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5年，许广平给鲁迅写下第一封信时，这位北大女学生或许未曾想到，她会成为撬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根杠杆。

1925年，许广平给鲁迅写下第一封信时，这位北大女学生或许未曾想到，她会成为撬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根杠杆。

从《两地书》中“广平兄”的克制称呼，到信中讨论女师大风潮、国民劣根性，这段关系始终裹着“精神共鸣”的糖衣。

鲁迅在信中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惭，怕不配。”

彼时的师生恋，是冲破封建礼教的“进步叙事”，是知识分子对旧道德的反叛。

但细究起来，鲁迅与许广平的权力天平并不倾斜：许广平毕业后成为独立记者，鲁迅在信中称她为“战友”；许广平晚年更直言“他从不以导师自居”。

这段关系能被后世美化为“灵魂伴侣”，恰恰因为两人在文学与思想上势均力敌。

反观今日学术圈，权力早已取代灵魂共鸣，成了师生恋的硬通货。

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的宋副院长，显然深谙新时代的“恋爱经济学”。

大号“海阔天空”用于布置课题组任务，小号“浪花”发送“今晚想听你叫猪猪”；

党会上强调师德师风，微信里传授“删好友防捉奸”技巧；

白天给儿子煮饭标榜顾家好男人，深夜给女博士发鲍鱼隐喻调情。

从公开的聊天记录看，这段关系充斥着权力的不对等：

资源置换： “毕业包分配某研究院”的承诺，让学术指导变成了职场PUA；

身份操控： 要求学生党支部书记汪某“随时待命”，将党性修养与私生活捆绑；

技术掩护： 双账号切换、定时删好友、打车记录抹除——现代通讯工具成了权力寻租的遮羞布。

当宋副院长用课题经费给女博士订酒店时，鲁迅若泉下有知，恐怕要怒斥：“这哪里是风月，分明是官场现形记！”

民国文人搞师生恋，多少要讲些体面。

沈从文追张兆和，写了四年情书才换来一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顾颉刚给谭慕愚写诗，也只敢在日记里偷偷酸一句“吾爱其人”。

即便被诟病为“才子多情”，他们的风流至少披着文艺的外衣。

而今天的学术精英们，连这点体面都懒得维系。

交易化： 导师手握论文发表、毕业签字、就业推荐的生杀大权，女学生若想“顺利毕业”，就得接受“特殊辅导”；

工具化： 微信聊天记录中的“206女副教授代号”“背后蛐蛐同事”，暴露了学术圈将人际网络视为性资源的冰山一角；

庸俗化： 当宋副院长用“鲍鱼”暗喻调情时，知识分子最后一丝隐喻美学也死于中年男人的荤段子。

难怪网友调侃：“从前文人写诗，现在教授写撤回消息。”

许广平们选择鲁迅，是因他能提供思想启蒙而非北京户口；

而今日的汪博士们，面临的却是赤裸裸的生存博弈。

当女博士在课题组群里喊“宋老师平易近人”时，她或许早已参透规则：

捷径诱惑： 与其苦熬十年博后，不如“拿下导师”换一纸研究院offer；

道德困境： 举报者公开信中那句“没有挖不倒的墙角，只有不努力的小三”，撕开了学术圈“慕强”文化的疮疤；

系统性压迫： 从聊天记录中“杨老师（宋妻）毫不知情”到“组内女副教授被代号化”，女性在学术圈依然是被物化的客体。

鲁迅若看到汪博士的“职场捷径”，或许会叹息：“娜拉出走百年，竟还有人主动回到玩偶之家。”

南京师范大学的通报中，“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处罚，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行为艺术——毕竟宋副院长早已将导师资格用成了约会软件VIP会员。

从民国到元宇宙，知识分子总爱标榜“道德洁癖”，但现实往往更荒诞：

双面人生： 党会上谈廉洁，微信里谈鲍鱼；

技术腐败： 用撤回功能谈情，用打车软件开房；

代际传递： 儿子小宋将来若读到父亲“给儿子做饭”的聊天记录，不知是否会患上导师PTSD。

正如举报信结语所写：“希望不要再有人成为宋老师口中的‘年轻小伙’。”

这句呐喊，与其说是控诉，不如说是对学术圈权力伦理彻底崩塌的绝望。

百年前，鲁迅在《伤逝》中借涓生之口忏悔：“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今天的宋院长们，早已将爱情异化为权力的衍生品。

当学术圈从“理想国”堕落成“潜规则交易所”，或许我们该重读许广平那句清醒的宣言：“我不是谁的附庸，我是我自己。”——毕竟，能拯救风月的从来不是滤镜，而是对权力说不的勇气。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