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份政治”是理解当前西方政治思潮重要的理论光谱。非理性的激情寻求是身份政治的内在起源。因此，有必要从身份政治理论视角探索西方媒体信任危机及其可能产生的传播秩序变革。身份的核心在于“主我”与“他者”。媒体往往建构“身份”、形成“他者”，身份政治起源于人对自我尊

作者简介

向青平

向青平，湖南永顺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原文刊发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传播理论与实践”栏目，转载请注明来源。

摘 要：

关键词：身份政治；媒体信任；虚假信息；后真相；部落主义

阅读导引

一、逻辑起点：“尊严”寻求与“他者”建构

二、西方媒体信任流变：理性与伦理层面的双维解构

三、竞争真相：身份政治对媒体信任的认知挑战

四、媒体信任构建启示：定位功能及报道原则

五、结语

信任是维持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作为现代社会系统的沟通中介，媒体信任（media trust）是社会系统沟通信任的基础，也是新闻媒体机构存在的理由。2023年，盖洛普（Gallup）数据表明，美国的媒体信任自1972年“水门事件”中的68%下降到2023年的32%。2018年，英国《经济学人》以“后真相”（post-truth）概括总结了情感相比于事实更能影响人们态度的西方政治舆论环境。在这一年，爱德曼（Edelman）信任度晴雨表显示，媒体（首次）成为全球最不被信任的机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体信任下滑产生流变。现代社会中，媒体往往基于事实以建构真相,但西方后真相、后秩序中的媒体信任却在下滑。媒体信任理论建基于现代性理论的大厦之上。当前媒体信任的普遍下降，与当前西方世界出现的分裂、极化、相对主义等具有后现代特质的社会、政治变迁相互呼应，许多旧有理论不再能解释这些新的变化。关于媒体信任的研究需以更为宏大的社会思潮变化作为理论思考角度。当下，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已成为理解西方世界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因此，需要以身份政治视角透视西方媒体的信任危机，并探索其可能产生的传播秩序变革和挑战。此外，仍然需要思考如何应对身份政治所产生的挑战，尤其是我国主流媒体应对多元身份承认、提高传播力、影响力的策略。

一、逻辑起点：“尊严”寻求与“他者”建构

人性往往是政治历史发展的根源。身份政治的核心在于对“尊严”的寻求。“尊严”一词来自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是“灵魂中寻求承认的激情渴望”。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论人与人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就提出，人的第一个感受是关于自己的存在。黑格尔（Hegel）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主张，人类历史是由寻求承认的斗争驱动的。法兰克福学派霍耐特（Axel Honneth）在《为承认而斗争》中不仅明确使用了“承认理论”这个概念，而且提出了创立承认理论的明确目标就是“从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出发阐发一种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关于身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世界的理性启蒙、殖民时代、美国废奴运动、独立运动等。但现代意义的“身份政治”则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77年的《康比河公社宣言》表达了少数派黑人女性群体争取承认和平等权利的诉求。这被认为是身份政治话语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社会运动中。20世纪末，身份政治学正如火如荼之时，齐泽克（Zizek）从拉康（Jaques Lacan）精神分析视角审视当代左翼政治行动，认为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受害者政治”。2004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认为，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身份认同受到解构主义的冲击，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的群体归属。特朗普大选及英国脱欧让“历史终结论”的持有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再度审视西方民主制度，2018年福山出版《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是福山对西方政治及舆论环境变化根源的把脉和判断。他认为，基于种族、观念、文化、性别等差异的身份群体，尤其是边缘群体寻求相互的、对等的“承认”是政治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平等激情（isothymia）、优越激情（megalothymia）的寻求是身份政治的起源。围绕着平等激情、优越激情的寻求，历史的现代性转型就可以得到理解。平等激情、优越激情的追求要求被平等对待、被承认、被认同，西方诸多学者以身份政治理论阐释“黑命贵运动”“里希·苏纳克出任英国首相”等事件。福山认为“身份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人真正的内在自我有别于社会规则规范的外部世界，且外部世界对内在自我的价值或尊严不予恰当承认”。身份政治起源于20世纪后现代主义对于权威共识主体的解构，其象征着从“局部的”个人主义到“全面的”个人主义跨越，也象征着第二次个人主义的革命，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个体“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时代，即个人从前现代的整体宇宙秩序和伦理、政治秩序中脱离出来，将自身首先看作独立的个体。这也被称为“匮于承认的‘最后的人’”。20世纪后半期以身份认同为动力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深化为各种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平权运动、移民难民抗争运动等。其中无不彰显身份认同所激发的政治运动爆发力。综合而言，本文认为，身份政治可以理解为身份的政治化，自认为被遮蔽、被压迫的身份群体反抗“承认”的结构性压力，主张身份的平等地位及尊严的被承认。

研究媒体信任的本质是对影响人的认知判断体系的理解和考察。本文之所以从身份政治研究视角探索媒体信任，原因在于媒体作为“客体化”的环境影响着人的认知、情感等。“大他者”（the big other）是拉康的核心术语之一。人的“世界构建”，就是经由“大他者”的介入而落实。在人的世界中，无一不在大他者的规介中进行自己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媒体通过各种符号、意义等以构建“大他者”。社会实在的构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往往以媒体信任为基点。如“沉默螺旋”“议程设置”“创新扩散”等传播学经典理论均建立在媒体“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基础上。身份政治中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是“主体”和“他者”。“主体”是能动地把握世界的主体，而“客体”则是被动地被认识、被把握的对象，也就是被把握的他者。身份是作为被建构（construction）的本质存在。但身份政治形成意识形态的认知起点从阶级、性别等本质主义出发，强化的是“主我”身份认知判断。在媒体作为“他者”建构实践中，身份陷入了被媒体“言说”和“代表”的困境。报纸、广播及电视等媒体往往作为“大他者”建构“他者”。被建构的“他者”越是与“主体”自身认知经验感受不一样，主体所形成的反叛越强。如女性主义反对的是被建构成为传统做家务的女性形象，右翼民粹白人反感的是媒体忽视种族、性别区别的本质。在大众传媒所产生的公共领域，平等承认或优越承认的动力影响着“主我”价值主张，势必影响着媒体信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西方主流政党先后经历了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纽约时报》等媒体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象征。当下少有研究从身份政治视角研究西方媒体信任，更多的是将身份政治与自由主义危机、政治极化所产生的信任问题及民主政治危机进行研究。从身份政治视角研究西方媒体信任危机的本质也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审思。

二、西方媒体信任流变：理性与伦理层面的双维解构

既有研究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普遍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为社会互动网络提供了前提条件，其往往基于制度、专家等抽象理性层面；而人格信任则具有强主观不确定性，其建立的基础在于人际交往的过程和伦理道德等非理性层面。潘忠党将媒体信任理解为：“‘赛先生’的认知和伦理权威在新闻业这一特殊‘真相探寻’行业的体现”。综合以往关于媒体信任相关研究文献，可将媒体信任维度分为理性信任、道德伦理信任双层面。真实、事实、平衡等维度属于新闻机构的专业理性信任；而客观、公平等则属于道德伦理层面的信任。在关于新闻机构信任建构的历史过程中，理性和道德伦理构成了媒体信任的双重纬度。这也体现了媒体具有普遍信任与人格信任的双重维度。如前文所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后到特朗普时代,西方建制派媒体出现信任危机。因此，身份政治视角下研究媒体信任,应该从媒体信任的理性、伦理道德双层面进行反思以发现媒体信任“缝隙”。从现代“人本主义”而言，身份政治消解着西方媒体所主张的平等性、同一性与包容性。面对多元文化差异，作为现代社会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的媒体面临着其所建构的总体真相（the general truth）被分化的问题。

（一）理性信任层面:从事实建构到“理性不及”。就现代理性层面而言，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现代社会的抽象系统在一种脱域（dis-embedding）的机制中建立起了社会制度信任。现代社会的抽象系统以理性、专业性为社会结构的核心，如司法、医生等专家系统。20世纪40年代，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题为《一个自由和负责任的新闻界》报告中首次提出新闻业规范，即要求新闻媒体承担真实、全面、公平的社会责任。新闻专业主义旨在通过理性专业激发公众理性、产生对媒体的信任感，使新闻事件与社会多元主体深度连接。如新闻界提出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关键在于分清“事实与情感”。客观性原则是新闻业确立自身边界、实现自身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石之一，被称为“不死之神”（a god that won’t die）。《卫报》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总编辑斯考特（C.P.Scott）的座右铭便是“言论是自由的，事实是神圣的”（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西方媒体坚持自由主义的办报制度，尊崇事实理性的媒体从业传统。但理性建构却往往会出现哈耶克（Hayek）所提出的“理性不及”（non-rational）问题。他认为人的理性本身必然是有所“不及的”，理性建构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认为理性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信念极有可能摧毁理性。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曾说:“这个世界上许多最有害的行动的根源，常常不是那些恶人，而是那些品格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大众传媒认知权威的消解在于以“赛先生”为师的认知模式被部落主义或民粹主义的认识论（tribal or populist epistemology）所取代。身份政治下，身份主体更多的是反对媒体所谓的理性建构。西方新闻机构所追求的客观性被认为会导致虚假平衡，因为身份本身就意味着种族、性别等差异。媒体一味地追求平衡，却距离公众所认为的“事实真相”甚远。摒弃新闻工作者“情感”的客观性原则也从根本上否认了新闻机构、新闻工作者的原本身份、态度等。被认为“政治正确”的平衡或客观原则被认为是虚假的、不现实的。客观、平衡、理性原则所塑造的“真相”很大可能与人们的真实感受并不一致。事实上，也正是客观性原则导致媒体在后现代的解构中留下了“理性不及”的怀疑空间。尤其是新闻机构在党派斗争中的表现让公众失望。看似理性的建制派媒体被认为制造了“虚假”。有学者甚至将新闻机构认定为“大众欺骗系统”。事实理性所构建的现代化制度也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为现代社会的“理性铁笼”(iron cage)。身份政治反叛了看似冷静客观却失去人情温度的媒体理性建构的制度规范。

（二）伦理信任层面:从公正客观到道德质疑。德国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认为，报纸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机构”。作为国家与社会中间地带的媒体具有道德伦理色彩，是西方除了立法、行政、司法外的“第四权力”，具有天然的、深厚的伦理色彩。如1896年《纽约时报》创办人阿道夫·奥茨（Adolophs Ochs）曾提出确立“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的办报原则。由于风格古典严肃，《纽约时报》也被称为“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现代社会通过无处不在的电子媒体向每个人灌输相同的社会想象，将社会连成一体。他看到了公共领域的虚伪性，他提到“公共领域‘披戴’真理，就政府的义务等进行开导，也同时开导普遍意志”。新闻机构往往被认为对公共利益服务负有道德义务。《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强调监督政府、底层关怀、客观无偏见等新闻报道理念。西方媒体在其关于性别、环保及肤色等议题上尽力保持客观、公正及平衡，以维持现代社会对一致性的追求。

身份政治中，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已显现出对媒体作为“训道者”的道德厌倦。媒体被质疑为资本购买以扩大社交圈、降低社会协调成本。《纽约时报》评论版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Bret Stephens）在《如何摧毁主流媒体的信任》中认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被认为是在做高尚的生意，关于真相（truth）的生意”。原本媒体声称要主张社会公平正义，其也具有自由主义自命不凡精英意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较高话语权。但一旦涉及权力，媒体就往往被认为具有欺骗性、无视社会责任，其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信任就会变得非常脆弱。福山在《大断裂》中嗅到个人主义社会中，民众对媒体和政府的信任下滑问题。在身份政治中，个体所关注的是个人内在的生活体验。与其相信道德权威，不如基于“个体经验”趋向于内进行解构、质疑与批判。美国出现了基于多元身份撕裂的现代性问题。如记者习惯性地提倡将黑人、贫苦底层作为苦难传统进行报道，力求以普遍化的权利和平等主义视角构建边缘群体，而将美国部分白人的种族歧视等视为“恶”的来源，这激发了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反抗。西方世界政治舆论生态出现了“重返部落化”的趋势，媒体作为“公共领域”道德伦理所建构的“真理”被解构。

（三）建构能力:从“认知权威”到“分化真相”。现代化进程本是一个将政治去身份化的过程，以将社会主体纳入同质化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现代社会中的媒体话语权力集中，因而也具有将肤色、阶级、民族等同一化、去身份化的功能，“是整体性社会系统的认知权威”。但身份政治却在一元中发现多元，从同一中寻找差异，以文化、观念、种族及行为差异等解构现代媒体所建构的共识。基于后现代思潮的身份政治形成对现代媒体同一化的抵抗，媒体成为解构主义思潮下最先被抵制的主体之一。理性制度媒体所构建的“总体政治”难以形成“总体真相”。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西方社会建立了自由主义共识。但从政治思潮变迁的角度来看，当今西方世界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新自由主义”共识正在瓦解。西方媒体公共性、平等化的信念是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产物。现代性理论确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人本主义预先假设存在着一种先于社会其他一切的主体，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人”。现代社会制造真相的“偶像”面临着偶像的黄昏，或者说是“精英的黄昏”。身份政治中的人们不再相信媒体机构的“总体政治”（politics-in-general）的存在，而以“我的政治”（my politics）反抗媒体权威。意见中的立场或偏见显得至关重要，新闻机构所提倡的“真相”“事实”影响力下降。无论是在理性认知层面，还是道德伦理层面，媒体的认知权威都面临着下滑的危机。尼克斯（T.Nichols）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中认为，人们对各类专家和知识机构的信任度正在下降。新闻媒体只是知识主体中的其中之一，总体真相被不同身份群体的真相分化，在身份群体中,媒体所构建的总体真相成为分化的真相，舆论场中形成了基于不同身份的真相(truth in identity group)。尽管世界范围内诸多学者仍信任建制派媒体，但无可否认的是，在技术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政治极化使西方世界自由主义的建制派媒体处于共识建构能力瓦解的边缘。

三、竞争真相：身份政治对媒体信任的认知挑战

现代社会系统建构在意义基础上，媒体机构被塑造成了真相制造者。媒体形成的信息真理支撑着社会信息流动的过程。但身份政治强化了个体化的“主我”身份认知判断。身份政治中，社会行动者形成基于身份的部落，其所产生的是基于承认需求、自我认同的非理性、情感化导向的认知方式，具有后现代特性。毫无疑问，身份政治挑战了现代社会认知权威。

（一）认识方式：非理性情感认知削弱理性。知识的生成关注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媒体生存的合法性根源在于对事实真相的追求，而身份政治则形成价值情感层面的认知方式。新闻业需要提供事实，也被比尔·科瓦齐（B.Kovach）及汤姆·罗森斯蒂尔（T.Rosenstiel）称为“验证的科学”（a discipline of verification）。这也是新闻业有别于文学、娱乐、宣传等的内在特征。西方新闻史中不乏“水门事件”等深度报道，现代社会系统中媒体作为认知权威、话语权威等。身份政治中的价值情感取向更倾向于内在自我，更注重情感经验的真实，其内在寻求的是平等激情和优越激情，追求的是被尊重、被认可。身份政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根基是“受害者政治”“差异化政治”。身份政治以“受害者”的角色强化“非理性”的认知、表达及叙事方式。社会自我分裂成一个个越来越小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它特定的、受害者化的“生活体验”。

身份政治中，媒体面临着的是“受害者”的怨恨政治。比起单纯追逐经济优势、经济利益的人，渴望恢复尊严的受辱群体怀抱的情感更有分量。如女性运动中女性愤怒是基于其对尊严与认同的强调，要求媒体对被忽视的群体给予平等承认的尊重。技术加持下，网络世界各角落的个体遥相呼应，尤其在视觉的强情感刺激下，个体、群体的深层情感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人们或许更相信非理性之下的虚假信息所呈现的“真实感”，却不再将媒体作为单一的认知权威主体。非理性引发的社交媒体“假新闻”更是将公共意见推向更为极端的对“他者”身份偏见中。后现代政治学不再将理性视为定义政治真理的唯一力量，它也否认理性有能力继续像它以前那样充当解放的力量。媒体在多元身份纷争中甚至被认为是“虚假信息机构”，虚假信息所激发的不信任进一步弥漫在社会主体间。尽管政府、商业及独立机构等事实核查机构逐渐兴起，但仍然面临着谁有权定义“真相”、阐释事实的问题。只要涉及认知,发布事实、构建真相的主体都可能面临着信任危机。

（二）认知结果：部落化真相消解现代公共讨论。现代政治系统建立在有效沟通、交流、促成对方理解并进行互动共享以构建社会团结的基础上。1960年欧美和日本学者在日本箱根举行了“现代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探讨制定了现代化的标准。其中一条是：现代化社会必定是一个不断扩展并充满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现代社会中的媒体通过新闻报道，促使社会形成公共讨论。在公共讨论过程中，媒体在现代化、全球化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促使现代社会形成理性沟通、一体化的社会。如人们基于印刷媒介形成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但技术与全球化、多样化的共振促使着身份的剧烈变动及其引发的多元价值体系，电子媒介损坏了物质地点和社会场景的传统联系，模糊了以前不同的群体身份。

数字时代，西方媒体很难如其在现代社会一样具有制造共识的能力。尤其是社交媒体推动了独立社群，让想法相同的人超越地理限制，相互建立联系。“围护这些社群不需要物理围栏，靠的是对共同身份的信仰”。在身份政治中，人们大多不是以阶级而是把文化身份、观念身份等作为划分群体的标准，因而形成了跨阶级的多元政治主体。这也伴随着同性恋、女性、少数族裔等新兴边缘群体的意识觉醒。计算宣传、算法推荐助长了基于观念的“组”“群”“团体”等网络组织秩序的形成，越来越厚的壁垒形成认知的圈层，这也触发了更顽固的、基于“身份”的极化舆情。法国社会学家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认为，这其实是“部落主义认识论”。这是只承认部落真理（truth in tribal）的世界。如美国政治学家里拉（Mark Lilla）在《分裂的美国》中指出：“身份政治的危害在于它会沦为空洞的表演，由于群体间缺失共同政治愿景而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政治成果，其政治想象来自自己制造的对手，从而进一步加剧政治极化。”

（三）话语方式：后现代的微观叙事。微观叙事（microscopic narrative）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用来指“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和郑重其事的故事”。技术促使真相成了自我生成、自我导向和自我选择的真相。传统媒体时代，微观个体只是被动的解读者。新闻业与社交媒体之间逐渐呈现出竞争、互补或融合关系。技术参与到微观主体的真相产生、传播与解读中，个体的“在场”身份天然具有“真相持有者”的身份。一旦新闻机构所建构的真相稍有失实，就会消解脆弱的信任基础。身份政治中，在微观真相的呈现上，更多元的个人崇尚表达参与与被承认，以微观叙事取代西方媒体整体性、普遍性及同一性的叙事；多元个体微观叙事反抗“精英”媒体所谓的理性真相构建；而在真相的传播过程中，“算法推荐”传播机制下微观个体只关心个体化所认可的真相，形成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产生圈层化认知价值体系；即便真相呈现出来，个体对于事实的解读，也是基于个体身份的认知经验，选择与自身观念接近的信息、排斥他者的观点，形成了逐渐趋向身份的圈层化舆情。不同群体在社交平台上标榜自我相信的真相，互相竞争“认知”“承认”及“尊严”等，形成部落化的真相竞争态势，这其实就是真相自我生成、自我传播与自我选择的过程。非理性的部落化认知意味着世界激发出更自我、更封闭、更偏见的认知体系。这是大众传媒时代部分群体表达压制、表达禁锢后的表达迫切需求。“身份”区隔的群体更关注自我情感而非对世界的理性审视，他们预设其他身份群体无法理解其特殊经历，重视自我情感、观念表达，而非多元主体之间的理性协商。媒体未来或面临着更分裂的传播秩序格局，其后果是媒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众化传播。海耶斯（Christopher Hayes）在《精英的黄昏》中指出：“部分媒体以惊人的速度合并和集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照旧每晚对着2000万观众讲话，但现在晚间新闻收视率最高者——NBC晚间新闻——也只分到了约900万观众。”传统媒体大规模、原子化的受众面临着进一步分化问题，媒体陷入其所构建的“总体政治”“总体真相”被分化为多元真相的困境。

四、媒体信任建构启示：定位功能及报道原则

从现代性后果而言,身份政治确已成为无可阻挡的非理性趋势对媒体信任、认知权威及真相构建能力等形成巨大挑战。面对多元身份认知所产生的认知改变,西方建制派媒体也正试图重构媒体信任。仅从数字技术所产生的多元身份及认知变化而言,我国主流媒体也面临着网络空间中的多元身份认知。多元身份启发着媒体研究者及媒体机构从媒体定位、功能及报道原则重构信任、塑造认知权威。

（一）重思媒体定位：作为公共价值的中介。正如保罗·沃黑赫（Paul Verhaeghe）所言，“一个社会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叙事的力量，它越强大，交流和身份的形成就会越稳定”。在后现代浪潮下的身份政治中，媒体或许应重思其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的认知定位。在媒介技术不断下沉的过程中，媒体很难再如过去一样成为真相定义者的权威角色。潘忠党等诸多学者提出作为现代交流产物的建制派媒体或许面临着理性拯救问题。《经济学人》2019年5月的一篇文章《对于美国人而言，信任媒体已成为偏见》指出，媒体信任只存在于部分群体中，信任媒体群体本身具有党派性。在重构西方共识方面，里拉（Mark Lilla）开出的药方是“建立最低认同的公民身份”以连接身份。但在西方媒体的具体践行中，公民身份很难不成为不同政党的利器。从数字技术的发展而言，新闻和真相的概念不再是新闻工作者单方面所决定的、现实的准确描述，而是一个集体过程。美国新闻传播学学者芭比·泽利泽(B.Zelizer)就认为记者不再是“专业人士”的真相制造方，而应成为真相的“阐释社群”。面对认知危机，在拼凑“真相”的过程中，西方媒体或许逐渐成为关系组织者、社会议题的观察者、多元信息的平台中介等。在我国，主流媒体践行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倾听民意,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是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的桥梁纽带,受众对我国主流新闻机构的信任根源在于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从更普遍意义而言，新闻机构更需以公共价值、公共利益作为多元主体沟通交流机制的中介，促成现代社会协商机制的形成。

（二）重审功能定位：尊重包容多元身份。西方国家将媒体所主张的公共领域理性讨论作为现代化及民主制度的重要标志。“身份政治本身没什么不对，它是对不正义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只有当身份被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来解释或声称的时候，它才成为问题”。身份不仅产生撕裂，也在制造整合。多元的边缘群体否定媒体对其忽视报道或错误报道，身份群体对尊严的强调与表达其实也是重新整合身份的机会。社会尊重是一种社会媒介，它以一般方式表达人类主体的个性差异。虽然在2024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华盛顿邮报》甚至放弃过去近40年的传统,不支持任何一方美国总统候选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争议,但面对竞选争议,《华盛顿邮报》无疑是在重新定位其政治立场,以更中立、尊重多元身份选择的态度面对美国政治秩序变革。新闻机构要连接、包容及尊重多元他者身份，如若再强化身份区隔、边界等，无疑是媒体将自身推向身份多元认知分裂中。基于事实或者数据理性的真相不能抹灭主观情感的真实。作为共识制造者，媒体需包容、宽容及尊重多元身份价值，而不是仅仅基于片面的事实理性，忽略微观个体的真实感受。媒体应看到更边缘的群体、在大众所强调的真相中真诚地理解他者价值需求、尊严强调等。

（三）理性所及：透明性报道原则转向。如上所述，在媒体现代信任的缝隙中，基于平衡原则、客观性原则的多方采访所构建的真相有被怀疑的空间。因此应转向更为专业主义的报道原则，让新闻从“理性不及”转向“理性所及”的认知。客观性原则强调的是以记者为主体的真相衡量准则。2001年比尔·科瓦奇与汤姆·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正式提出“透明性”原则。透明性原则指的是新闻的制作者向受众解释和说明如何选择和生产新闻的过程，其本质也是将新闻生产的“后台”前置。对透明性原则的强调是让受众与新闻机构共同定义真相，通过“对新闻收集和讲故事的更多共享控制增加了监控和过程批评的机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下沉，透明性原则再被重视。2009年帕特里克·普拉森斯（P.L.Plaisance）出版的《媒介伦理：负责任实践的关键原则》将透明性列为首要伦理原则，而客观性原则不在其中。2013年，美国波因特学院（Poynter Institute）公布的新闻业新伦理以“透明”取代“独立”。新闻机构让新闻生产者呈现新闻生产的过程，以新闻生产制作的透明性让普通受众有机会监督、检查新闻生产过程，将新闻的阐释权转让到不同身份群体中。

五、结语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穷极一生沉思“我是谁？”的问题，它关系到“我要去哪里”的人生选择与走向。当我们尝试学着哲学家们抬头仰望天空、沉思身份问题，或许穷极一生也无法得到答案。传统社会中,人对于自我认知单一,身份几乎难以发生变化,对于自我的认知和选择也较为固定。但现代性、全球化过程中，身份在流动、在转换、在变化，人的自我感受与他者建构之间形成反差，不同身份群体都在寻求被感知、被认可及被尊重。这种平等与优越的激情的寻求助长了社会运动的形成，影响着世界政治进程中大事件的发生。身份政治使我们陷入深深的现代性隐忧和焦虑中，内向认知趋向的身份与对陌生他者关怀的平衡关系到认知秩序的生成。共识和分裂永远是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政治往往需要平衡过于多元或过于单一的认知体制。在此意义上，身份政治再次深刻地向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多元问题猛烈发问。

秩序是公共生活的前提，但秩序的形成往往需要依靠认知权威。从媒体信任构建伦理的历史发展来看，18世纪启蒙时期的媒体信任建立在公共领域基础上，而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媒体信任则依靠着大众商业报刊专业伦理。公共领域的道德伦理是现代社会系统的伦理价值体现，更要让媒体成为共识凝聚、总体真相制造的主体。20世纪末到21世纪，作为西方民主自由的产物，身份政治显现出共同体撕裂的危机，身份群体反抗的是理性共识建构。作为民主政治标志意义的媒体则陷入了巨大的现代性危机。尽管现代社会中，西方媒体创造了建构真相的神话。真相作为一种追求，就不同身份群体而言，受众很难将自身认知交给在理性和道德层面具有信任缝隙的主体。身份政治视角思考当下媒体信任问题，其本质是反思作为认知权威精英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刘瑜在《身份政治》序言中将身份意识所点燃的政治激情描述为“一场飓风，将一艘艘本来沿着启蒙理性道路前进的船只吹得七零八落、纷纷偏航”。对于西方媒体而言，前方目前似乎也并没有明显有效的、从根本上解决西方民主政治中媒体信任危机的路径。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确实是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大变局时代，也正是媒体制度“破”与“立”的创新时代。

本文转自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