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学者吴敢在《经典或伪作——颜真卿〈颜勤礼碑〉辨伪》一文中提出颠覆性观点，质疑此碑系清代伪刻，由此引发学界持续论争。

颜真卿的《颜勤礼碑》自1922年于西安重见天日，被奉为唐代楷书典范。

2013年，学者吴敢在《经典或伪作——颜真卿〈颜勤礼碑〉辨伪》一文中提出颠覆性观点，质疑此碑系清代伪刻，由此引发学界持续论争。

吴敢的质疑聚焦于碑文记载颜杲卿谥号“忠”与官方史料的矛盾。

据《新唐书》明确记载，乾元元年（758年）朝廷议谥时因颜杲卿官职未达宰辅级别，初拟单字谥“忠”遭非议，最终定为双字谥“忠节”。

【名品】

颜真卿《勤礼碑》书法拓片完整一套四张

（非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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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早于《颜勤礼碑》的《颜杲卿碑》（大历九年，774年）与晚于它的《颜家庙碑》（建中元年，780年）均采用“忠节”谥号。若《颜勤礼碑》立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其独用“忠”字显系纰漏。

《颜勤礼碑》所署颜真卿官职“节度采访观察使”实际存在于大历十四年五月至建中三年八月（779-782年）。

碑文载颜勤礼卒于显庆六年（661年），按古代“两甲子立神道”礼俗，立碑合理时间当在建中元年（780年）前后，恰在《颜家庙碑》之后。

对比两碑中颜真卿子侄官职可见升迁轨迹。颜颢从常熟县令（从六品上）升蓬州长史（正六品下）。颜頍自太子洗马（从五品下）迁郑王府司马（从四品下）。颜翽由县主簿（正九品下）任县丞（正九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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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升迁符合建中年间颜氏家族得宠的史实，证明《颜勤礼碑》应晚于《颜家庙碑》。

若此说成立，则碑文未载建中三年（782年）朝廷追赠颜杲卿司徒之职，恰可佐证立碑时间早于该年。

谥号书“忠”非但不伪，反可能反映颜真卿对“一字谥”，其《请复七圣谥号状》明确主张“质之数极於一”，推崇单字谥的至简古意。

吴敢指出碑文中“长卿、晋卿、卿、充□、质，多元禄早世”的“世”字未避唐太宗名讳，而颜真卿其他碑刻如《麻姑仙坛记》《颜家庙碑》均作缺笔处理，此系重大礼法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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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方认为：

据《唐会要》卷二十三，武德九年（626年）已规定“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怀仁《集王圣教序》避“民”不避“世”；欧阳询《皇甫诞碑》避“世”不避“民”；虞世南终生未改“世”字。

颜真卿本人碑刻中，《郭虚己墓志》《东方朔画赞》《争坐位帖》等多数作品亦不避“世”字，避讳行为并不统一。

可见“世”字避讳在唐代执行宽松，颜书中的避讳差异更可能源于刻工习惯或个人临时选择，不宜作为真伪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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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温大雅在隋与思鲁同事东宫……事具唐史”一句被指不合唐代语境。

吴敢认为唐朝未亡时不可能出现“唐史”定名，而晚一年的《颜家庙碑》相同内容写作“事具国史”。

清代黄本骥校勘《颜鲁公集》时曾改“国史”为“唐史”，故此处系作伪者沿袭清人误改。

反驳者从唐代史料定名惯例反驳：

长安三年（703年）敕令修史明确称“修唐史”（《唐会要》卷六十三）。

史官柳芳所著编年史命名《唐历》，证明以“唐”冠名当朝史书实属常见。

碑中提及的柳芳出身河东柳氏，与颜勤礼夫人同宗，参与碑文撰修时采用“唐史”之称符合历史语境。

若作伪者为清人，其能否知晓唐代“唐史”称谓的隐秘用例，反而成为支持真实性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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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所录《颜勤礼碑》释文与现存碑刻差异多达十余处，如碑刻“《齐书·黄门传》”释文作“学书黄门传”；“孝友”作“考友”；“锡羡”作“锡美”等。吴敢视此为“石不符文”的作伪破绽。

研究指出这些差异恰证《全唐文》的传抄讹误：

“齐书黄门传”指向《南齐书》列传，释文篡改致文意不通。

“孝友”为颜氏子弟名讳，改为“考友”失其本义。

“锡羡”（赐予福禄）、“婴孩集蓼”（幼遭苦辛）皆为经典典故，释文作“锡美”“集慕”显系不识典故而误。

历代文献转录中累增讹误实属常态，碑刻原石文字反而为校勘提供了一手依据，其权威性不应被后世误本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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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族自安史之乱中殉国者众多，建中年间更受德宗褒彰。

颜真卿书写《颜勤礼碑》时官居二品，其家族立碑既为追溯先祖功业，亦为彰显当下荣宠。

碑文详述颜勤礼曾孙辈官职，恰与《颜家庙碑》形成递补关系，后者记颜真卿父祖，前者叙高祖事迹，两者共同构建家族史体系。

在此情境下，颜真卿对谥号、史实的书写必极审慎，所谓“疏漏”更可能蕴含未被今人尽察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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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汉府古文化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