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618年，原本一直打着“志在尊隋”旗号的李渊，在逼迫时年只有十四岁的恭帝退位后，于长安太极殿即皇帝位，国号为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史称唐高祖。

公元618年，原本一直打着“志在尊隋”旗号的李渊，在逼迫时年只有十四岁的恭帝退位后，于长安太极殿即皇帝位，国号为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史称唐高祖。

不久，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

李渊立国指出的“中国局势”*图源：史图馆

但在李渊称帝之初，唐政权的控制范围只局限于关中与河东一带，与之对抗的军阀势力主要有陇西的薛举、山西北部的刘武周、河北的窦建德以及洛阳的王世充等。

从太原起兵（617）时的年龄来看，李建成时年二十九岁，李世民二十岁，最小的李元吉十五岁。其中，老大和老二都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

《贞观之治》中的李建成、李世民与李元吉

当然，单论战功而言，李世民显然更胜兄长一筹。

一方面，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与储君的李建成，不可能轻易离开都城；而李元吉年龄尚幼，资历尚浅。因此，对外作战自然就会以李世民为中心。

另一方面，李世民从青年时代就以勇猛著称。

比如在唐军进入长安后不久，他先是率兵击败了来犯的薛举及其长子薛仁杲的部队，然后又向夺取了根据地太原之后大举南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发动了反击，夺回了包括太原在内的山西地区。

公元620年初的中国局势（图源：史图馆）

在武德四年（621），李世民更是一举击败了劲敌王世充和窦建德，基本上完成了“一统中国”的壮举。

鉴于李世民的战功过于卓著，李渊在其凯旋归来后，特别加封他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增加食邑二万户，赐给金车一辆，王公之衮衣和冠冕一套，玉璧一双，黄金六十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仪仗四十人。

“天策上将”是李渊新设的位子，地位与太子并列，在其他王公之上；陕东道大行台是负有统辖“陕东道”即山东（关东）地区民政、军事等全权的最高长官。

《贞观之治》中身着戎装的李世民

在亲信谋士王珪和魏徵等人的建议下，李建成主动向父亲提出了“带兵平乱”的请求。究其原因，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平定刘黑闼可以凸显太子的存在感；另一方面，可以抑制李世民在山东地区的扩张，进而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

《贞观之治》中的李建成

需要指出的是，隋末唐初文献中的“山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了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

尽管这些地区陆续被唐朝降服，但当地的名门望族以及“胡汉杂糅的豪杰”们所展现出的斗志和能量，依然让唐朝心有余悸。

鉴于此，李世民在向这一地区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先后吸纳了秦琼、程知节、尉迟敬德以及段志玄等“山东豪杰”的加入。他们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朝的大一统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再结合《旧唐书》中出现的“秦王左右多是东人”一句推断，在这一时期，“山东集团”似乎要成为李世民的核心基本盘。

隋末唐初文献中的“山东”的范围

除此之外，日渐成熟的李元吉也不断火上浇油，离间自己的两位兄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李建成天性更为仁和宽厚，倘若他能成为新君，自己的地位或许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这就使得他更“亲近”自己的大哥；其次，他或许暗藏着一种野心，认为自己倘若运气足够好的话，或许也可以坐上皇帝宝座。

因此，与兄长的优柔寡断相比，李元吉的“反心”更为决绝。

据《资治通鉴》中所载，他曾在武德七年（624）劝说李建成要尽快“干掉”李世民，甚至发出了“当为兄手刃之”的保证，但被对方加以制止。

《贞观之治》中的李元吉

对于双方矛盾的愈演愈烈，日渐衰老的李渊根本没有能力予以调节。

最终，双方在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清晨，在长安城北门——玄武门外发生了激烈火拼，李建成与李元吉二人被杀，这便是“玄武门之变”。

事变结束后，李世民从李渊手中夺过了实权，先是成为了太子，并在两个月后顺利登上了皇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

“玄武门之变”前夕的李建成与李元吉

不过在现存的史料当中，它长期被视为是“光明磊落的李世民，面对人格卑劣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陷害而做出的正当防卫”。

对李建成愤愤不平的李世民

这一论述是否存在“美化”或“篡改”之嫌，尚有待讨论（当然，大概率是存在的）。但事已至此，似乎已不再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六月四日正与东突厥汗国前来进犯的时间重合。于是，一个借口讨伐突厥，实际要削弱李世民的兵力并借机杀害李世民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李世民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决定先下手为强。其结果就是玄武门之变的发生。

决定放手一搏的李世民和山东豪杰们

实际上，围绕“如何应对突厥”这一问题，李渊、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三者之间出现了基于种种想法和意图的路线上的严重对立。

截至武德六年（623），“中国”境内的大多数军阀势力都已经被唐朝降服，剩下的主要是北方的东突厥汗国，以及凭借突厥之威生存的夏州（鄂尔多斯南部）梁师都和朔州（大同盆地西部的马邑）苑君璋的势力。

站在李渊的角度看，“攘外”的优先级已经高于“安内”了。

《贞观之治》中的李渊

再看东突厥汗国。7世纪初，这个疆域辽阔的国家不仅“控弦百万”，还征服了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地方政权和游牧部落。

除此之外，梁师都、刘武周、窦建德、刘黑闼等军阀都极力与之勾结，甚至不惜向其“称臣”。

东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

武德三年（620），颉利可汗即位。他不仅继续支持华北的军阀割据势力，还频繁率兵南下，大肆攻掠。史料记载：

武德五年（622），突厥大军“攻围并州（太原），又分兵入汾、潞等州（山西汾阳、潞城），掠男女五千余口”。

三年后，突厥“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山西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瑾全军并没”。

当然，在与突厥人的对抗中，李世民依然是最出彩的那一个。

比如在武德七年（624）秋，颉利可汗联合侄子、“小可汗”突利可汗再度率大军入侵。李世民得知后，果断出击取得成功，还与后者成为结义兄弟，这为以后实施的离间策略提前做好了铺垫。

突厥骑兵想象图

伴随着两国矛盾的愈演愈烈，李渊在武德八年（625）四月重新开启了两年前废止的关中十二军。

但需要指出的是，“十二军”的统帅无一例外都是李渊的亲信。也就是说，作为李世民嫡系的“山东集团”，至少在这一年都没有接到攻打突厥的命令。

坦诚说，这极有可能是李渊故意为之的举措——或许是对李世民“功高震主”的忌惮，或许是为了“抚慰”李建成与李元吉二人的小情绪。只不过，面对突厥人的虎狼之师，唐军遭遇完败。

李渊与群臣商讨应对突厥之策

面对咄咄逼人的突厥铁骑，有大臣向李渊提出了“焚长安而不都”以及“迁都襄阳”的消极提议。对此，李建成、李元吉以及宰相裴寂等人都表达了认可。实际上，李渊本人也一度打算这么做。

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李世民的坚决反对‌。

他不仅强调迁都会损害国威，还当众喊出了“十年内必擒颉利”的豪言。当然，他也反对现在就与突厥人寻求决战强硬做法，主张应该想方设法让突厥内部分裂。

慷慨陈词的李世民

尽管李世民的提议颇具建设性，但似乎并未得到李渊以及李建成、李元吉的认同。而他愈发坚信，倘若这一想法得不到尽快实施，国内将会再次回到隋末的混乱状态。

于是，在以房玄龄为首的山东集团的鼎力支持下，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为强，彻底结束这一纷争。事实证明，他的冒险取得了全面成功。

在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后，李世民当即就解散了关中十二军。

与此同时，那些跟随李渊在太原起兵的元老们逐渐“退居二线”，其权力和地位迅速被“山东集团”的骨干们取而代之。

李世民终于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根据《资治通鉴》当中的记载，在得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颉利可汗“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兵锋直抵渭水河畔。

尚未登基的李世民并没有派遣武将，而是“驰六骑”，冒险至渭水，“与颉利隔津而语”。不久，他亲自“斩白马”，并“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这便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

当然，尽管这一记述依然可能存在美化和篡改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颉利可汗主动撤兵一事是不争的事实。

《贞观之治》中的渭水之盟

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登基。与此同时，“剿灭突厥”也被提上了官方日程，而“天命”也倒向了这位未来的“天可汗”。在随后的两年间，他平定了包括梁师都在内的所有除东突厥汗国之外的国内所有的反对势力。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征讨东突厥汗国。九月，“突厥俟斤九人率三千来降”；“拔也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率众来降”；十一月，唐军从东到西分五路出兵，发起了全面攻击。

春风得意的李世民与被俘的颉利可汗

贞观四年（630）二月，李靖大破颉利可汗大军于阴山；三月，颉利可汗被俘。至此，东突厥汗国灭亡。几乎在同一时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四年后，颉利可汗去世，追赠归义王，谥号荒，葬于灞水（黄河支流）之东。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