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向来把现实的某个区域确保为它的对象领域。对置性的领域特征显示于：它先行把提问的可能性标画出来。任何一个在科学领域内出现的新现象都要受到加工，直到它适应理论的决定性的对象性联系。这种对象性联系本身时而会变化，但对置性本身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目的”的本质是：

科学与沉思（二）

理论向来把现实的某个区域确保为它的对象领域。对置性的领域特征显示于：它先行把提问的可能性标画出来。任何一个在科学领域内出现的新现象都要受到加工，直到它适应理论的决定性的对象性联系。这种对象性联系本身时而会变化，但对置性本身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目的”的本质是：对于一个行为和行动的自始得到表象的规定基础。如果某物自身始终由一个目的来规定，那么这就是纯粹理论。它受到在场者之对置性来规定的。倘若这种对置性被放弃掉，则科学的本质也就会遭到摒弃。现代原子物理学绝不排除伽利略和牛顿的古典物理学，而只是联合限制了后者的适用范围。而这种限制同时也证实了对于自然理论来说具有决定作用的对置性，自然就是依照这种对置性，作为一个时-空的、以某种方式可预测的运动联系呈现给表象。因为现代科学在上面所描绘的意义上是理论，所以在其所有观察活动中，它的追求方式，亦即有所追踪和有所确保的行动方式，也就是方法，具有决定性的优先地位。马克斯·普朗克说“现实的就是可测量的”意思是对科学来说什么可以被视为可靠的认识，关键就在于在自然的对置性中被设定的可测量性。相应地也在于测量行为的可能性。普朗克表达了现代科学的本质的某个内涵。一切关于现实的理论的有所追踪和有所确保的方法乃是一种测算。本质意义上的计算指的是：预计到某物，也即考虑到某物，指望某物，也即期待某物。以此方式，一切对现实的对象化都是一种计算，无论这种对象化是以因果说明的方式来追踪原因之结果，还是以形态学的方式来阐明对象，还是确保一种序列和秩序联系的基础。

作为关于现实的理论的现实科学是以方法优先为基础的，那么，它作为对对象领域的确保就必须把哲学领域相互划分开来，并且把划分开来的领域纳入到各个专门中。关于现实的理论必然是专门科学。对于一个对象领域的研究必须在其工作中深入探讨相关对象的各个特殊本性。这样一种对特殊事物的探讨使得专门科学的行动变成专业研究。专业化是现代科学之本质的一个必然的和积极的结果。把对象领域划分为专业区域，这种做法首先提供出各门科学之间的一种边界交流，由此使边缘领域显突出来。从这些边缘领域中产生出一种特有的推动力，从而引发出全新的、常常决定性的问题提法。人们是了解这一事实的。其原因还神秘莫测，就像现代科学的整个本质一样神秘。现在，我们已经根据“理论”和“现实”这两个主体阐释了“科学是关于现实的理论”这个命题，由此对现代科学的本质作了刻划。这是对第二个步骤的准备。在第二个步骤上，我们要追问：在科学的本质中隐蔽着何种毫不显眼的事态？

我们专门来留意一些科学对象领域的对置性一向处于何种情况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事态了。物理学如今包括了宏观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化学，它观察自然，作为无生命之物展现出来的自然。在这样一种对置性中，自然显示为物质物体的运动联系。古典物理学通过“核”与“场”来表象这些对象本身及其联系。对古典物理学来说，充满空间的物体的任何运动状态随时都既可以根据位置、又可以根据运动量来加以规定，也就是说都可以明确地得到预测。而原子物理学中，一个运动状态原则上只能在一个方面得到规定，或者根据位置，或者根据运动量。古典物理学主张，自然是可以得到明确而完整的预测的，而原子物理学相反，它只允许一种对象性联系的确保具有统计上的特征。

在现代原子物理学中，物质自然的对置性显示出于在古典物理学中完全不同的基本特征。古典物理学完全可以被整合到原子物理学中去，但反之则不然，核物理学再也不能回撤到古典物理学之中了。现代物理学的表象旨在“能写下一个唯一的基本方程式，从中得出所有基本粒子的特性，因而得出一般物质的形状”。

上面是我们对近代物理学内部的时代差异的大致说明，可以让我们弄清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化是在那里发生的，那就是在对自然在其中展现自身的对置性的经验和规定方面。而在这种从古典聚合物理学到核物理学和场物理学的变化中，没有发生变化的东西是：自然从一开始就必须受到作为理论的科学所实行的追踪性确保的摆置。

我们探讨何以在原子物理学的最新阶段上连对象也消失不见了，因而首先是主-客体关系作为一种单纯的关系到达了对于客体和主体的优先地位，并且作为持存物得到了保障。对置性转变为那种根据集置而得到规定的持存物的持存状态。主-客体关系于是就获得了它纯粹的“关系”特征，亦即订造特征，其中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作为持存物而被吞并了。这不是说主-客体关系消失了，而是它现在达到了它极端的、根据集置而预先被规定的统治地位。它成为一个有待订造的持存物。

理论把现实固定于某个对象领域，不过自然总是已经自发地在场了。对象化本身始终依赖于在场着的自然。即使理论处于本质原因而必然成为非直观的，它也依赖于以下事实，即：原子对一种感性直观展现自身，尽管这种基本粒子的自行显示是通过一种非常间接的、在技术上具有多样中介的途径来实现的。理论决不能绕过已经在场的自然，在此意义上它也决不会围着自然打转。物理学能够根据物质与能量的同一性来表象自然最普遍的一般规律性，虽然这种在物理学上被表象的东西就是自然本身，但肯定只是作为对象领域的自然，后者的对置性只是通过物理学的加工而得到规定的，并且在其中特地被建造起来。

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来说，自然在其对置性中只是一种方式，即在场者（自然、涌现）敞开自身并且把自身投给科学加工的方式。

即使物理学的对象领域本身是统一的和自成一体的，这种对置性也永远不可能包容自然的本质丰富性。科学的表现决不能改变自然的本质。对于物理科学来说，自然始终是不可回避的东西，因为理论决不能绕过在场者，而始终依赖于在场者；也因为对置性本身不允许与它相应的表现和确保去改变自然的本质丰富性。科学的表象从它这方面来说决不能决定：自然是否通过其对置性更多地隐匿自身，而不是把它隐匿的本质丰富性显现出来。科学甚至连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因此作为理论，科学已经把自身固定在受对置性界定的领域上了。

作为对象化的物理学与自然的对置性符合。在这种对置性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那个在双重意义上不可回避的东西。精神病学根据整个人的身体-心灵-精神统一体的对置性把人类心灵生活表象出来。历史学乃是对历史的勘查，所有以历史学方式被表象的被确定的东西，都是历史性的，也即都建立在发生之命运中。但历史从来未必是历史学的。在历史学理论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作为无可回避之物的历史。语文学探讨的是从对象性角度，也即通过语法、语源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风格学和诗学而固定下来的对象性角度来处理语言的。在语文学理论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作为无可回避之物的语言。

各门科学依赖于这个无可回避之物，但它们决不能改变后者的本质丰富性。各门科学的这种无能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追踪性确保是永无止境的，而倒是因为：自然、人类、历史、语言向来进入其中而展现自身的那种对置性本身，原则上始终只是一种在场方式而已，而上述在场者虽然可能以此方式显现出来，但从来就未必一定以此方式显现出来。这个无可回避之物本身还会引发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人们认为科学本身能够在它自身中找到无可回避之物，并且对这个无可回避之物本身作出规定。这是不对的。这类事情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倘若各门科学本身向来能够在它们自身中找到上面讲的无可回避之物，那么，它们首先就必须能对它们自己的本质作出表象。可是，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做不到这一点。

物理学的一切陈述都是以物理学方式来说话的，物理学本身决不是一种物理实验的可能对象。历史学决没有把握到它作为历史学、亦即作为科学的本质。科学不能借助于它的理论、并且通过理论的办法在任何时候都把自身表象为科学。

只有当我们一道注意到无可回避之物的这种不可接近性，我们才能把那个贯通并且支配科学之本质的事态收入眼帘。但我们为什么把不可接近的无可回避之物称为“毫不显眼的事态”呢？在西方精神史和科学史的过去几百年里，人们曾经一再地尝试对科学之本质作出界定。这样一种热烈而不懈的努力首先是近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今天人们在谈论各门科学的“基础危机”仅仅涉及到具体科学的基本概念。它决不是科学本身的危机。科学本身在今天的进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实可靠。

可是，与向来为各门科学提供领域的基本概念之设定方面的一种单纯不可靠性相比，那个贯穿并支配着各门科学、因而使其本质变得神秘莫测的不可接近的无可回避之物，其范围要广大得多，也就是说，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科学本身安于毫不显眼的事态，就像河流安于源泉。我们的意图在于指明这个事态，使得它本身暗示出科学之本质得以起源的那个地带。

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个始终被忽视的、科学本身不能接近的、但对科学来说不可回避的东西。它借对置性显示给我们，而现实就把自身展现入这种对置性中，理论就通过这种对置性来追踪对象，从而对表象确保这些在具体科学的对象领域中的对象及其联系。

这个事态贯通并支配着对置性，无论是现实的现实性还是关于现实的理论，都回响于这种对置性，因而甚至近代-现代科学的整个本质也在这种对置性中回响。

我们只能满足于指明这个毫不显眼的事态，至于它是什么，这需要另一种追问来加以确定。不过通过指明这个还不显眼的事态，我们已经被指引到一个路向上，使我们去直面值得追问的东西。与单纯的可疑之物和一切无疑之物不同，值得追问的东西首先自发地提供出一个清晰的动因和一个自由的支点，从而使我们能够把允诺给我们的本质的东西召唤到我们面前。在朝向值得追问者的路向上漫游，这并非冒险，而是返乡。

选取一个路向，选取一个实事已经自发地取得的路向，这在德语中叫做思忖、沉思。参与对意义的探讨，这是沉思的本质。沉思意味着比对某物的单纯意识更多的东西。沉思乃是对于值得追问的东西的泰然任之。

在沉思中我们走向一个场所，由此出发，一个贯穿我们当下所作所为的空间才得以开启自身。沉思的本质不同于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的本质，也不同于教化的本质。德语中“教化”意味着提出一个榜样和制定一条规章；进而意味着使预先确定的资质成形。教化需要一个事先确定的范型和一个全面稳固的立足点。一个共同的教化理想的制订以及这个理想的支配地位是以一种无疑的、在任何方向上都已得到确定的人之状况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本身必定建立在一种对一个不变理性及其原则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强力的信念之中。

而沉思把我们带到通向我们的逗留之所的道路上。这种逗留是一种历史学的逗留，是一种指派给我们的逗留，不论我们是以历史学方式来对它进行表象、分割和编排，还是认为能够通过一种对历史学的背弃来人为地摆脱历史。

我们的历史性逗留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来建造和扩建它的栖居的呢？沉思不能对此作出直接决定。教化时代趋于结束，并不是因为无教养的人们取得了统治地位，而是因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变得清晰可见了，在这个时代中，值得追问的东西重又开启出通向所有事物和所有命运之本质的大门。如果我们投身于那个事态已经选取的道路，由此开始我们的沉思，那么，我们就能与这个时代的广度之要求、这个时代的行为之要求相符合。但在与其时代的关系上，沉思仍然比以往通常的教化更暂时、更宽容、更贫困。不过，沉思的贫困乃是对一种财富的允诺，这种财富的宝藏在那种决不能得到清算的无用之物的光辉中闪耀。

根据一种行进开始时的不同位置，根据一种行进所穿越的不同路段，根据在途中向值得追问之物开启出来的不同远眺，沉思的道路总是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各门科学借助于自己的道路和手段决不能达到科学的本质，但科学的每个研究者却能够作为思想动物活动于沉思的各个不同层面上，并且保持这种沉思。即使人们一度通过一种特殊的恩惠达到了沉思的最高阶段，这种沉思也不得不满足于仅仅为我们今天人类所需要的呼声作一种准备。沉思需要以之作为一种响应，这种响应以那种不懈追问的清晰性，全神贯注于不可穷尽的值得追问之物，由之而来，这种响应会在适当的时机丧失追问特征，成就为质朴的言说。

理论向来把现实的某个区域确保为它的对象领域。对置性的领域特征显示于：它先行把提问的可能性标画出来。任何一个在科学领域内出现的新现象都要受到加工，直到它适应理论的决定性的对象性联系。这种对象性联系本身时而会变化，但对置性本身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目的”的本质是：对于一个行为和行动的自始得到表象的规定基础。如果某物自身始终由一个目的来规定，那么这就是纯粹理论。它受到在场者之对置性来规定的。倘若这种对置性被放弃掉，则科学的本质也就会遭到摒弃。现代原子物理学绝不排除伽利略和牛顿的古典物理学，而只是联合限制了后者的适用范围。而这种限制同时也证实了对于自然理论来说具有决定作用的对置性，自然就是依照这种对置性，作为一个时-空的、以某种方式可预测的运动联系呈现给表象。因为现代科学在上面所描绘的意义上是理论，所以在其所有观察活动中，它的追求方式，亦即有所追踪和有所确保的行动方式，也就是方法，具有决定性的优先地位。马克斯·普朗克说“现实的就是可测量的”意思是对科学来说什么可以被视为可靠的认识，关键就在于在自然的对置性中被设定的可测量性。相应地也在于测量行为的可能性。普朗克表达了现代科学的本质的某个内涵。一切关于现实的理论的有所追踪和有所确保的方法乃是一种测算。本质意义上的计算指的是：预计到某物，也即考虑到某物，指望某物，也即期待某物。以此方式，一切对现实的对象化都是一种计算，无论这种对象化是以因果说明的方式来追踪原因之结果，还是以形态学的方式来阐明对象，还是确保一种序列和秩序联系的基础。

因为现代科学在上面所描绘的意义上是理论，所以在其所有观察活动（Be-trachten）中，它的追求（Trachten）方式，亦即有所追踪和有所确保的行动方式，也就是方法，具有决定性的优先地位。马克斯·普朗克有一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说的是：“现实的就是可测量的”。这话意思是说：对科学（在眼下情形下就是物理学）来说什么可以被视为可靠的认识，关键就在于在自然的对置性中被设定的可测量性，相应地也在于测量行为的可能性。但马克斯·普朗克这句话之所以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它表达了现代科学（不光是自然科学）的本质的某个内涵。一切关于现实的理论的有所追踪和有所确保的方法乃是一种测算（Berechnen）。诚然，我们不能在数字运算的狭隘意义上来理解“测算”这个名称。广义的、本质意义上的计算指的是：预计到某物，也即考虑到某物，指望某物，也即期待某物。以此方式，一切对现实的对象化都是一种计算，无论这种对象化是以因果说明的方式来追踪原因之结果，还是以形态学的方式来阐明对象，还是确保一种序列和秩序联系的基础。甚至数学也不是一种在数字运算意义上的为了确定数量结果的计算，恰恰相反，数学乃是这样一种计算，它往往通过方程式来期待秩序关系的平衡，并且因此先行“预计到”一个对所有仅仅可能的秩序而言的基本方程式。

既然作为关于现实的理论的现实科学是以方法优先为基础的，那么，它作为对对象领域的确保就必须把这些领域相互划分开来，并且把划分开来的领域纳入到各个专门中，也就是要划分专门。关于现实的理论必然是专门科学。

作为关于现实的理论的现实科学是以方法优先为基础的，那么，它作为对对象领域的确保就必须把哲学领域相互划分开来，并且把划分开来的领域纳入到各个专门中。关于现实的理论必然是专门科学。对于一个对象领域的研究必须在其工作中深入探讨相关对象的各个特殊本性。这样一种对特殊事物的探讨使得专门科学的行动变成专业研究。专业化是现代科学之本质的一个必然的和积极的结果。把对象领域划分为专业区域，这种做法首先提供出各门科学之间的一种边界交流，由此使边缘领域显突出来。从这些边缘领域中产生出一种特有的推动力，从而引发出全新的、常常决定性的问题提法。人们是了解这一事实的。其原因还神秘莫测，就像现代科学的整个本质一样神秘。现在，我们已经根据“理论”和“现实”这两个主体阐释了“科学是关于现实的理论”这个命题，由此对现代科学的本质作了刻划。这是对第二个步骤的准备。在第二个步骤上，我们要追问：在科学的本质中隐蔽着何种毫不显眼的事态？

对一个对象领域的研究必须在其工作中深入探讨相关对象的各个特殊本性。这样一种对特殊事物的探讨使得专门科学的行动变成专业研究。因此，专业化决不是现代科学的一种盲目退化，甚或现代科学的一种衰亡征兆。专业化也不是一件完全不可避免的坏事。它是现代科学之本质的一个必然的和积极的结果。

界定对象领域，把对象领域划分为专业区域，这种做法并不会把各门科学分裂开来，而倒是首先提供出各门科学之间的一种边界交流，由此使边缘领域显突出来。从这些边缘领域中产生出一种特有的推动力，从而引发出全新的、常常决定性的问题提法。人们是了解这一事实的。其原因还神秘莫测，就像现代科学的整个本质一样神秘。

现在，我们已经根据“理论”和“现实”这两个主体阐释了“科学是关于现实的理论”这个命题，由此对现代科学的本质作了刻划。这是对第二个步骤的准备。在第二个步骤上，我们要追问：在科学的本质中隐蔽着何种毫不显眼的事态？

我们专门来留意一些科学对象领域的对置性一向处于何种情况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事态了。物理学如今包括了宏观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化学，它观察自然，作为无生命之物展现出来的自然。在这样一种对置性中，自然显示为物质物体的运动联系。古典物理学通过“核”与“场”来表象这些对象本身及其联系。对古典物理学来说，充满空间的物体的任何运动状态随时都既可以根据位置、又可以根据运动量来加以规定，也就是说都可以明确地得到预测。而原子物理学中，一个运动状态原则上只能在一个方面得到规定，或者根据位置，或者根据运动量。古典物理学主张，自然是可以得到明确而完整的预测的，而原子物理学相反，它只允许一种对象性联系的确保具有统计上的特征。

在现代原子物理学中，物质自然的对置性显示出于在古典物理学中完全不同的基本特征。古典物理学完全可以被整合到原子物理学中去，但反之则不然，核物理学再也不能回撤到古典物理学之中了。现代物理学的表象旨在“能写下一个唯一的基本方程式，从中得出所有基本粒子的特性，因而得出一般物质的形状”。

上面是我们对近代物理学内部的时代差异的大致说明，可以让我们弄清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化史在那里发生的，那就是在对自然在其中展现自身的对置性的经验和规定方面。而在这种从古典聚合物理学到核物理学和场物理学的变化中，没有发生变化的东西是：自然从一开始就必须受到作为理论的科学所实行的追踪性确保的摆置。

一旦我们以几门科学为例，专门来留意一些科学对象领域的对置性一向处于何种情况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事态了。粗略讲来，物理学如今已经把宏观物理学和原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化学都包括进去了，它观察自然(φύσις)，作为无生命之物展现出来的自然。在这样一种对置性中，自然显示为物质物体的运动联系。物体的基本特征是不可穿透性，后者又表现为基本对象的一种运动联系。这些对象本身及其联系在古典物理通过“核”与“场”来表象的。据此看来，对古典物理学来说，充满空间的物体的任何运动状态随时都既可以根据位置、又可以根据运动量来加以规定，也就是说都可以明确地得到预测。与之相反，在原子物理学中，一个运动状态原则上只能在一个方面得到规定，或者根据位置，或者根据运动量。相应地，古典物理学主张，自然是可以得到明确而完整的预测的；而原子物理学则相反，它只允许一种对象性联系的确保具有统计上的特征。

在现代原子物理学中，物质自然的对置性显示出与在古典物理学中完全不同的基本特征。古典物理学完全可以被整合到原子物理学中去，但反之则不然。核物理学再也不能扬弃于古典物理学中，再也不能回撤到古典物理学之中了。然而，现代核物理学和场物理学也还是物理学，也即仍然是科学，仍然是理论，这种理论追踪在其对象性中的现实之对象，旨在确保在对置性之统一性中的对象。甚至对现代物理学来说，关键也在于确保那些基本对象，整个领域的所有其他对象正是由这些基本对象组成的。现代物理学的表象也旨在“能写下一个惟一的基本方程式，从中得出所有基本粒子的特性，因而得出一般物质的性状”。（海森堡：“当前原子物理学的基本问题”，参看《自然科学基础的变化》，第八版，1948年，第98页）。

上面是我们对近代物理学内部的时代差异的大致说明，这可以让我们弄清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化是在哪里发生的，那就是在对自然在其中展现自身的对置性的经验和规定方面。可是，在这种从古典几何物理学到核物理学和场物理学的变化中，没有发生变化的东西是：自然从一开始就必须受到作为理论的科学所实行的追踪性确保的摆置。但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更准确地探讨，何以在原子物理学的最新阶段上连对象也消失不见了，因而首先是主-客体关系作为一种单纯的关系达到了对于客体和主体的优先地位，并且作为持存物得到了保障。

我们探讨何以在原子物理学的最新阶段上连对象也消失不见了，因而首先是主-客体关系作为一种单纯的关系到达了对于客体和主体的优先地位，并且作为持存物得到了保障。对置性转变为那种根据集置而得到规定的持存物的持存状态。主-客体关系于是就获得了它纯粹的“关系”特征，亦即订造特征，其中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作为持存物而被吞并了。这不是说主-客体关系消失了，而是它现在达到了它极端的、根据集置而预先被规定的统治地位。它成为一个有待订造的持存物。

对置性转变为那种根据集置（Ge-Stell）而得到规定的持存物（Bestand）的持存状态（Bestaendigkeit）（参看拙著《技术的追问》）。主-客体关系于是就获得了它纯粹的“关系”特征，亦即订造特征，在其中，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作为持存物而被吞并了。这并不是说：主-客体关系消失了，相反，它现在达到了它极端的、根据集置而预先被规定的统治地位。它成为一个有待订造的持存物。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那个包含在对置性之支配作用的毫不显眼的事态。

理论把现实固定于某个对象领域，不过自然总是已经自发地在场了。对象化本身始终依赖于在场着的自然。即使理论处于本质原因而必然成为非直观的，它也依赖于以下事实，即：原子对一种感性直观展现自身，尽管这种基本粒子的自行显示是通过一种非常间接的、在技术上具有多样中介的途径来实现的。理论决不能绕过已经在场的自然，在此意义上它也决不会围着自然打转。物理学能够根据物质与能量的同一性来表象自然最普遍的一般规律性，虽然这种在物理学上被表象的东西就是自然本身，但肯定只是作为对象领域的自然，后者的对置性只是通过物理学的加工而得到规定的，并且在其中特地被建造起来。

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来说，自然在其对置性中只是一种方式，即在场者（自然、涌现）敞开自身并且把自身投给科学加工的方式。

即使物理学的对象领域本身是统一的和自成一体的，这种对置性也永远不可能包容自然的本质丰富性。科学的表现决不能改变自然的本质。对于物理科学来说，自然始终是不可回避的东西，因为理论决不能绕过在场者，而始终依赖于在场者；也因为对置性本身不允许与它相应的表现和确保去改变自然的本质丰富性。科学的表象从它这方面来说决不能决定：自然是否通过其对置性更多地隐匿自身，而不是把它隐匿的本质丰富性显现出来。科学甚至连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因此作为理论，科学已经把自身固定在受对置性界定的领域上了。

理论把现实固定于某个对象领域，在物理学中就是把无机自然固定于某个对象领域。不过，自然总是已经自发地在场了。对象化本身始终依赖于在场着的自然。即使理论（就像在现代原子物理学中那样）出于本质原因而必然成为非直观的，它也依赖于以下事实，即：原子对一种感性直观展现自身，尽管这种基本粒子的自行显示是通过一种非常间接的、在技术上具有多样中介的途径来实现的（试想以下用于确定介子的威尔逊云室、盖革计数器、气泡室）。理论决不能绕过已经在场的自然，在此意义上它也决不会围着自然打转。物理学能够根据物质与能量的同一性来表象自然最普遍的一般规律性，虽然这种在物理学上被表象的东西就是自然本身，但肯定只是作为对象领域的自然，后者的对置性只是通过物理学的加工而得到规定的，并且在其中特地被建造起来。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来说，自然在其对置性中只是一种方式，即在场者——自古以来所谓φύσις[自然、涌现]——敞开自身并且把自身投给科学加工的方式。即使物理学的对象领域本身是统一的和自成一体的，这种对置性也永远不可能包容自然的本质丰富性。科学的表现决不能改变自然的本质，因为自然的对置性自始就只是自然展现自身的一种方式。所以，对于物理科学来说，自然始终是不可回避的东西。这话在此有双重意思。首先，自然是不可回避的，因为理论决不能绕过在场者，而是始终依赖于在场者的。其次，自然是不可回避的，因为对置性本身不允许与它相应的表现和确保去改变自然的本质丰富性。在歌德与牛顿物理学所作的那场不成功的争辩中，他心灵想的大抵就是这个。歌德尚未能看到，连他自己对自然的直观性表现也活动与对置性的媒质中，活动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因此原则上与物理学并无区别，在形而上学来看是与物理学同一的。科学的表象从它这方面来说决不能决定：自然是否通过其对置性更多地隐匿自身，而不是把它隐蔽的本质丰富性显现出来。科学甚至连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因为作为理论，科学已经把自身固定在受对置性界定的领域上了。

作为对象化的物理学与自然的对置性符合。在这种对置性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那个在双重意义上不可回避的东西。精神病学根据整个人的身体-心灵-精神统一体的对置性把人类心灵生活表象出来。历史学乃是对历史的勘查，所有以历史学方式被表象的被确定的东西，都是历史性的，也即都建立在发生之命运中。但历史从来未必是历史学的。在历史学理论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作为无可回避之物的历史。语文学探讨的是从对象性角度，也即通过语法、语源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风格学和诗学而固定下来的对象性角度来处理语言的。在语文学理论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作为无可回避之物的语言。

作为对象化的物理学与自然的对置性符合。在这种对置性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那个在双重意义上不可回避的东西。一旦我们在某个科学中看见这个不可回避的东西，并且哪怕只是对之作了大体的思考，我们就不难在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中看到它了。

精神病学观察人类心灵生活的病态的、同时又始终是健康的现象。它根据整个人的身体-心灵-精神统一体的对置性把这些现象表象出来。在精神病学的对置性中，已经在场的人类此在（Dasein）展现出来。人作为人绽出地实存（ek-sistiert）于其中的这个此之在（Da-sein），始终是精神病学不可回避的东西。

历史学，越来越迫切地向普遍历史学发展的历史学，在那个作为历史投送给其理论的领域里实行体的追踪性确保。“历史学”(ἰστοπεΐν)一词意味着：勘查和弄清，因而指一种表象。与之相反，“历史”一词则意味着某个发生的东西，是就它如此这般被准备和端呈、也即被派送和发送来说的。历史学乃是对历史的勘查。但是，历史本身并不是由历史学的考察创造出来的。所有历史学的东西，所有以历史学方式被表象的被确定的东西，都是历史性的，也即都建立在发生（Geschehen）之命运中。但历史从来未必是历史学的。

历史在其本质中是否仅仅通过历史学、并且对历史学来说才敞开自身，或者历史学通过历史学的对象化倒是更多地被掩盖起来了？这对历史科学来说还是裁定不了的。已经裁定的倒是：在历史学理论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作为无可回避之物的历史。

语文学以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文学方面的文字向来是某种语言中刚被言说的东西。如果语文学探讨的是语言，那么，它是从对象性角度，也即通过语法、语源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风格学和诗学而固定下来的对象性角度来处理语言的。

然而，语言在说话，同时它用不着成为文学，此外也无赖于文学本身是否达到了文学科学的论断要满足的对置性。在语文学理论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作为无可回避之物的语言。

对上面所讲的各门科学来说，自然、人类、历史、语言始终是已经在其对置性范围内起支配作用的无可回避之物；各门科学依赖于这个无可回避之物，但它们决不能改变后者的本质丰富性。各门科学的这种无能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追踪性确保是永无止境的，而倒是因为：自然、人类、历史、语言向来进入其中而展现自身的那种对置性本身，原则上始终只是一种在场方式而已，而上述在场者虽然可能以此方式显现出来，但从来就未必一定以此方式显现出来。

各门科学依赖于这个无可回避之物，但它们决不能改变后者的本质丰富性。各门科学的这种无能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追踪性确保是永无止境的，而倒是因为：自然、人类、历史、语言向来进入其中而展现自身的那种对置性本身，原则上始终只是一种在场方式而已，而上述在场者虽然可能以此方式显现出来，但从来就未必一定以此方式显现出来。这个无可回避之物本身还会引发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人们认为科学本身能够在它自身中找到无可回避之物，并且对这个无可回避之物本身作出规定。这是不对的。这类事情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倘若各门科学本身向来能够在它们自身中找到上面讲的无可回避之物，那么，它们首先就必须能对它们自己的本质作出表象。可是，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做不到这一点。

物理学的一切陈述都是以物理学方式来说话的，物理学本身决不是一种物理实验的可能对象。历史学决没有把握到它作为历史学、亦即作为科学的本质。科学不能借助于它的理论、并且通过理论的办法在任何时候都把自身表象为科学。

我们上面描绘的无可回避之物在任何一门科学的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那么，这个无可回避之物是不是我们想考察的那个毫不显眼的事态呢？既是又不是。说是，是因为这个无可回避之物属于我们所指的那个事态；说不是，是因为这个无可回避之物自身还不足以构成那个事态。这一点已经表现在：这个无可回避之物本身还会引发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无可回避之物在科学的本质中其支配作用。据此人们一定会认为，科学本身能够在它自身中找到无可回避之物，并且对这个无可回避之物本身作出规定。不过，恰恰这一点是不对的，而且这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本质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哪里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呢？倘若各门科学本身向来能够在它们自身中找到上面讲的无可回避之物，那么，它们首先就必须能对它们自己的本质作出表象。可是，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做不到这一点。

物理学之为物理学不能对物理学作出陈述。物理学的一切陈述都是以物理学方式来说话的。物理学本身决不是一种物理实验的可能对象。语文学的情形亦然。作为关于语言和文学的理论，语文学决不是语文学观察的一个可能对象。我们这个说法适合于每一门科学。

不过，人们或许会提出一个异议。与其他所有科学一样，历史学作为科学也是由一个历史的。可见历史科学本身能够在其课题和方法异议上观察自己。确实如此。通过这样一种观察，历史学就把握了它自身所是的这门科学的历史。只不过，历史学由此决没有把握到它作为历史学、亦即作为科学的本质。如果人们想对作为理论的数学作出陈述，那他就必须离开数学的对象领域及其表象方式。人们决不能通过一种数学运算来确定数学本身是什么。

事情依然是：科学不能借助于它的理论、并且通过理论的办法在任何时候都把自身表象为科学。

如果科学一直没有做到以科学的方式探讨它自己的本质，那么，科学就更不能达到那个在其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无可回避之物了。

于是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在各门科学中向来不可回避的东西，诸如自然、人类、历史、语言，它们作为无可回避之物，对于各门科学来说，并且由于各门科学的缘故而成为不可接近的。

只有当我们一道注意到无可回避之物的这种不可接近性，我们才能把那个贯通并且支配科学之本质的事态收入眼帘。

只有当我们一道注意到无可回避之物的这种不可接近性，我们才能把半个贯通并且支配科学之本质的事态收入眼帘。但我们为什么把不可接近的无可回避之物称为“毫不显眼的事态”呢？在西方精神史和科学史的过去几百年里，人们曾近一再地尝试对科学之本质作出界定。这样一种热烈而不懈的努力首先是近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今天人们在谈论各门科学的“基础危机”仅仅设计到具体科学的基本概念。它决不是科学本身的危机。科学本身在今天的进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实可靠。

但我们为什么把不可接近的无可回避之物称为“毫不显眼的事态”呢？毫不显眼的东西不会引起注意。它可能已经被看到，却没有受到特别的注意。我们所指明的这个在科学本质中的事态之所以还不受注意，难道仅仅是因为人们对科学的本质思考得太少吗？几乎没有人有理由下此断言。相反，许多证据表明，在今天，有一种奇特的不安不仅贯穿于物理学，而且贯穿于所有科学。但从前，在西方精神史和科学史的过去几百年里，人们曾经一再地尝试对科学之本质作出界定。这样一种热烈而不懈的努力首先是近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这里，那个事态如何可能一直未受注意呢？今天人们在谈论各门科学的“基础危机”。然而，它仅仅涉及到具体科学的基本概念。它决不是科学本身的危机。科学本身在今天的进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实可靠。

可是，与向来为各门科学提供领域的基本概念之设定方面的一种单纯不可靠性相比，那个贯穿并支配着各门科学、因而使其本质变得神秘莫测的不可接近的无可回避之物，其范围要广大得多，也就是说，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所以，各门科学中的不安就远远超出了科学基本概念的单纯不可靠性。人们在各门科学中感到不安，但尽管对科学作了对象的探讨仍然不能说这种不安从何而来、对何而发。人们今天从极为不同的立场出发对科学进行哲学思考。在此类来自哲学的努力中，人们遇到了一些自身描绘，往往是由各门科学本身以扼要概论的形式、并且通过对科学史的叙述而作出的自身描绘。

可是，与向来为各门科学提供领域的基本概念之设定方面的一种单纯不可靠性相比，那个贯穿并支配着各门科学、因而使其本质变得神秘莫测的不可接近的无可回避之物，其范围要广大得多，也就是说，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贯通并且支配着科学，即关于现实的理论，之本质的事态，乃是始终被忽视的、不可接近的无可回避之物。科学本身安于毫不显眼的事态，就像河流安于源泉。我们的意图在于指明这个事态，使得它本身暗示出科学之本质得以起源的那个地带。

不过，那个不可回避的无可回避之物仍然是毫不显眼的。因此，这个事态的毫不显眼状态就可能仅仅在于：它没有引起我们注意，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而毋宁说，这个事态的毫不显眼是因为它本身没有自发地显露出来。不可接近的无可回避之物之所以总是被忽视掉，原因在于它本身。只要这种毫不显眼是上面所讲的事态本身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如果要想对它作出充分的规定，我们就必须说：

贯通并且支配着科学（即关于现实的理论）之本质的事态，乃是始终被忽视的、不可接近的无可回避之物。

这个毫不显眼的事态隐藏于各门科学中。但它并不像苹果放在篮子里那样放在科学中。我们倒是必须说：科学本身安于毫不显眼的事态，就像河流安于源泉。

我们的意图在于指明这个事态，使得它本身暗示出科学之本质得以起源的那个地带。

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个始终被忽视的、科学本身不能接近的、但对科学来说不可回避的东西。它借对置性显示给我们，而现实就把自身展现入这种对置性中，理论就通过这种对置性来追踪对象，从而对表象确保这些在具体科学的对象领域中的对象及其联系。

这个事态贯通并支配着对置性，无论是现实的现实性还是关于现实的理论，都回响于这种对置性，因而甚至近代-现代科学的整个本质也在这种对置性中回响。

我们已经获得了什么呢？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个始终被忽视的、科学本身不能接近的、但对科学来说不可回避的东西。它借对置性显示给我们，而现实就把自身展现入这种对置性中，理论就通过这种对置性来追踪对象，从而为表象确保这些在具体科学的对象领域中的对象及其联系。这个还不显眼的事态贯通并支配着对置性，无论是现实的现实性还是关于现实的理论，都回响于这种对置性，因而甚至近代-现代科学的整个本质也在这种对置性中回响。

我们只能满足于指明这个毫不显眼的事态，至于它是什么，这需要另一种追问来加以确定。不过通过指明这个还不显眼的事态，我们已经被指引到一个路向上，使我们去直面值得追问的东西。与单纯的可疑之物和一切无疑之物不同，值得追问的东西首先自发地提供出一个清晰的动因和一个自由的支点，从而使我们能够把允诺给我们的本质的东西召唤到我们面前。在朝向值得追问者的路向上漫游，这并非冒险，而是返乡。

选取一个路向，选取一个实事已经自发地取得的路向，这在德语中叫做思忖、沉思。参与对意义的探讨，这是沉思的本质。沉思意味着比对某物的单纯意识更多的东西。沉思乃是对于值得追问的东西的泰然任之。

我们只能满足于指明这个毫不显眼的事态。至于它本身是什么，这需要另一种追问来加以确定。不过，通过指明这个毫不显眼的事态，我们已经被指引到一个路向上，使我们去直面值得追问的东西（das Fragwuerdige）。与单纯的可疑之物和一切无疑之物不同，值得追问的东西首先自发地提供出一个清晰的动因和一个自由的支点，从而使我们能够把允诺给我们的本质的东西召唤到我们面前。在朝向值得追问者的路向上漫游，这并非冒险，而是返乡。

选取一个路向，选取一个实事已经自发地取得的路向，这在我们德语中够叫做sinnan、sinnen，即思忖、沉思。参与对意义的探讨，这是沉思的本质。沉思意味着比对某物的单纯意识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有意识，我们就还没有在沉思。沉思更丰富。沉思乃是对于值得追问的东西的泰然任之。

通过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沉思，我们就特别地通达那个我们不曾经验也不曾看透，但长期逗留的地方。在沉思中我们走向一个场所，由此出发，一个贯穿我们当下所作所为的空间才得以开启自身。

在沉思中我们走向一个场所，由此出发，一个贯穿我们当下所作所为的空间才得以开启自身。沉思的本质不同于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的本质，也不同于教化的本质。德语中“教化”意味着提出一个榜样和制定一条规章；进而意味着使预先确定的资质成形。教化需要一个事先确定的范型和一个全面稳固的立足点。一个共同的教化理想的制订以及这个理想的支配地位是以一种无疑的、在任何方向上都已得到确定的人之状况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本身必定建立在一种对一个不变理性及其原则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强力的信念之中。

而沉思把我们带到通向我们的逗留之所的道路上。这种逗留是一种历史学的逗留，是一种指派给我们的逗留，不论我们是以历史学方式来对它进行表象、分割和编排，还是认为能够通过一种对历史学的背弃来人为地摆脱历史。

我们的历史性逗留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来建造和扩建它的栖居的呢？沉思不能对此作出直接决定。教化时代趋于结束，并不是因为无教养的人们取得了统治地位，而是因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变得清晰可见了，在这个时代中，值得追问的东西重又开启出通向所有事物和所有命运之本质的大门。如果我们投身于那个事态已经选取的道路，由此开始我们的沉思，那么，我们就能与这个时代的广度之要求、这个时代的行为之要求相符合。但在于其时代的关系上，沉思仍然比以往通常的教化更暂时、更宽容、更贫困。不过，沉思的贫困乃是对一种财富的允诺，这种财富的宝藏在那种决不能得到清算的无用之物的光辉中闪耀。

沉思的本质不同于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的本质，也不同于教化（Bildung）的本质。德语中“教化”（bilden）这个动词首先意味着：提出一个榜样（Vor-bild）和制订一条规章；进而还意味着：使预先确定的资质成形。教化把一个榜样带到人的面前，人根据这个榜样来构成他的所作所为。教化需要一个事先确定的范型和一个全面稳固的立足点。一个共同的教化理想的制订以及这个理想的支配地位是以一种无疑的、在任何方向上都已得到确定的人之状况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本身必定建立在一种对一个不变理性及其原则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强力的信念之中。

相反地，惟沉思才把我们带到通向我们的逗留之所的道路上。这种逗留始终是一种历史学的逗留，也就是说，是一种被指派给我们的逗留，不论我们是以历史学方式来对它进行表象、分割和编排，还是认为能够通过一种对历史学的一厢情愿的背弃来人为地摆脱历史。

我们的历史性逗留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来建造和扩建它的栖居的呢？沉思不能对此作出直接的决定。

教化时代趋于结束，并不是因为无教养的人们取得了统治地位，而是因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变得清晰可见了，在这个时代中，值得追问的东西重又开启出通向所有事物和所有命运之本质的大门。

如果我们投身于那个事态已经选取的道路（这个事态在科学之本质中、但不只是在这里显示给我们），由此开始我们的沉思，那么，我们就能与这个时代的广度之要求、这个时代的行为（Verhalten）之（des）要求相符合。

但在与其时代的关系上，沉思仍然比以往通常的教化更暂时、更宽容、更贫困。不过，沉思的贫困乃是对一种财富的允诺（Versprechen），这种财富的宝藏在那种决不能得到清算的无用之物的光辉中闪耀。

根据一种行进开始时的不同位置，根据一种行进所穿越的不同路段，根据在途中向值得追问之物开启出来的不同远眺，沉思的道路总是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各门科学借助于自己的道路和手段决不能达到科学的本质，但科学的每个研究者却能够作为思想动物活动与沉思的各个不同层面上，并且保持这种沉思。即使人们一度通过一种特殊的恩惠达到了沉思的最高阶段，这种沉思也不得不满足于仅仅为我们今天人类所需要的呼声作一种准备。沉思需要以之作为一种响应，这种响应以那种不懈追问的清晰性，全神贯注于不可穷尽的值得追问之物，由之而来，这种响应会在适当的时机丧失追问特征，成就为质朴的言说。

根据一种行进开始时的不同位置，根据一种行进所穿越的不同路段，根据在途中向值得追问之物开启出来的不同远眺，沉思的道路总是不断发生变化。

尽管各门科学借助于自己的道路和手段决不能达到科学的本质，但科学的每一个研究者和每一个教师、每一个穿越一门科学的人，却能够作为思想动物活动于沉思的各个不同层面上，并且依然保持这种沉思。

然而，即使人们一度通过一种特殊的恩惠达到了沉思的最高阶段，这种沉思也不得不满足于仅仅为我们今天人类所需要的呼声（Zuspruch）作一种准备。

沉思需要做这种准备，但并不是为了消除一种偶然的不知所措境况或者粉碎那种对思想的厌恶。沉思需要以之作为一种响应，这种响应以那种不懈追问的清晰性，全神贯注于不可穷尽的值得追问之物，由之而来，这种响应会在适当的时机丧失追问特征，成就为质朴的言说。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