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天才在某一领域焕发出特别耀眼的光华，往往会掩盖他在其他领域的光彩。在清初的文学天空，朱彝尊是像天鹰座牛郎星那样璀璨夺目的一等星，人们在他头上加上了“清朝三百年之冠”的桂冠。其实，他以等身的著作在许多文化领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

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天才在某一领域焕发出特别耀眼的光华，往往会掩盖他在其他领域的光彩。在清初的文学天空，朱彝尊是像天鹰座牛郎星那样璀璨夺目的一等星，人们在他头上加上了“清朝三百年之冠”的桂冠。其实，他以等身的著作在许多文化领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

我们不妨看看前人是怎样看待这位通才的。查慎行《曝书亭序》称朱彝尊:“天资明睿，器识爽朗，于书无所不窥，于义无所不析。盖尝错综人物而比量之，其博物如张茂先，多识如虞秘监，淹通经术如陆德明、颜师古，熟精史乘如刘知几、刘原父兄弟，贯穿今古，明体而达用，如马鄱阳、郑浃漈、王浚仪，而乃济以班、马之才，运以欧、曾之法，故其为文取材富而用物宏，论议醇而考证确。”

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指出:“朱彝尊之所以大过人者，在其学问功力深厚，不仅非王(士禛)、汪(琬)所能望，即毛氏(奇龄)抑犹逊其笃实。盖奇龄才胜其学，而彝尊学副其才，斯又两家之辨也。至于根底庞固，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远出并世诸儒之上。”陈衍《题竹垞图》评朱彝尊说:“胜朝数学人，终首朱锡鬯。经史既淹通，诗文复跌宕。”陈氏认为，清代诸学者和文人在并兼诸家之长方面，都不及朱彝尊，“所以小长芦，一代绝辈行”。至于朱彝尊本人，也不以做文人而满足。他在题赞尤侗《梦游三山图》时说:“吾梦游仙与翁异，尚多贾谊与虞翻。”就其引经学家虞翻为梦游所期而论，他显然是以经学家自许。

朱彝尊在经学方面足以雄视百代的造诣体现在《经义考》这部巨著中。毛奇龄在为《经义考》写的序中说:“《经义考》者，诸儒说经之书目也。”该书著录孔子以来的十四部儒家经典和各代学者诠解这些经书的8400多种论著，分别撮其提要, 从文献角度总结和反映了历代经学发展的状况。

《经义考》纂辑动因，一是痛前代遗编之失传，二是感当时说经之偏执。朱彝尊在《寄礼部韩尚书书》中自述缘起:“彝尊自知梼昧，老而阨穷，兼又丧子，无以遣日。见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虽绝，大义间存，编成《经义考》三百卷，分存、佚、阙、未见四门于十四经外，附以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板、著录，而以通说终焉。”

《经义考》除了将历代御注和敕撰的文献首先标注以示尊王外,其余的典籍都依次归入二十六个类目之中，每一类目之下的图书按照一定的规律依次排序。具体的做法是:同属一个学科的典籍先归入各类目,然后将同一类目中同一书名的文献集中排序,文献的著录一般为先注明书名,再标明作者的姓氏,若同一书名的书卷数不同，又依次著录每部书的卷数。

设置多种类目，是为了尽量将所有著作网罗无遗。与传统的经部文献目录相比，《经义考》不仅拓宽了经部固有的包罗范围，还新增了经学人物。如著录群经传授师承的“承师”一门，载孔门弟子九十八人，孟子之传十七人，前者足以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弟子解》之缺，后者也补充了史书所未备。另外《大戴礼记》、《国语》在其前代未被厕于正统之列，朱彝尊将《大戴礼记》、《国语》等书与十三经并重，从而使这两部不被重视的经典得到表彰。清人继此而建立了不少新说。《经义考》还将《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战国策》、《孔子家语》《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独立成义的著作收录入编，甚至对其历代注疏、考证、论说，也无不穷搜毕究。

《经义考》所设“逸经”类，著录诸经之逸篇，辑录诸经之遗句，不仅标明出处，而且还收录有关叙述或后人注释，使其对逸篇、逸句有所说明。这一类主要是补现存诸经之残，这种补益对于正确理解经书之义理，是不可忽略的。至于“毖纬”一门，著录的是说经的纬书。纬书兴起于西汉末，而盛行于东汉。昔日郑玄、何休都喜征引纬说以释群经，郑玄甚至还为此作过笺注。但在魏晋至隋代，纬书

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大规模地查禁，几近亡佚，《隋书·经籍志》仅收录40余种。朱彝尊于此类著作，博稽广考，钩沉索隐，连典籍文章乃至注疏中引用的纬书皆予以收录，因此，《经义考》的纬书一目竟多达169种。

再如“拟经”一类将那些既不是通过某一经书阐发自己的思想，也不是单纯地为经作注解，而是依据经典、直接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的著作归并到一起。扬雄的《太玄经》以《周易》、《老子》理论为主，吸收阴阳家之说，自成一家之言，便收入此类。从《经义考》对《道藏》的利用，也可看出其博涉之一端。道教自来被儒学家们视为异端，几乎无人问津于此，深求者更少。如《四库全书》对存书丰富的《道藏》，所取不及百一，所述《提要》也纰谬时见。而《经义考》则从《道藏》中剔取《皇极经世书》等，于各种论说，也取存不遗。总之，朱彝尊在“经义”的旗帜下，总聚文献、人物为一编，所存文献，不仅备存经义，而且也遴取子、史、集三部和《道藏》。如果只把《经义考》说成是经学的簿录，未免小看了它。

《经义考》的大部分类目是按照典籍内容性质设置的，但“刊石”、“书壁”两类例外，它们显然是以典籍形制为标准设置的。“刊石”既收录历代刻于京城太学、国子监的诸经，又收录石刻的某一经、或某一经中的单篇经文。《经义考》立“刊石”类，通过立目和对历代石刻经书的翔实考辨，强调标准本的重要，因为只有阅读客观正确的经书，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经书之义理。

刊石类所收的单篇经文，虽然不及整部经书石刻影响大，但作为石刻，不论是书写、勘对、镌刻都比较认真，相对而言，比传抄本错误较少，保存时间长久，不易擅改，所以有相当的校勘价值。“书壁”类一卷，仅收《唐太学壁经》一种。其实壁经与石经内容、效果相同，归为一类未尝不可，而《经义考》为一种壁经专设一类，不难看出，《经义考》不仅注意到壁经作为刊定本的作用，同时也不忽略它作为诸经的一种流传形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事实。

“刊石”、“书壁”两类的设立是强调经书曾以这两种形制流传，而大量的典籍流传形制则是版刻，这是《经义考》设“镂版”类的原因。这一类不著录经书，而是从《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元史》、《南雍志》、《国史志》等典籍中摘引出43条资料，记述了五代冯道刻九经精审校勘的传统，勾勒了宋、元、明刻印诸经的概况，此外也提及雕版印刷出现的年代，宋以来形成的主要刻书基础，及“建本多，蜀本好”的社会评论，还开列了国子监所藏诸经板片的数目，以及版刻的优势、刻版因磨损造成的麻烦等等，几乎包括了刻书的全部内容，俨然是一部雕版印刷发展史的构架。

朱彝尊透过雕板的诸多内容，提醒人们注意，经书版本的优劣直接影响经书之义理的正误。而“著录”类却不著录具体典籍，只记述自《汉书·艺文志》以降，至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近二十种重要目录著录经书的数目。

“通说”类是对经书和纬书总体的评说。说经3卷，摘录自先秦管子、庄子、尸佼、荀子乃至明清之际顾炎武、钱谦益诸家对诸经方方面面的议论。如庄周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刘安曰:“《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程子曰:“圣人六经，皆不得已而作。”顾炎武曰:“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这些议论出于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既有言六经性质、讲六经功用的，也有评六经流派优劣、疑六经之尊的等等。

公允地说，《经义考》所辑这些议论比较全面，也比较精辟，对诸经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值得注意的是，说经目最后有朱彝尊的三条按语，第一条，从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的金石学成果发现两《汉书》的《儒林传》对六经传人的记载不全，认为应以此补足。第二条以为汉儒各守其师说，不敢移易，是尊经，并无过错。而宋儒竟指责汉人训诂之害侔于秦火之燔，过矣。宋儒是帖括盛而经义微，语录多而经义少。第三条对南宋注四书者多于说经者很不满，抨击永乐年间纂《四书大全》攘窃一家之书以为书，废注疏而不采，与取士程式不协。从这两条按语不难看出，朱彝尊主张汉学的倾向，而有清一代儒学主流正是以汉学为旗帜反对宋学的。

朱彝尊认为精彩的题跋、序录往往对揭示文献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 《经义考》的编撰就形成了详尽收录文献序跋的特色。如二百四十二卷中收录的《演圣通论》一书记载了《崇文总目》中的有关资料和宋代学者晁公武撰写的序文和南宋学者陈振孙撰写的评论,两篇摘录一百多字,朱彝尊将之全文刊出。又如二百四十一卷中收录唐朝学者张参编撰的《五经文字》一书,将张参的自序,林罕、陈振孙、顾炎武等人所做的跋文都给予完整的反映。

由于《经义考》收录范围以珍、善本为主,再加上主人渊博的学识,因此著录文字及其考证辨析，旁征博引,详瞻精当,从各个角度反映和揭示了文献的学术价值。如卷二百七十九馬氏融《忠经》条下按曰:“《忠经》，盖拟《孝经》而作，考之隋唐经籍艺文志，俱不载，恐是伪托扶风马氏者。”《四库提要》及后来辨《忠经》之伪者，皆沿用此说。《经义考》的七百多条案语包含了朱彝尊治学的心得，从中可以看出他学术功底的深厚。

读书要从目录学入手，而《经义考》就是在搜罗各种书目的基础上编纂的一部经部及相关书籍的总目录，它使上下二千年间传经脉胳，一一可稽，也使得学者可以全面了解诸家异说和经书古注。这为后人治经提供了入学之门径，其功甚伟。后来乾隆御题《经义考》诗自注说:“自汉迄今，说经诸书存亡可考，文献足征;编辑之勤，考据之审，网罗之富，实有裨于经学。”

从《经义考》成为王鸿绪统稿《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提要的重要学术资源就可看出，这个评价，诚为确当。《明史·艺文志》中经部的《易》、《书》、《诗》、《礼》四类，基本上是钞录《经义考》的。经部仅取此四门，是因为《经义考》在朱彝尊生前只刻完前面一百六十七卷《易》至《乐》类。删定《明史》的王鸿绪等人仅据缺璧，而没有寻访朱氏的手稿，故而成此状况。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朱彝尊赞云:“文章尔雅，好古多闻。《经义》一编，有功斯文。”于其著述惟独拈出《经义考》。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曾说:“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清代经学之兴盛，与学者有《经义考》作为经学研究的津梁有关。

此后人们编纂各种目录，在体例上也往往效仿《经义考》。如章学诚的《史籍考》、谢启昆的《小学考》、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今人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日本丹波元胤的《医籍考》都是在《经义考》影响下产生的。

朱彝尊涉猎过多种官私书目，他关于书目的题跋有《文渊阁书目跋》、《跋重编内阁书目》、《崇文总目跋》等。其自编的书目有《潜采堂书目》四种，包括《全唐诗未备书目》、《明诗综采摭书目》、《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竹垞行笈书目》，另外，还有《曝书亭藏书目》、《曝书亭藏书目偶存》、《潜采堂宋元人集目》。

和顾炎武、阎若璩比较起来，朱彝尊的文字考证之学虽然缺乏石破天惊的伟论，但他对顾氏的音韵学研究和阎氏的考据都有所补正。朱彝尊曾在顾炎武给别人的一封信中看到，顾氏论“苓”字音义问题，认为凡“零”、“令”等字，都应当读若“邻”。朱彝尊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零”、“令”等字，古代人都读若“怜”，而非“邻”。阎若璩说“阙里”之名始于鲁恭王宫有双阙，朱彝尊在《答阎征君书》中，举顾炎武《肇域志》所引《史记·鲁世家》“炀公筑茅阙门”之文，说明炀公、恭王先后并有阙门，“阙里”之名从何而来不能臆定。阎若璩对朱彝尊很佩服，称他为“圣人”。

此外，朱彝尊在经学上还有一些大胆的怀疑和创见，表现了他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如：《尚书》百篇皆掌之外史，谕之行人，孔子于其间非有损益；对孔门弟子申党、薛邦，后人不当以疑似，妄为废斥；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为伪书；孔子未曾删《诗》，而《毛诗序》本乎子夏门弟子，授受间有补师说之不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废；《春秋》乃鲁史旧文，不过述一国之事；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为明人丰坊杜撰；《太极图》不是周敦颐首创，其原型脱胎于道士修炼的图解。朱彝尊持论和平，言之有据，不轻于附会，其考订所得，与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王锡阐、梅文鼎、阎若璩、胡谓、姚际恒、毛奇龄、陈启源、万斯同等学者，同调共鸣，为清代汉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来源：风花雪月元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