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有不快而以戾气加人，可乎？” 这句古训，值得刻进心里！

摘要：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又号澄怀主人，张英次子，清代桐城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中设军机处，与鄂尔泰同为军机大臣，凡规制均出其手。乾隆时亦深得信任，进爵三等勤宣伯，

座右联语

张廷玉

文端公对联曰：“万类相感以诚；造物最忌者巧。”

又曰：“保家莫如择友；求名莫如读书。”

姚端恪公对联曰：“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又《虚直斋日记》曰：“我心有不快而以戾气加人，可乎？我事有未暇，而以缓人之急，可乎？”

均当奉为座右铭。

作者小传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又号澄怀主人，张英次子，清代桐城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中设军机处，与鄂尔泰同为军机大臣，凡规制均出其手。乾隆时亦深得信任，进爵三等勤宣伯，加太保。前后居官五十年，先后纂康熙、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等总裁官。谥“文和”。著有《澄怀园全集》。

题解

这篇文章选自张廷玉的《澄怀园语》卷一。

《澄怀园语》系张廷玉积其终生的闻见和人生感悟而写就的一部杂著。

其内容包罗甚广，小至修身齐家，大至治国安邦，皆信手拈来，阐发无遗。影响所及，除昌明教化、导人向善之外，尤可在家庭之内，使子孙规行矩步，熟悉为人处世之道。

就这一点来说，历来皆把它同张英所著《聪训斋语》并提，视作是家训中的双璧。

在本篇中，张廷玉选录了其父张英、岳父姚文然的三副对联及一则格言。

其中第一联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

第二联讲的是保家求名的正当途径；

第三联讲的是人之为人，必须具备超越自我的广泛的同情心；

最后一则讲的是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避免的两种不好的行为习惯。

凡此均可视作是立身行事的金玉良言，称之为座右铭，当是非常恰当的。

译文

文端公有一副对联说：“万物以诚实不欺相互感应；造物者最憎恶的是诈伪不实。”

又有一副对联说：“保持家道兴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择人而交上益友；获得名望最佳的途径莫过于努力读书。”

姚端恪公有一副对联则说：“常常觉得胸中充满着好生之情；须要知道世上还有很多穷苦之人！”

在《虚直斋日记》中他又说：“我情绪不佳就朝别人乱发脾气，这样做合适吗？我因事忙没有空闲，就耽搁别人急等着要处理的事，这样做可以吗？”

凡此所说，都应当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桐城派简介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它发端于清朝初年，衰微于民国时期，绵延200余年，集聚作家1200余人，传世作品达2000余种。因为该派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所以世人把他们及其追随者统称作桐城派，而尊方、刘、姚为桐城派三祖。

桐城派肇始于方苞，拓展于刘大櫆，奠定于姚鼐。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艺观点一脉相承，同出一源。而比方苞年长15岁、相互交往密切的同乡戴名世，也以能文著称。谈桐城派，本该戴、方并称，但戴名世因为《南山集》案被朝廷杀害，后人为了避讳，很少述及，直到晚清时期，戴名世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方苞论文力主“义法”，主张义求有物，法求有序；义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法即文章的表现形式，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力求两者统一。他期望作文的内容不违背宋代理学家程颐、朱熹的理，作文的形式不逾越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的度，合文统、道统于一体，取两者之长于一身。显然，他所说的“义”是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正统思想；“法”是指古文修辞、结构、章法等方面的程式。基于“古文义法”的理论原则，为了矫治明末以来流行的虚矫浮夸、故作艰深的文风，方苞又将“雅洁”作为品评文章优劣的标准，力求刊落芜词，删繁就简，创造出一种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纯粹散文。方苞本人散文创作的特色，正在于此。他的作品以经学专论、风光素描和颂序杂记之类的文章居多。其中有些文章，如《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情感真挚饱满，语言清新雅洁，意味深长，艺术价值尤高。

方苞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所奉行的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基石，为其追随者开辟了道路。其门下弟子众多，以刘大櫆最为著名。他上承方苞，下启姚鼐，被视为桐城派的中坚人物。

刘大櫆对义法理论的贡献主要在“法”方面。论文重视神气、音节，强调“文章另有个能事在”，并在“能事”上加以发挥，把方苞“义法说”进一步具体化了。他主张先立神气以为文法的最高妙处，然后求神气于音节，再求音节于字句，这就给人们指出了作文之法和学文之径。同时，刘大櫆还提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在于从熟读涵咏中来，以此掌握神气、音节的运用，写出雅洁而富有气韵的古文。其《论文偶记》作为第一部桐城派文论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桐城派的堂庑，经刘大櫆而渐大，到姚鼐而益昌。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姚鼐撰写《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借用《四库全书》编修程晋芳、周永年的话，称赞：“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桐城派之名由此呼之欲出，同时也奠定了姚鼐作为文派集大成者的崇高地位。

姚鼐对“义法说”的贡献，是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并重的主张和“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概念，创立了“阴阳刚柔”的文章风格说。他论古文兼及于诗，编纂的《古文辞类纂》选文范围深广，文体分类比较科学，并以独到眼光辨析了它们的源流，是世所公认的经典古文选本。

姚鼐一生大部分时间均从事于教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诗文并治，兼取它长，著述很多。不少作品达到了晶莹澄彻、明润无疵的境界，于唐宋八大家后，自树一帜。其《登泰山记》等都是足以反映其散文成就的代表作。姚鼐弟子众多，其中上元梅曾亮、管同，桐城方东树、刘开，并称为姚门四杰，再加上他的侄孙姚莹等人，都取得了较高成就，桐城派声势日益壮大。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处在转型期的桐城派呈现衰落景象。晚清重臣、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组建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挽救了清朝濒临灭亡的命运，号称“同治中兴”。他服膺桐城派，尊崇姚鼐，于“义理、考证、文章”之外，提出“经济”之说，重视文章经世致用的实际功用。他凭藉自己的政治地位招揽人才，延处幕府，并在一起切磋文事，一时能文之士趋之若鹜，参加者达八十三人之多。桐城派的声势由此得以复振，曾国藩亦成了姚鼐之后的唯一宗师。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被称为“曾门四弟子”。张、吴精于创作，潜心教育，有学者风范；薛、黎长于经济，出使外国，有治理才能。由于他们的勉力维持，桐城派在曾国藩去世后，依然不曾衰歇。

清末到民国初年，桐城派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声势与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但在文坛仍然保有一定实力。福建人林纾、严复都是吴汝纶的弟子，他们用桐城派古文翻译西洋小说和政论著作，风行一时。而桐城人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利用在北京大学、安徽高等学堂等任教的机会，一直坚守桐城派古文阵地，享有较高知名度。新文化运动兴起，桐城派成为它的首要敌人，其文坛主流地位被颠覆，在历史的大潮中渐行渐远。

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桐城之所以成为泱泱文派的发祥地，除了域内自然风光秀美、历史积淀深厚、前辈作家引领、家风家教熏陶以及清朝文化政策的影响等因素外，还在于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作家具有 “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守正创新精神。岁月流逝，时至今日，桐城派的影响依然存在，现当代许多作家仍能从桐城派那里得到丰厚的创作营养，而一般读者研读揣摩桐城派的文章，也能学到桐城派写作的精髓，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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