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作者：青衣

徐志摩24岁那年，遇见了16岁的林徽因。

这位年轻的诗人。立刻被林徽因的才情与气质所倾倒。

为她写下了无数热情洋溢的情诗。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徐志摩为林徽因放弃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业，追随她回到中国。

他甚至在北平的《晨报》上公开发表《致林徽因的一封信》，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爱意。

然而，林徽因最终选择了与梁思成订婚，并在给徐志摩的信中直言：

"诗人的爱太炽热，我怕被灼伤。"

徐志摩后来在《再别康桥》中写道：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他将剑桥的回忆，编织成永恒的爱情神话。

而对林徽因而言，那不过是一段青春插曲。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

徐志摩的悲剧在于，他把自己对理想爱情的想象，全部投射在林徽因身上。

而林徽因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距离。

这种单方面的情感投入，最终化作了《偶然》中的诗句：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犀利地指出："他人即地狱。"

我们常常被自作多情，困在莫须有的想象中。

让自己劳而无功，一无所得。

1888年12月23日，法国阿尔勒的一个冬夜，梵高用剃刀割下了自己的左耳。

这个惊世骇俗的行为背后，是一个关于自作多情的悲伤故事。

梵高一直将同为画家的高更，视为挚友和艺术上的知己。

他热情邀请高更来到阿尔勒同住，精心布置了"黄房子"，甚至为高更的卧室画了《向日葵》系列。

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梵高写道：

"高更的到来让我无比快乐，我们讨论艺术到深夜，这比任何药物都能治愈我的精神。"

然而，高其实并不享受与梵高共同生活的日子。

他觉得梵高过于情绪化，艺术观点也过于激进。

两人的争吵日益频繁，直到那个决定性的夜晚。

当高更宣布要离开阿尔勒时，崩溃的梵高做出了以上的极端行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更在离开后从未主动联系过梵高。

他在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地提到这段经历。

而对梵高而言，这次背叛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我本以为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理解，现在看来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

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对方的情感需求。"

梵高对高更的热情，源于自身对艺术共鸣的渴望，而高更从未真正需要这种关系。

这种单方面的情感投入，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误解。

我们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自作多情。

我们以为别人在评判我们，实际上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

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这就是水》的演讲中说：

"你最难意识到的事实是：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与你一样真实、复杂和强烈，而他们很少花时间思考你。"

当年，玛丽莲·梦露为肯尼迪献唱那首著名的生日快乐歌时，她漂亮迷人。

身上穿着几乎透明的，镶满水晶的礼服。

用那标志性的气声唱法，将一句简单的生日祝福，演绎得微妙而可爱。

梦露天真地相信，她与肯尼迪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情感联系。

她向朋友透露，肯尼迪承诺会与杰奎琳离婚并娶她。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频繁给他打电话，写下一封封未寄出的情书。

甚至计划召开记者会，公开他们的关系。

然而，对肯尼迪而言，梦露不过是一段笑话。

据他的助理后来回忆："他从未把玛丽莲当回事，他称她为'那个傻姑娘'。"

在梦露离奇死亡后，肯尼迪家族迅速抹去了，所有与她有关的痕迹。

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写道："幼稚的爱遵循'我爱因为我被爱'的原则，成熟的爱遵循'我被爱因为我爱'的原则。"

梦露对肯尼迪的感情，是典型的幼稚之爱。

梦露的传记作者总结道："她一生都在寻找一个，永远不会抛弃她的父亲形象，却总是爱上那些瞧不起她的人。"

这种模式性的自作多情，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我毁灭。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存在"聚光灯效应"。

往往我们会高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关注程度。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实验发现，当穿着印有尴尬图案的T恤进入房间时。

他们预估，会有约50%的人注意到，而实际数字不到20%。

现实生活中，我们精心编辑朋友圈，以为别人会仔细欣赏；

我们斟酌每一条微博的措辞，幻想会引起广泛共鸣；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点滴，误以为他人真的关心这些细节。

而真实的场景是，根本没有人真正在乎你。

永远不要自作多情，人本应该活得清醒和自由方式。

我们大部分的痛苦源于想象中的他人评价，而非现实。

别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关注你。

活得清醒的人都懂得，在自己的生活里舒服地活着。

因为真正的自由，是不再活在他人眼光里。

愿你自由而奔放，洒脱又坦然地为自己而活。

来源：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