这些老故事的。”

我惊讶地接过来：“大爷，这可是您的宝贝啊。”

“我这人记性还行，”王大爷指指自己的脑袋，“重要的事都记在这里了。再说了，笔记本给你，你要是能把这些事整理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也是好事。”

后来，王大爷跟着女儿去了省城。半年后，我收到一张照片，是王丽发来的。照片上的王大爷坐在小区的长椅上，膝上放着一个崭新的笔记本，正在奋笔疾书。

王丽的留言是：“爸爸在记录新社区的故事，说是要把城市里的人情冷暖也记下来。”

又过了一年，县文化馆举办了一个特展，主题是”小镇记忆：一个修鞋匠的四十年观察”。展厅里，王大爷的笔记被放在玻璃柜中，周围是从笔记中整理出来的照片、实物和文字。

开幕那天，七十多岁的王大爷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白衬衫，背挺得笔直。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看似平常的事。

王大爷想了想，说：“人这辈子不就是个过程吗？我修鞋补胎是个过程，孩子上学成材是个过程，小镇变成城市也是个过程。过程中的每一天，每一件小事，都值得记住。”

展览的最后一个展柜里，放着王大爷修鞋用的工具——锤子、剪刀、线轴、胶水。旁边是他的两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照。照片下方，是王大爷写的一句话：

“我的手艺修不了天下所有的鞋，但我的记录留下了这个小镇的每一步脚印。”

每次路过那棵老榕树，我都会想起王大爷和他厚厚的笔记本。小镇在变，人在走，但故事留下来了，就像王大爷的那双粗糙的手，修补着我们生活中破损的部分，让一切能够继续向前。

就在上个月，王丽给我发了条消息，说王大爷在省城的社区被评为”民间记忆官”，每周五下午在社区中心给孩子们讲小镇的故事。

“爸爸说了，”王丽在消息里写道，“让你有空去听听，看他讲得对不对。”

我笑了，心想，这个固执的老人啊，把自己的一生都耗在了记录别人的生活上，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别人生活中最温暖的一部分。

如今，每当有人问起我们小镇的历史，我都会说：“去找王大爷吧，他的笔记本里，记载着我们所有人的故事。”

来源：一颗柠檬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