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告别寒冬？智能电视销量回暖，广电网络却笑不出来》一文，我们提到，电视品牌采用硬件亏钱，内容赚钱的商业模式销售电视机。这样的电视机越来越多。由于外置机顶盒价值感低，用户更换智能电视后，一大半不再使用广电机顶盒，主要转向IPTV/OTT。

在《告别寒冬？智能电视销量回暖，广电网络却笑不出来》一文，我们提到，电视品牌采用硬件亏钱，内容赚钱的商业模式销售电视机。这样的电视机越来越多。由于外置机顶盒价值感低，用户更换智能电视后，一大半不再使用广电机顶盒，主要转向IPTV/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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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视的普及天然推动了OTT（Over The Top）互联网流媒体服务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其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开放性。例如，从去年开始推行的电视机“以旧换新”政策，主要鼓励用户更换为普遍支持OTT服务的智能电视，客观上也加速了OTT市场的扩张。

与需要持续占用专网资源的IPTV不同，OTT流媒体基于HTTP的单播传输，仅在用户观看时消耗带宽及云计算。由于用户观看时间分散，加之电视观看总时长有限，使得网络资源可被多人分时复用。结合用户晚间和周末的收视高峰与工作时间错峰的特点，运营商或云服务商能动态调配资源保障服务质量。

更关键的是，激烈的市场竞争早已将CDN（内容分发网络）成本拉至“白菜价”。

OTT机顶盒在外观、连线和操控上与IPTV机顶盒相似。三大电信运营商出于降低运营成本、绕开播控收费等多重考量，一直在或明或暗地发展OTT 业务。

OTT模式门槛低，电商平台上许多OTT机顶盒商家都能快速搭建内容聚合服务平台，运作逻辑与智能电视内置OTT系统类似。

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最新的电视用户统计，已将三大运营商的OTT和IPTV合并，统称为“互联网电视”，截至2025年一季度，用户数已达4.1亿。这是否意味着，从统计口径上，运营商的OTT业务地位与IPTV等同，开始被“默认”合法化？

IPTV对电信运营商而言并非高收益业务，因此在市场导向驱动下，发展动力不大，更倾向于发展OTT。观察美国市场，流媒体OTT占据主导且持续增长，而IPTV份额很小，且持续萎缩。

我国则截然相反，IPTV市场占比最大，OTT次之。原因是为了保障播出质量和安全，广电总局强制要求运营商必须采用IPTV方式开展电视业务。

根据勾正科技数据，2024年传统电视+机顶盒数量为1.98亿台。智能电视终端激活规模达4.22亿台，分布在3.36亿户，户均1.25台，同比2023年增长5.2%，有线电视用户1.15亿，同比下降1.2%。

根据上图数据，可推算出：

这清晰地表明，大量更换智能电视的用户放弃有线电视，转向了IPTV/OTT。

即使我国电视整体销量下滑，每年也有数千万台，持续分流有线电视用户。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固守传统机顶盒模式的有线电视，在智能电视普及浪潮中市场份额严重萎缩。这也可能是广电总局推广千万级插入式微型机顶盒时，并未过多考虑传统有线电视形态的原因之一。

另外，有超过1亿台已激活的智能电视，以及超过3000万的智能投影仪，并未接入任何有线电视或IPTV机顶盒。即便连接了机顶盒的智能电视，也有大量机顶盒长期闲置的情况，总数合计可能接近2亿。

如果没有其他有效覆盖手段，是否长期放弃这2亿用户的广播电视覆盖？长此以往，是否会倒逼监管部门出台政策，规范OTT直播电视的合规运营，不再指望有线电视？

若真如此，对电信运营商反而是利好。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展更高收益的OTT用户，并逐步摆脱每年采购约5000万台IPTV机顶盒，节省上百亿经营成本。

届时，我国电视大屏市场或被OTT全面主导，成为最主要的看电视方式。

2023年之前，广电总局允许中国广电开展名为“宽带电视”的OTT业务。在中国广电缺乏宽带网络和云计算的情况下，只能定位ICP。结果一定是OTT做得越好，有线广播网报废得就越快。

如果不是广电总局在2023年将OTT直播电视全面封禁，有线电视现在的处境会更加艰难，特别是已经实现了网络整合、没有自主经营权的县级有线电视公司，难以得到本地政府的救助，只能听天由命。

然而，在封禁OTT的两年来，有线电视的计划经济体制仍未改变，捆绑机顶盒的发展路径依赖仍然严重，并没有通过解绑机顶盒，弥补封禁OTT后的市场空白。有线电视难以有为的现实，加大了市场对规范OTT直播电视政策出台的预期。毕竟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只堵不疏并非长久之计，对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利。

多年以前，国内电视厂商、运营商与灰色市场OTT服务商之间就已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通过FAST(Free Ad-supported Streaming TV) 等方式将直播电视内容引入智能电视。如今，这种模式已被我国电视和机顶盒产业链带到海外并发扬光大，对当地传统有线电视形成围剿之势，有的地方已经“开花结果”。

我国OTT产业链非常成熟，任何一个方案商都能迅速搭建OTT平台，普及推广已近乎“群众运动”，其技术门槛之低、普及程度之广，使得监管面临挑战。这也显示了中国智能电视市场的强大活力，使得通过行政手段限制OTT来保护有线电视的效果日益减弱。

试想，如果用户已不再选择有线电视，那么即便5月1日生效的新《住宅项目规范》强制要求预留有线电视入户线路，其意义也将大打折扣，甚至造成资源浪费。更何况，为了保护有线电视而过度压制OTT电视市场，本身就不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可能引发对意识形态引导的担忧，让监管者进入两难选择。

可以预见，只要政策允许，FAST模式很可能在国内迅速普及。届时，有线电视无论提供多么好的机顶盒，哪怕免费，恐怕也难以挽回用户。有线电视的出路，在于主动变革，探索融入智能电视生态、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市场化路径，而非固守传统捆绑机顶盒的模式。

这就要求行业必须深刻反思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思维，以及强制捆绑机顶盒的封闭发展模式。

如果有线电视继续捆绑机顶盒，离行业“休克”的警钟响起，恐怕为时不远了。

广电总局已在多省试点有线电视基本包，试图从公共服务角度救助有线电视，但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推动“有线电视一体化”的智能电视产品。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国会彻底放弃有线电视吗？应该不会。

但是，如果不改变现有的运营体制，即使进行救助，最终的结果也可能与放弃无异。对有线电视行业进行系统性改革，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势在必行。

引入市场机制，也是发展有线电视新质生产力的基础。

有线电视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是网络、终端、服务各个环节清晰的产权界定，并基于此形成高水平的产业分工，这涉及到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是市场经济重要的基础，先后有6位制度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去年一下子有三位制度经济学家获奖，并给有线电视行业带来启示。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制度经济学家是科斯，他的理论对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影响巨大，本号有多篇文章介绍过。以下文章是对他产权理论的简要解释。

《住宅项目规范》规定，住宅内的通信和有线电视系统设施属于房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是，根据2020年第三次修订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同一行政区域只能设立一个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有线电视站应当按照规划与区域性有线电视传输覆盖网联网。

这样，本地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就只能对接本地有线电视的信号，帮助本地广电实现垄断经营，这对有线电视公司是件好事。但是，对于全IP化的有线电视公司而言，就等于废弃了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这是一个极大的资源浪费，而实际这样做的一些广电网络公司深陷亏损泥潭，好事反而变成了坏事。

缺少将有线电视入户装置配置效用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机制，导致有线电视市场失灵，经营者就没有创新动力升级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如果经营决策者再缺少通信理论常识，就很容易产生“光纤=IP，同轴=DVB，光进铜退=用IP网代替DVB网”的荒唐认知，进而走入照葫芦画瓢的全面IP化的战略误区。

对于这种误区的认识，很多人还是很清醒的。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封闭的权力系统，很难考虑市场竞争，更难顾及市场的差异化。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再聪明的人，也会做出荒唐的决策。

综合来看，有线电视行业面临的挑战，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制度原因。它的“不作为”，不能仅仅用价格高来解释。

上面的数据表明，即使公认高价且用户流失非常严重的美国有线电视，市场份额也超过26%，而我国是18.5%。

毕竟，有线电视在诸如信号稳定、画质保障、公共服务属性等方面有天然优势。这说明我国有线电视行业一定存在阻碍发挥这些优势的障碍。找到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就找到了走出困境的出路。

广电网络作为天然的广播电视传输媒介，也应参与到全国广电系统持续推进的系统性改革进程中，以改革促发展，培育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新质生产力，进而加强意识形态、公共服务和技术产业三大属性，重新获得发展空间。

来源：泰信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