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简介：单磊，男，河南新蔡人。先后毕业于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湖南大学；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佛山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史、思想史研究。

感谢单磊老师赐稿

原文载《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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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宋金和战”论对赵翼考论成果的借鉴与发展

文 / 单 磊

作者简介：单磊，男，河南新蔡人。先后毕业于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湖南大学；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佛山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史、思想史研究。

摘 要：

关键词：赵翼；吕思勉；宋金和战；“贬岳褒秦”

在20世纪前期内忧外患的时局中，经世意识和爱国精神十分强烈的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深感已经不能躲在书斋里做纯粹的学问了，遂燃起了救国安民的热忱。编写历史教科书，以弘扬优良传统、激励民族斗志，是他践行书生报国之志的重要途径。在1923年首次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他就宋金和战之得失以及岳飞、秦桧之评价等问题表达了与众不同的见解。该书出版之初和之后数年，这些问题并未引起太大反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尖锐，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情绪高涨。由于宋金和战与1930年代的时局有某些相似性，流布广泛的《白话本国史》关于宋金和战的叙述和认识，显得“不合时宜”，一时舆论哗然，甚至引发讼案。

吕思勉的辩词和法院的判词均言及，其叙述和见解参考了清乾嘉史家赵翼（1727—1814）等人的作品。事实上，1916年出版的《关岳合传》关于宋金和战之得失以及岳飞、秦桧之评价的内容，比《白话本国史》的叙述更详尽，见解更深刻，论证更有力。两部作品都显著地借鉴了赵翼的考论成果。

学界对这一讼案的研究，多为结合时代背景和出版法规，反思教科书的功能、史学家对时局的因应和使命。既往研究依据的文本主要是《白话本国史》，而对更早的《关岳合传》关注不多，对吕思勉的历史叙述借鉴古代史学资源不甚措意，也未见专文论述其宋金和战叙述受到赵翼史学成果的影响。本文以《关岳合传》和《白话本国史》为主要文本，考察吕思勉“宋金和战”论对赵翼考论成果的借鉴与发展，进而揭示古今史学之间的关联，阐释传统史学资源如何实现近代转化。

一、对宋金力量与和战形势的研判

和战得失是历代史论的重要主题，许多问题聚讼纷纭，千百载之后犹有争论。其中，“靖康之难”后的“绍兴和议”引起的争议较大。造成争议的一大因素是论者对宋金力量与和战形势的研判不同。在这些问题上，赵翼和吕思勉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都从辨析强弱之势和胜负之数出发，阐明和议乃弱宋于强邻环伺之中保国安民的务实之策。

（一）宋无胜金之力

赵翼不囿于成见，冷静研判，断定弱宋无力胜强金，自保已属不易，妄图光复中原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论述道：

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以南宋积弱累挫之余，裒集伤残，仅仅自保，而欲当百战方张之强敌，即使专任韩、岳，一切听其所为，能必其克复旧疆、迎还故主乎？

金人铁骑直抵中原，下都城，掳二帝，掠财物，势头正劲。而宋朝积弱，非一朝一夕，又值国破城隳、人心离散、士气低落。外有劲敌入侵，内有贼寇作乱，巩固偏安政权尚显捉襟见肘，何谈收复疆土、迎还帝后！胡铨上疏以屈己求和为辱，主战将领以复仇雪耻为念，固然恺切动人，愤激作气，“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 赵翼认为，双方实力对比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岳飞等主战将领虽忠烈、骁勇，却无力主导成败，即使听任主战派坚决抗金，也极难获胜。

吕思勉的论述思路和见解与之近似。流行之论认为，倘若宋室重用岳飞，坚决抗金，那么宋军直捣黄龙、恢复故土指日可待。吕思勉以此为标靶，提出质疑：“此皆全不考史实之谈也。……岳忠武之兵力，果足以恢复两河，殄灭女真与否？” 引文省略部分是他考辨史实的内容。他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随后分析了宋人断然不敌金人的形势。宋室南渡之初，内部危机重重：将骄卒惰，不可倚仗；盗贼蜂起，剽掠成性。 宋值倾覆之际，内外交困；而金值勃兴之时，锐不可当。强弱胜负之势立判。因此，他断言：“当时的宋朝，万无能抵敌金人之理。”

（二）金无吞宋之意

宋既无以自立，又无以御外，为何未被金吞灭？前引《廿二史札记》所论“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表明赵翼认为宋室得以收拾残局、偏安一隅，实属侥幸。这种侥幸并非因为宋人有力量阻挡金人，而是因为金人无意继续南犯。他还认为，不仅金人无意灭宋，就是后来的蒙古人起初也不欲取宋， 只是宋人高谈义理，深讳议和，逞口舌之快而置社稷安危于不顾，甚至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才致亡国。

吕思勉接受其见解，并进行了更透彻的论述。他指出，宋人津津乐道的“黄天荡大捷”把金人打怕了的论调，实属夸大其词；金人不再南侵的真正原因是这一带本就是南侵的极点，金人用兵计划本就如此。他认为金人起初没有吞宋的野心，表现有三：第一，从契丹人手中夺取燕云州县后愿意还之于宋；第二，即使同宋朝开战后想得到的也不过河北、河东之地，“其所欲得者，始终止两河，未尝有意于河南、山东也”， “当时就使灭掉宋朝，大河以南的土地，金人也是不要的”； 第三，占据中原之后，宁肯在宋金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也不愿意直接跟宋人发生冲突。

吕思勉从土地观念淡薄着眼，判断金初无灭辽之望，“与宋交涉时，亦无利宋土地之念”。 他称，金初兴时部落寡弱，地瘠民贫，开化甚晚，自保尚且艰难，“谓其自始即有灭辽吞宋之心，此犹谓今日之比利时、瑞士，有席卷欧洲之意，其谁信之。彼其始起，不过苦辽征敛之繁数，鹰使之暴横，姑出此以求纾一日之难耳”。

既然形势有利于金，那么金人缘何甘弃河南、陕西之地而接受议和呢？他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金强于宋，却不具备压倒性优势，“自审其本族之力，实不足以抚而有之耶”；第二，金人进取意识减弱，“汴京既克，两河粗定，暮气既已深矣，况复怀挟异志乎？其不能为国家开拓疆土，更图进取也亦宜”。

二、以时势为准绳理性评骘和议得失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喜言战而讳言和。主战往往意味着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而主和则意味着卑躬屈膝、大节有亏。在“夷夏之防”甚嚣尘上的宋代尤其如此。虽然和议是保国安民之良策，但宋人不揣时势，徒执义理，深讳议和。

赵翼的史论之所以能超拔于庸常之上，一大原因是绳人论事通常将时势置于义理之上，践行知人论世之旨。他论道：“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不通时势，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得出的结论往往失之偏颇。他对和议持赞赏态度，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和议有利于宋。

以时势为准绳评骘宋金和战之得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史为鉴的结果。赵翼回顾了宋朝对外战争的历史：早在太祖、太宗时即欲取幽云十六州，结果兵连祸结，丧师失地。元昊兴兵来犯，宋朝虽有明君贤相，尚且难以制驭，何况“靖康之难”后呢？宋室南渡之初，秣马厉兵，剑指中原，纵乘良机出兵，仍遭惨败，损兵折将，失地千里，只得屈膝求和。 可见，宋人并非一味避战求和，只是历次战争的结果证明了宋朝军力疲弱，与周边政权发生的多场战争大多以失败告终，只得以议和为弭祸保国之策。

不忌讳主和，并不意味着怯战、避战，也不意味着处处以和议为上策，而是根据客观情势作出理性抉择。赵翼总结了宋朝自开国到灭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 两宋时期，中土势弱，强邻环伺，倘若执意横挑强敌，不仅难以克敌制胜，还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最终还是不得不以议和的方式草草收场。

南宋以后，论者仍多执义理而不揣时势。从时势出发绳人论事者，往往遭到讥讪。赵翼举明代丘濬之例，称：“丘琼山谓南宋之势亦不得不出于和，桧之主和未为失计，后儒又从而讥其党桧。此亦不达于当日时势而徒为迂论。” 又在另一条札记中称：“明丘濬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在他看来，宋金和议乃势所必然，秦桧主和并非不合时宜，和议并无不妥；持此议者屡遭讥刺，乃俗儒不达时势所致。

吕思勉的史论也有重时势而参以义理的特点。面对和与战的困局，他主张审时度势，不应逞一时意气。他如是评议“绍兴和议”的条款：“这种条件，诚然是屈辱的。所以读史的人，都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然而凡事要论事实的，单大言壮语无用。……当时倘使续战，到底能胜不能胜？” 他从当时的客观情势出发分析：经过双方力量的反复博弈，金无力灭宋，宋也无力光复中原，那么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和议符合宋的根本利益，实为上策。

相较而言，吕思勉比赵翼更进一步，不仅批评宋人“论事则好为高远之谈，论人则每作诛心之论” 的弊端，还分析成因，评价得失。他论述道：

自辽人强盛以来，而金，而元，相继兴起，宋人迭受外力的压迫，其心理亦易流于偏狭。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议论。这固然足以表示正义，而且也是民族性应有的表现。然而不察事势，好为高论，有时亦足以偾事。而此等风气既成之后，野心之家，又往往借此以立名，而实置国家之利害于不顾，则其流弊更大。此亦不可以不知。

宋朝立国数百年间始终处于守弱的态势中，导致宋人心理偏狭，应对问题时总是以气节相尚，而不顾时势。重视义理，推崇气节，固然是对晚唐、五代以来嗜利全躯风气的反动，有一定的进步性，却容易失之迂阔、流于过刻，最终将国家推入不利之境。

审时度势，能屈能伸，不讳言和，是赵翼和吕思勉和战观的共同特点。不唯对宋金和议如此，对其他历史时期尤其是10—13世纪各政权、各民族尖锐对立、屡启战端情势下的和议也是如此。如，赵翼不无惋惜地说：“使当（元）世祖自鄂引还后即通和定约不渝，宋祚或多延数十年，未可知也。” 他认为当蒙古人尚未有意于混一时，正是定和议、延国祚的大好契机。吕思勉称：“辽人苟能以和议饵之，而徐图自强，未必遂无挽回国势之策也。” 他认为当金人无灭辽之奢望时，辽人若能忍辱负重、屈膝求和，再寻机扭转颓败之势，不失保国之策。议和在当时是稀松平常之事，以议和为权宜之计，延续国祚，徐图恢复，实属良策。

三、对宋金和战相关人物的考辨和评价

历史人物论是“宋金和战”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相关人物角色的定位，以及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贯穿赵翼和吕思勉历史评论的始终。后者显然借鉴了前者的考论成果，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

（一）对和议的首倡者和决断者的考辨

提起宋金和议，人们总是很自然地将之与秦桧联系在一起。赵翼和吕思勉的考辨表明，和议既不始于秦桧，又不终于秦桧，更不取决于秦桧。

和议是当时众多洞察时势之人的共识，并非秦桧首倡，也非秦桧终结。赵翼举出洪皓、张浚、陈与义等例证，称：“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 他在一条札记中认为和议之谋本发机于洪皓，秦桧不过从而成之并攘为己功而已； 又在另一条札记中更新了认识，称王伦首倡和议，洪皓尚在其后。 秦桧之后，宋金之间仍有和议，提出和议之谋者层出不穷。他以隆兴时吕本中、汤退思之言为例证予以阐明，并表示赞赏：“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

吕思勉认同这些见解，进一步叙述道，宋金之间时战时和，宋虽非坚决抗战，却也非一味求和；在此形势下，宋人屡屡谋划和议，秦桧并非唯一一位，也非始作俑者。他认识到，当时主和议者甚众，“南渡后，始终不主和议者，实惟忠武一人”； “南渡时之主和议者，不自秦桧始也，然皆且战且议和，未尝专恃和为谋国之策” ；“宋自绍兴八年以前，虽时遣使如金，然率且战且和，未尝专主和议也”。

秦桧既不是和议的首倡者，又不是和议的决断者。赵翼认为，宋高宗并非庸碌之君，即位后一度奋发有为，斗志昂扬；此时秦桧根基尚浅，无力挟制高宗，更不可能一手遮天。他作诗云：“独怪思陵非甚暗，曾写精忠鉴素志。是时权相日尚浅，未至靴刀严戒备。” 和议的决定权在高宗，而非秦桧；高宗采纳和议之谋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非受人蛊惑。诚如其言：“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 关于岳飞之死，他认为秦桧并非主谋，高宗才是罪魁祸首。因岳飞坚决主战，违背了高宗的议和政略，才遭致忌杀，秦桧等人的谗言不过“窥思陵之隐而深中之也” 。

吕思勉接受其见解，借鉴了其论述思路和材料，并展开了再叙述。他认为南宋初期高宗大权在握，有励精图治、恢复山河的志向。他盛赞高宗即位伊始的奋发图强：“高宗之始即位也，召李纲，以为相，用其言，令傅亮、张所经略两河，宗泽留守东京，似赫然有恢复之图矣。” 又叹赏高宗欲亲征中原的气魄：“高宗从临安进幸平江，起用张浚视师，颇有振作的气象。” 还驳斥了高宗昏聩无能而致奸臣当道的论调：“读史的人，都说高宗为黄潜善、汪伯彦二人所误。然而高宗不是十分无用的人，倘使恢复真有可图，未必怯弱至此。” 他认为，当时朝政大权并未旁落，和议是高宗根据形势作出的决断。他批驳秦桧擅权之说：“桧在当时，威权虽大，岂能谋作天子？” 又叙述道，秦桧在和议问题上不敢自专，屡次劝说高宗三思而后行，见上意决绝，才筹划和议。 他称：“论者多谓高宗昏愦无知，其成和议，杀忠武皆为秦桧所牵鼻，而孰知其雄猜阴鸷，与桧若出一辙哉？” 他坚持认为，猜忌心重、阴险凶狠的高宗才是杀害岳飞的主谋，秦桧不过是帮凶罢了。

（二）为因主张和议而遭误解和贬抑的人物辩诬

1.为赵良嗣、王伦、洪皓辩诬

赵翼将和议视为一大功绩，将促成和议之人视为功臣，竭力为因主张和议而遭误解和贬抑的人物辩诬。早在北宋后期就发生了赵良嗣多次赴金议和之事，历代论者多以为非。赵翼考辨史实，表彰其功，认为《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殊非平情之论”。 王伦历尽艰险而成和议，然而俗儒不辨时势，诋毁他狎邪无赖、卖国求荣。赵翼不平而鸣，为他辩白，表彰其谋国之忠和徇国之烈：当金人掳二帝、逞凶焰之时，众人魂飞魄散，唯独王伦慷慨请行，深入虎穴，“创议于敌势方张之时”，请还帝后和疆土，倘若不是金人背弃盟约，“伦之功岂南渡文武诸臣所可及哉”！ 世传洪皓以和议为饵行金蝉脱壳之计，赵翼审慎考辨各种史料后指出：“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忠宣之发其端，固早有见于当日事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为南还计也。” 他认为和议乃洪皓为国计而非为私计，表彰其功云：“金自丁未以后享国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后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桧之功，乃忠宣之力也。”

吕思勉基本认同赵翼的见解，并作出与之近似的叙述。例如，他为王伦辩诬，就十分精彩：“王伦之归，宋人亦谓金所使，诋为汉奸，亦不根情实之谈也。……伦特当时主和者之一耳，谓其政见有误则可，诋为汉奸则不必也。……其志亦可哀矣，况既为汉奸，则金人当优待之，何以兵衅复开时顾执之乎？” 引文省略部分是具体论证。从王伦的言行和金人的反应看，将他斥为汉奸确实显得武断。吕思勉又叙述了王伦使金之前的敌我形势，称赞其外交是比较成功的，认为《宋史》将他视作奸佞实在不妥，为之辩驳道：“平心而论：不烦一兵，不折一矢，恢复河南的失地；这种外交，如何算失败？主持这外交的人，如何算奸邪？却不料金朝的政局变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预料的事；就能预料，这种有利的外交，也总得办办试试的；如何怪得这办外交的人？”

2.为秦桧辩诬

为秦桧辩诬，是赵翼和吕思勉“宋金和战”论的经典篇章。历代论者多将秦桧视为投降派的代表，举世争言其恶。赵翼不以为然，指出：对主战派而言，朝廷利害不切于己，故虽常作义愤填膺状，然其豪言壮语不过是邀名之举；而秦桧于危难之际勇于担纲，虽身负骂名而不悔，才是真正的股肱之臣，其谋高瞻远瞩，“不能以人而废言也”。 他作诗云：“昔人曾耻言和议，谓是偷安无志气。到此翻思秦会之，乞和未必非长计。” 和议并非苟且偷安之举，而是洞察时势、权衡利害之后做出的高妙决策。吕思勉明确指出援据赵翼见解，为秦桧鸣不平：“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参看《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和议》条。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 既然和议不可避免，也无可厚非，那么主持和议的秦桧自然不应遭致挞伐而蒙受不白之冤。

赵翼驳斥了因秦桧主张和议而将之视为奸佞之徒的武断论调。他认为秦桧力主和议是忠心谋国之举，大有功于社稷。他称：“桧既用即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语，其后竟以此得梓宫母后之还，不可谓非桧之功也。” 吕思勉也反对这种简单粗暴的道德评判。他认为，秦桧坚决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必有其所见者在矣”， 而其“初意”即暂以和议息兵保境，而后徐图自强。他指出：“当时论者，亦只虑和议之不可恃，及论和议后不可忘战耳。绝对反对之人，则甚少也。” 朝野上下坚决反对和议者并不很多，和议之谋并无不妥，且秦桧虽主和议，却并未忘战，实是朝中远见卓识之士。针对将秦桧视为投降派的论调，吕思勉举例反驳，并表彰其铁骨铮铮：

当议割三镇的时候，集百官议延和殿，主张割让的七十人，反对的三十六人；秦桧也在三十六人之内，金人要立张邦昌，秦桧时为台长，和台臣进状争之。后来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时雍，用兵迫胁百官，署立张邦昌的状，秦桧抗不肯署，致为金人所执。二帝北徙，桧亦从行。

秦桧反对割地，坚决抵制金人建立的伪政权，敢于为朝廷利益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又于国难之后扈从二帝北狩。在其笔下，秦桧的忠君爱国形象跃然纸上。

赵翼还认为秦桧与挞懒之约对宋朝十分有利，只因后来挞懒失势而兀术掌权，此约才未能践履。他认为倘若事成，秦桧功莫大焉，不无遗憾地说：“使桧果以靖国为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归而陕、洛复，不犹愈于竭国力以冀倖于不可知？然则桧岂非南渡后一大功臣哉！” 吕思勉接受其见解，也激烈批驳秦桧靠反颜事仇才得以南归的论调。他叙述道：

挞懒攻山阳（楚州），秦桧亦在军中，与妻王氏，航海南归。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以图和议的。请问这时候，金人怕宋朝什么？要讲和，还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个人回来，暗中图谋。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怕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

他认为，秦桧归宋并非因甘当奸细才被金人放归的，并以反证法论证：第一，金强宋弱，占有讲和的主动权，没有必要安插奸细来实现和谈的目的；第二，假如秦桧是奸佞之徒，在金朝更易得到荣华富贵，不会回到时局动荡的宋朝；第三，秦桧无法预料到自己会成为宰相，也掌控不了和战局势。吕思勉分析了战况，认为在韩世忠、岳飞坚决抗金的形势下，金人仍然占据优势。他质疑道：“何至挞懒皇惧，遽欲议和，且不敢显然出之，而必纵一甘心卖国之秦桧归，以徐图而阴计之乎？……此则秦桧之南归，为挞懒所纵，暨议和时兀术贻以书令杀忠武之说，不攻自破矣。” 引文省略部分是他举出的一系列反证。他批判道：“谓秦桧为大奸，为私通敌国之人，其议和，其杀忠武，均系受金人之指使，此等不衷情实之小人口吻，断不可以不辨。” 通过情、理以及秦桧生平行实等多方面的考察，他否定了流行之论，总结道：“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

四、赵翼与吕思勉“贬岳褒秦”的相通性

（一）“贬岳褒秦”的实质具有相通性

表面看来，赵翼和吕思勉对岳飞、秦桧是非曲直的研判结论可概括为“贬岳褒秦”。细绎之，便知这并非对岳、秦为人的德行和为臣的忠义的评价，而是对他们在宋金和战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的评价。

世人不察其实，仅据只言片语，就指责他们为卖国贼张目。这实属断章取义，难以服人。究其实质，赵、吕为秦桧辩诬，并非出于对其人的好感，而是基于对和议的认同。赵翼在揭露秦桧大奸稔恶的处心后指出：“论者徒以主和议责其辱国事仇，转为末减矣。吾故揭而论之，使知桧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他认为秦桧确为佞臣，但并不表现在主持和议上。吕思勉强调为秦桧辩诬的目的：“非先辨桧之诬，无以责桧之罪；非先定桧之罪，无以知忠武之忠” ；“特吾之罪秦桧也，但责其公罪，而不诬及其私德。” 秦桧气节有亏，属于私德，评价和议得失应秉持公心，他在和议问题上是无罪的。

事实上，赵、吕对岳飞的忠武和秦桧的奸邪有清醒的认识，也进行了彰善瘅恶。赵翼痛斥秦桧威福由己，挟制人主，“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 。吕思勉盛赞岳飞：“忠武不徒智勇足备也，且又深通治体，此实后世之军人所当奉为模范者。……忠武之爱国肫挚出于天性，此凡我军人所当永奉为模范者也。……忠武之不贪爵赏，不慕荣利，此又今日之军人所当奉为模范者也。……呜呼！论者每谓三代下少完人，若忠武者，果何如哉！” 对其公忠体国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二）事必求真、理必求正的治史旨趣具有相通性

“贬岳褒秦”之论在历代虽屡遭抨击，却始终未被完全摒弃。这是因为此论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揭示了部分历史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赵翼和吕思勉均将探求历史真相视为史学活动的根基，将考实性认识视为抽象性认识和价值性评判的基础。“贬岳褒秦”正是由事必求真、理必求正的治史旨趣决定的。

空所依傍，唯求其是，是乾嘉考据学的内在要求。作为“乾嘉三大考史家”之一，赵翼将“实事求是”奉为圭臬，以辨伪、求真为基本旨趣。他意识到确凿的事实胜于空洞的雄辩，认为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应是不惟书，不惟上，“惟其是而已”。 其史论杜绝驰骋议论，呈现出“即事而言理”的特点。他称：“盖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 他认为历史评价应当建立在正确的史实之上，而正确的史实来源于严谨的考辨。

在宋金和战以及岳飞、秦桧的评价问题上，赵翼主张在展开义理褒贬之前先考订事实。如，他考证出与秦桧有和议之约者是挞懒，而非兀术，《宋史》所载兀术致书秦桧不可信，最后表明其考证旨趣：“通挞懒，通兀术，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特以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乃为信谳耳。” 此类例证甚多。在求真、求是、求正旨趣的统摄下，他厘清了一系列聚讼不已的史事，深化了对宋金和战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吕思勉通常被视作会通派史家的代表，既重实证考辨，又重义理阐发。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他指出：“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他的‘事实’” ；“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 唯有先探明事物本相，才可揭示因果，从而得出正确的断案。他批评不顾事实而断以己意的现象：“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 他认为治史贵在忠实历史本相，减少主观臆断。将考辨史实视作史学活动的基础，理性分析，气摄而不纵，是其史论超拔于庸常之上的重要原因。

即使是对以编撰教科书的方式来提振民族士气、激发爱国心，吕思勉也不十分赞成，认为此“亦为有失忠实之道” 。《白话本国史》问世后，尤其是引发讼案以来，不时有人批评他在教科书中诋毁岳飞，宣扬投降主义。这是极大的误解。他绝非投降主义者，也未否定岳飞的忠烈，更非质疑民族英雄于国民的意义。他真正要表达的是，即使是教科书，也应尊重史实，应在考辨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倡言民族主义、表彰民族英雄。他称：“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实，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在教科书中呈现历史真相，让人们自然而然地从中生发感愤，远比以失实、片面、偏宕、牵强附会之论，更能收取教育国民的效果。

（三）破除成见、标新立异的治史理念具有相通性

“立异”是赵翼“贬岳褒秦”的一大因素。这是由其学术个性和才识决定的。不盲从权威和主流，敢于并善于质疑和批判旧说成见，是他“立异”的表现。他反对人云亦云，批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的盲从现象，主张独立思考，颇具创新精神。他曾赋诗云：“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为语诸腐儒，陈言未可守” ；“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 由此可感知其革故鼎新意识之强烈，离经叛道气质之浓郁。有必要强调的是，他在宋金和战以及岳飞、秦桧的评价问题上标新立异，并非刻意为之，而是通过稽考史迹、设身局中、权衡得失后得出的平情之论。这一史论特点，受到钱大昕的称赏：“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

吕思勉是民国史家中较为特立独行的一位。这早已为学人们屡屡称道。不拘成见，识断明果，对莫衷一是的问题作出独立研判，是其学术个性的重要表现。他强调学问之道贵在自得，“心思要灵，眼光要远，方能辨别是非，开拓境界”。 历代关于宋金和战以及岳飞、秦桧的评议，掺杂了太多不客观和非历史主义的因素。他斥之为“妄说”、“妄念”，告诫道：“欲读史者，必先将此等妄说扫去，然后可以读史。欲崇拜英雄者，亦必先将此等妄念除去，然后可以崇拜英雄。” 又称：“秦桧之杀忠武，成和议，千古冤愤之。然其所以诋桧之辞，亦多不衷情实，此不足以服桧之心，而彰忠武之忠也。吾请得折衷史事，探索其隐，而一论评之。” 他勇于推陈出新，却不刻意矜奇立异，更不违背史实，而是明于事、衷于情、达于理，故而其史论别开生面。

五、结语

钞录，是吕思勉借鉴古代史学资源进行历史再叙述的重要方式。引发讼案的《白话本国史》就是一部史钞，不过并非漫无主旨随意为之。他自述：“我很想做一部《新史钞》，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情，钞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想做部书，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 钞录哪些著作，判断哪些史事紧要，以怎样的方式钞录，如何吸收、加工、改造以为己用，都体现其主体意识。他对那些能够反映历史大势、揭示真相、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会着意吸收。他称：“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 “所采取的，都是能发明历史上重要事实的真相；或则贯串许多事实，示人以重要概念的。——如顾亭林先生的《日知录》，赵瓯北先生的《陔余丛考》等，所采较多”。 其宋金和战叙述不仅借鉴了赵翼的史学成果，还借鉴了《宋史》《金史》《文献通考》等著作提供的材料、思路和认识。其中，取材方面多引据《文献通考》，见解和论证方面多借鉴《廿二史札记》。

赵翼的考论成果在史实厘清、思维进路和观点阐发方面，均对吕思勉“宋金和战”论产生直接影响。这并非偶然。阳湖赵翼和武进吕思勉同属今江苏常州人，共同的桑梓之地是相近学缘的天然纽带。吕思勉幼时便在父母、姐姐指导下阅读《廿二史札记》，之后在求学、任教期间不断从中汲取养分，治史旨趣、风格、方法均受其影响。他自述：“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 “我治史的好讲考据，受《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两部书，和梁任公先生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 赵翼著作嘉惠桑梓后学，诚匪浅鲜，对吕思勉著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关岳合传》和《白话本国史》均对赵翼著作有较多借鉴，不独在宋金和战一个问题上。如，《关岳合传》征引《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分析三国时势和君臣相与之道； 引据《廿二史札记》卷七“借荆州之非”条评断吴、蜀荆州之争：“此说于吴蜀当日，关于荆州事件之真相，言之最为详晰。” 《白话本国史》对赵翼立论的诸多问题饶有兴味，对其著作多有隐括，对一些重大史事的叙述和认识直接因袭其考论成果。

作为一位兼具旧学与新知的史学家，吕思勉在整理旧国故中自觉贯彻新精神，运用新史观、新思路、新方法，故而在立场的高度和史论的深度上超越了借鉴对象。最显著的表现是，其宋金和战叙述贯穿着反专制、倡共和的思想。如，他从君主专制制度层面分析岳飞被杀之由：“乌乎！专制之弊，有自来矣，岂特高宗、秦桧之罪。彼专制之世，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尝恶人之异夫己也，而思有以锄而去之。不徒不许其有异事也，且不许其有异议；不徒不容其有异议也，且不容其有异意。彼其据天下之大，私为一人之有，常惧人之睨而思夺之也。因畏生疑，以无为有，岂有极哉！” 又从政体着眼反思岳飞遭冤杀的悲剧：“铲除异己之一念，发荣滋长，充类而至于尽，固势有必至也，此忠武之所以死也。然则使吾国是时而行共和政体，而司法独立，忠武其何以死，而和议其何以成哉！不宁惟是，南宋之所行者，因袭北宋之政策而已，使非专制政体，则北宋之祸且无由成也！呜呼，政体之关系于国家者大矣。” 这种以今观古、登高望远的思路，令人耳目一新。这些思想自然是置身于古代的旧史家不可能具备的。吕思勉借鉴传统史学资源，运以民主、共和理念和进化史观，并将之融入新型史学范式中进行再叙述，从而实现了传统史学成果的近代转化。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