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张照片放在我书桌抽屉最里头，已经有些发黄了。照片上是我和北大荒农场七连的孩子们，他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却笑得那么灿烂。
知青回忆：每当看到这张发黄的老照片，我就会想起我的学生们
那张照片放在我书桌抽屉最里头，已经有些发黄了。照片上是我和北大荒农场七连的孩子们，他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却笑得那么灿烂。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的思绪就会回到那段艰苦却充满希望的岁月。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我和同批知青刚到北大荒不久。记得下火车那天，七月的天，却冷得跟十一月似的。
我们穿着单薄的衬衫，被一阵阵凉风吹得直打哆嗦。老乡们说，这地方夏天短，冬天长，＂冬天长得像棉被，夏天短得像绿豆＂。
当时火车站前挤满了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知青，背着铺盖卷，手里拎着简单的行李，脸上写满了茫然和不安。我清楚地记得，站台上有个老乡在卖冰棍，可那天气冷得根本没人买。
我叫顾明志，是上海知青，本该去复旦读中文系的，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分配到了黑龙江北大荒农场七连。我爹是中学教师，娘在纺织厂做工，在那个年代，家里算是＂知识分子家庭＂。
我和我的同学们怀揣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离开了熟悉的家乡。临行前，爹拉着我的手说：＂明志啊，到那儿好好干，别给上海人丢脸。＂娘什么都没说，只是往我的被褥里偷偷塞了几双厚袜子和一瓶她省下的花露水。
谁也没想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竟会如此之大。
七连位于农场最北边，离连部有七里地。从农场部坐拖拉机到七连，路上颠得人直翻白眼，胃里翻江倒海。那天我坐在拖拉机斗里，跟十几个新来的知青挤在一起，大家都不说话，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窗外无边的荒地，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七连的房子是用原始的草皮和木头搭起来的，墙缝里能钻进来手指那么粗的风。冬天的时候，炕上暖和，炕下冻得能把水桶里的水冻成冰。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里，墙壁上布满了冰花，睡下去就像躺在冰窖里一样。晚上睡觉前，大家都要把脸盆里的水倒掉，否则第二天早上就会看见一盆冰。洗脸的时候，要先用炉子上的火把冰块化开，那水冰得手都发麻。
第一个冬天，我的手上长满了冻疮，又红又肿，疼得钻心。老乡教我用自己的尿涂在冻疮上，说是能消肿。我一开始不敢尝试，实在疼得受不了，才试了一下。还别说，还真有点效果。这事我从来没跟家里人说过，怕他们担心。
我第一次见到连里的孩子们，是在连部的大食堂。他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有的甚至是用麻袋改的，但一个个都精神得很。
那时候，七连共有二十七个学龄儿童，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六岁。可整个连队只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先生在教书，而且只教到小学二年级的课程。
那位老先生姓李，大家都叫他李老头儿。他是东北老知识分子，说话一股子浓重的东北腔，腰弯得像一把镰刀，但教书特别认真。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哈尔滨当过小学教师，＂文革＂开始后被下放到这里。
连长王大山找到我，那时他的大黑脸晒得发亮，一双粗糙的手像是两块砖头。他站在我面前，吭哧了半天才说出话来：＂顾知青，听说你文化高，上海来的。俺们连里的娃娃没人教，你能不能帮帮忙？＂
他那双眼睛特别诚恳，透着一股子朴实和期待。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爹，他也是这样，对教育有一种近乎固执的重视。
我愣住了，教书？我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当老师。可是看着王连长那双期盼的眼睛，我竟然没有拒绝的勇气。
我点了点头，就这样，我成了七连的＂民办教师＂。一个刚满十九岁的上海知青，成了北大荒一个偏远连队的小学教师。
教室是连里空出来的一间草房，黑板是用木板刷上黑漆做的，桌椅是孩子们的父母用木头钉的，高矮不一，歪歪扭扭。
那间教室冬天冷，夏天漏雨。下大雨的时候，屋顶会滴水，我们就搬着桌椅躲着点。最严重的一次，连黑板都被雨水浸湿了，我不得不用衣袖擦干，才能继续上课。
我教一二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老先生教四五年级。开始教书的第一天，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我的学生们也很紧张，二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些孩子眼中，上海人跟外国人差不多，都是遥不可及的。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新老师，我姓顾，你们可以叫我顾老师。＂我的声音有点发抖，不自觉地带着上海口音。孩子们齐声回答＂顾老师好＂，声音响亮得把我吓了一跳。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排坐着一个小男孩，名叫孙铁柱，他的脸晒得黝黑，一双大眼睛特别明亮。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打了七八个补丁的衬衫，裤子短了一截，露出黑黑的脚踝。
铁柱很聪明，但也很调皮，总是会问些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爹是七连的铁匠，他从小在铁匠铺里长大，对什么东西都好奇。每次我讲课，他都坐得端端正正，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好像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
＂顾老师，为啥天上的星星不会掉下来？＂
＂顾老师，蚂蚁为啥不会迷路？＂
＂顾老师，为啥咱们这儿的冬天这么长？＂
每次他问问题，我都得费尽心思去回答，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敷衍了事，这些孩子会立刻看出来。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答案，就老老实实告诉他：＂铁柱，这个问题老师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去图书室查查书，好不好？＂
第二排坐着一个小姑娘，叫张丽红，是七连拖拉机手张师傅的女儿。丽红特别文静，说话轻声细语的，但写字却是全班最好的。
她总是把自己的本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字迹工整得像印刷的一样。丽红的妈妈早逝，她常常帮着父亲做家务，手上总是有些冻伤的疤痕。
丽红有一双特别漂亮的大眼睛，像黑葡萄一样，但总是带着一丝忧郁。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叫她回答问题，她站起来，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走到她跟前，轻声鼓励她：＂丽红，别害怕，大声一点，老师听不见。＂她抬起头，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声音大了一点点，但还是很小。
丽红的作业永远是最干净的，我经常在她的本子上画上一朵小红花，她看到后会偷偷地笑，脸上露出少有的灿烂。
还有一个叫赵建国的男孩，他是班里最大的学生，已经十三岁了，却才上三年级。建国的父亲在抗美援朝中牺牲，母亲一个人拉扯他和两个弟弟，生活很是艰难。
建国很少说话，但特别勤奋，每天放学后还要去地里干活。他的个子很高，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一大截，肩膀宽宽的，手掌粗糙得像老人的手。
冬天天黑得早，他常常打着自制的松木火把来上晚自习。有一次，暴风雪突然来袭，我担心他回不了家，就让他在教室里过夜。他却摇摇头，说：＂顾老师，家里娘和弟弟等着我呢，我得回去。＂
那天夜里，雪下得很大，风呼呼地刮着，我躺在炕上，一直担心建国能不能安全到家。第二天一早，我刚到教室，就看见建国已经坐在那里了，正在翻书。他的衣服上还沾着雪花，脸被风吹得通红，但眼睛里透着坚定。
七连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气温能降到零下四十度。草房的教室里，炉子烧得通红，可还是冷得厉害。
孩子们的手常常冻得通红，握不住铅笔。我就让他们把手放在炉子上暖一暖，再继续写字。他们的笔记本是用旧报纸装订的，铅笔用得只剩一小截，还要用布条缠着才能握住。
有一次，铁柱因为家里没钱买新本子，就把写满字的旧本子用水洗了，晾干后再用。那水洗过的纸张变得皱巴巴的，墨迹也没完全洗掉，但他仍认真地在上面写字。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给班上的孩子们买了新本子和铅笔。
孩子们拿到新文具的那天，个个欢天喜地，像是过年一样。铁柱高兴得直蹦高，丽红感动得眼里含着泪花，连平时沉默寡言的建国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他们小心翼翼地摸着新本子，生怕弄脏了似的。铁柱拿到新铅笔，举着它对着阳光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其事地放进了自己的衣兜里，说：＂回家我要把它放在最安全的地方，只有写作业的时候才拿出来用。＂
那个场景，至今想起来还让我鼻子发酸。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支铅笔，一本新本子，对这些孩子来说，竟是如此珍贵的礼物。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很大，有几天竟然封了门。孩子们为了来上学，得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走几里地的路。
有时候，他们的裤腿上、鞋子里全是雪，裤脚都冻硬了，咯吱咯吱响。我就让他们在炉子边上烤干，然后才开始上课。
有一次，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把整个连队都封了起来。那天早上，我正在教室里等着孩子们来上课，可等了半天，只来了住在附近的几个。
我正担心着，教室门突然被推开，铁柱和丽红冻得瑟瑟发抖地走了进来，身上全是雪。铁柱的嘴唇冻得发紫，丽红的睫毛上都结了一层薄冰。
＂顾老师，我们来了！＂铁柱兴奋地喊道，好像完成了什么伟大的壮举。我赶紧让他们到炉子边烤火，倒了热水给他们喝。
＂你们怎么来的？外面风雪这么大。＂我问道。
＂我爹不让我来，说太危险，＂铁柱边搓手边说，＂可我想着今天老师要教新课，不能落下，就偷偷溜出来了。路上碰见了丽红，我们就一起来了。＂
丽红点点头，小声说：＂我怕铁柱找不到路，就跟着他一起来了。我们手拉着手，这样就不会走丢了。＂
听着他们的话，我既感动又心疼。这些孩子，为了不落下一堂课，竟然冒着风雪前来，这种求知的渴望，让我深受触动。
那天，我只给来到的几个孩子复习了旧课，没有教新内容，以免让没来的孩子落下。课后，我坚持送铁柱和丽红回家，一路上，风雪呼啸，几乎看不清前方的路。
铁柱的爹见到我们，又惊又喜，一把抱住了铁柱：＂臭小子，吓死爹了！＂然后又朝我深深鞠了一躬：＂顾老师，谢谢你把娃送回来。＂
丽红的爹正骑着自行车在雪地里找她，看见我们，立刻冲过来，一把抱起丽红，大声说：＂闺女啊，你可吓死爹了！＂然后又朝我连连道谢。
看着这一幕，我突然明白，在这片苦寒的土地上，父爱和师爱，都是温暖孩子的阳光。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次期末考试。为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我和连长商量，给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发奖品。
可是连队里能拿出来做奖品的东西实在有限。王连长挠着头皮说：＂顾知青，咱连里穷啊，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我想了想，说：＂不如这样吧，我上次从农场部带回来几本笔记本和几支铅笔，还有一块香皂，就用这些做奖品吧。＂
最后，我们决定把奖品定为每人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成绩最好的还能得到一块肥皂。对城里人来说，这些东西不值一提，但在那个年代的北大荒，却是稀罕物。
考试那天，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铅笔在纸上沙沙的声音。孩子们全神贯注，生怕做错一道题。
铁柱写得飞快，时不时还挠挠头；丽红慢条斯理，一笔一画都很认真；建国皱着眉头，思考得很用力，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
那次考试的题目并不难，主要是考察孩子们的基础知识。语文考了生字、词语和一篇短文，算术考了加减乘除和简单的应用题。
考试结束后，我熬了一整夜改试卷。那时候没有电灯，我点着煤油灯，一份一份地改。孩子们的答卷字迹参差不齐，有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有的字写得工工整整。
我特别记得铁柱的卷子，他的算术题全对了，但语文错了几个字。他在卷子最后还画了一个笑脸，旁边写着＂顾老师辛苦了＂，看得我心里一暖。
丽红的卷子几乎全对，字迹漂亮得像印刷的一样。她在试卷的空白处画了一朵小花，画得很认真，还涂了颜色。
建国的卷子有些题目空着没答，但做的题目大多是对的。他的字很用力，几乎要把纸张戳破，可以想象他答题时的专注和认真。
第二天一早，当我宣布成绩的时候，整个教室沸腾了。丽红得了第一名，建国第二，铁柱第三。
丽红拿到那块肥皂时，高兴得脸都红了。她小心翼翼地把肥皂放在口袋里，说要带回家给爸爸洗手用，因为爸爸修拖拉机，手上总是有擦不掉的机油。
建国拿到笔记本和铅笔，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他说要把笔记本分成三份，给两个弟弟也用。
铁柱拿到奖品，高兴得直跳，但他很快又皱起了眉头：＂顾老师，我下次一定要考第一名，争取得到肥皂！＂他的上进心，让我忍不住笑了。
那年春天，我带着孩子们在连队后面的空地上种了一片菜园。我们种了白菜、萝卜、豆角，还有几棵向日葵。
孩子们从来没有管理过自己的菜园，个个干劲十足。铁柱负责浇水，丽红负责拔草，建国和其他大一点的孩子负责翻土。
我还记得播种的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孩子们围着我，看我如何把种子撒在土里，然后轻轻盖上一层土。
铁柱好奇地问：＂顾老师，种子为啥要埋在土里？不能直接放在地上吗？＂
我解释道：＂种子需要土壤的养分和水分才能发芽，如果直接放在地上，风一吹就会被吹走，鸟儿一来就会被吃掉。＂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那份种子埋进了土里，还用小手拍了拍，生怕它们跑了似的。
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要去菜园看看，观察种子有没有发芽。铁柱常常趴在地上，眼睛几乎贴着土壤，仔细观察。
丽红则会轻声和种子说话，好像在鼓励它们快点长大。建国不爱说话，但每天都会默默地给菜园浇水，细心照料每一株幼苗。
终于，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种子发芽了，小苗一天天长高。孩子们看着自己种下的植物慢慢长大，脸上洋溢着成就感和喜悦。
菜园里的第一批萝卜成熟的那天，孩子们兴奋得不得了。铁柱拔出一个红彤彤的萝卜，高高举过头顶，得意地喊：＂看，这是俺种的！＂
丽红小心地摘下一片菜叶，放在嘴里尝了尝，甜丝丝的。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建国默默地把最大的几个萝卜挑出来，说要带回家给妈妈和弟弟们尝尝。他那双粗糙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萝卜叶，脸上满是温柔。
那个夏天，我还教孩子们唱歌。虽然我的嗓子并不好，五音不全，但孩子们却听得津津有味。
我教他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燕子》，还有《北大荒人的歌》。孩子们一开始唱得有些羞涩，声音小小的，但很快就放开了，唱得越来越响亮。
每到傍晚，我们就坐在教室外面的空地上，对着落日唱歌。孩子们稚嫩的嗓音在旷野上回荡，那声音比任何音乐都动听。
铁柱特别喜欢唱歌，嗓子亮得像个小喇叭。他常常自己编歌词，唱一些连队的新鲜事。
有一次，他编了一首歌，唱连队里的老母猪生了十二只小猪崽的事。他唱得有模有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丽红虽然胆子小，但声音甜美，每次合唱都由她领头。她最喜欢唱《小燕子》，每次唱到＂我家在哪里＂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思念的光芒。
建国不爱开口唱，但总会用手轻轻打着节拍，眼睛里闪烁着欣赏的光芒。有一次，在大家的鼓励下，他终于开口唱了一首《东方红》，声音低沉有力，唱得特别认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这些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精神上的富足成了我们最大的财富。
孩子们的单纯、勤奋和对知识的渴望，深深地感染了我。他们让我明白，教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传递希望和力量。
记得有一次，铁柱发高烧了，可他硬撑着来上学。他满脸通红，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我发现后，立刻让他回家休息，还亲自送他回去。铁柱的家是连队最简陋的一间草房，里面除了一张土炕，几乎没有其他家具。
他爹是铁匠，常年在铁匠铺里干活，很少回家；他娘早年因病去世，家里只有他和爹两个人。铁柱虽然调皮，但很独立，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照顾自己。
我帮铁柱烧了水，又用自己的工分换了几片退烧药给他吃。他虚弱地躺在炕上，却还惦记着课堂上的内容：＂顾老师，我今天没听课，会不会落下很多？＂
我摸摸他的头，说：＂没事，你好好养病，等你好了，老师再给你补课。＂他这才安心地闭上眼睛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看他，发现他已经能坐起来了。他看见我，虚弱地笑了笑，说：＂顾老师，我明天就能去上学了吧？＂
我点点头，心里却酸酸的。这个小小的生命，对知识的渴望竟如此强烈，让我既感动又心疼。
丽红的情况也不好。她爹是连队的拖拉机手，一个人带着她。家里条件艰苦，但丽红从不叫苦。
她每天早早起来，帮爹做好饭，收拾好屋子，才来上学。放学后，她还要去地里帮忙。尽管如此，她的学习成绩始终是班上最好的。
有一次，我去丽红家家访，看见她正在灯下写作业。那盏灯是用易拉罐改装的煤油灯，光线很暗。
丽红趴在一个木头箱子上，专注地写着字。见我来了，她赶紧站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顾老师，我这就写完了。＂
我看了看她的作业本，字迹工整，没有一处涂改，心里既心疼又感动。我注意到，她的手上有一道新鲜的伤口，还包着布条。
＂这是怎么了？＂我问道。
丽红低下头，小声说：＂没什么，就是帮爹拿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划了一下。＂
后来我从她爹那里得知，那天丽红在地里帮忙收麦子，一不小心被镰刀划伤了手，但她没哭也没闹，自己包扎好了伤口，还坚持干完了活。
丽红的爹说起这事，眼眶红红的：＂闺女太懂事了，让她受苦了。她娘要是还在，哪会让闺女吃这苦啊。＂
我安慰他：＂丽红是个好孩子，您把她教育得很好。她的学习很出色，将来一定有出息。＂
他点点头，眼里闪烁着泪光和希望：＂顾老师，全靠您了。俺就盼着闺女能多学点知识，将来不像俺们这样受苦。＂
建国的家庭情况最困难。他娘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靠做工分勉强维持生活。
建国是老大，从小就懂事，放学后总是主动帮娘干活，照顾两个弟弟。有时候，他会因为家里的活太多而缺课，但每次回来，他都会主动找我补课。
有一年冬天，建国的娘病了，他不得不请假在家照顾。一连几天没来上学，我很担心，就去他家看望。
建国正在灶台前忙活，见我来了，赶紧擦擦手，不好意思地说：＂顾老师，对不起，我这几天没去上学。＂
我看了看他的娘，脸色苍白，躺在炕上。建国的两个弟弟也在炕上，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
屋子里冷得出奇，炉子里的火很小，几乎没有什么热气。建国告诉我，家里的煤快用完了，他正在想办法。
我二话没说，把自己带的药给建国娘吃了，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块糖给他弟弟。
我还帮建国劈了一些柴火，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屋子里很快暖和了起来。临走时，我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披在建国肩上：＂你娘病了，你得多穿点，别冻着。＂
建国眼圈红了，但没有哭，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看到他眼中的坚毅和感激，心里既心疼又敬佩。
回到宿舍后，我把自己的一些粮食和煤块送去了建国家。他娘感动得直流泪，一个劲地说：＂顾老师，你太好了，你太好了...＂
建国站在一旁，眼里含着泪，但挺直了腰板，像个小大人一样说：＂顾老师，等我长大了，一定会报答您的。＂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而我也在教学中成熟。
那时候，我们没有正规的教材，很多书都是自己手抄的。我经常熬夜备课，把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都整理出来，做成简易教材。
有时候，我会从农场部借来一些课外读物，给孩子们讲《西游记》、《水浒传》这些经典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铁柱常常问：＂顾老师，孙悟空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丽红则会小声问：＂顾老师，林黛玉为什么总是哭？＂我知道她看过一本残缺的《红楼梦》，那是她从邻居家借来的。
建国很少提问，但他总是认真听，有时会默默地记下故事的情节，回家讲给弟弟们听。他告诉我，他的弟弟们最喜欢听《岳飞传》，每次听到岳飞打胜仗，小弟弟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孩子们的学习热情高涨，常常围着我问这问那，我有问必答，生怕误了他们一个问题。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确定答案，就会老实告诉他们：＂这个问题老师也不太清楚，我们一起去查资料吧。＂
那张照片，就是在我教书的第二年春天拍的。那天是植树节，我带着孩子们在连队后面种树。
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连长看见了，就找来一台老旧的相机，说要给我和孩子们拍张照。孩子们兴奋极了，一个个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衣服也整理得服服帖帖。
拍照的时候，大家都挤在一起，想要在照片里占据一个位置。铁柱甚至踮起脚尖，生怕自己因为个子小而被挡住。
照片上，我站在中间，穿着打了补丁的军绿色上衣，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铁柱站在我右边，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丽红站在我左边，扎着两个小辫子，腼腆地笑着；建国站在后排，高高的个子，严肃的表情中带着一丝笑意。
其他孩子围在周围，一张张稚嫩的脸上写满了纯真和欢乐。背景是我们刚种下的小树苗，还有远处连绵的黑土地。
那一刻，仿佛定格了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就会想起那段艰苦而又充满希望的岁月，想起那些纯真勇敢的孩子们。
后来，我在七连一待就是五年。五年里，我教了两届学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
有的考上了中学，有的留在了连队当了拖拉机手，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我相信，那段在北大荒的时光，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将会伴随他们一生。
铁柱后来考上了哈尔滨的一所中学，成了七连第一个走出去的孩子。临走前，他来找我，眼里含着泪，说：＂顾老师，我不会忘记您的。＂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建设家乡。＂他使劲点点头，像是在做一个庄严的承诺。
丽红没能继续上学，她爹生病了，她不得不留在连队照顾爹。但她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常常借书来看。
后来，她成了连队的会计，用她那一手漂亮的字迹，记录着连队的账目。每次见到我，她都会害羞地笑笑，然后低声说：＂顾老师，我还在坚持学习呢。＂
建国也留在了连队，接替他娘的工作，成了一名拖拉机手。他的两个弟弟在他的督促下，都完成了学业。
每次见到我，他都会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顾老师，要不是您，俺家两个小子可没这出息。＂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握着我的手，传递着无言的感谢。
一九七四年，我接到返城通知，可以回上海了。离开的那天，全连的人都来送我。
孩子们围着我，有的哭，有的拉着我的手不放。铁柱从哈尔滨专程赶回来，给我带了一本精装的《水浒传》，那是他省吃俭用买的。
丽红送了我一条亲手绣的手帕，上面绣着＂感谢恩师＂四个字。她的眼睛红红的，但一直强忍着不哭，只是紧紧地抱了我一下，低声说：＂顾老师，谢谢您教我认字。＂
建国什么也没说，只是使劲握了握我的手，那双因为长期干活而粗糙的手，传递着无言的感谢。他的眼睛湿润了，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像是怕被人看出软弱。
连长和连队的老乡们也来送我，他们带来了自家种的土特产，说是让我带回上海给家人尝尝。王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顾知青，你干得好啊，俺们七连的娃娃，让你教得明白了。＂
我走的那天，天空飘着小雪。连长和我同行，送我到火车站。他那张黝黑的脸上也有了不舍，拍拍我的肩膀说：＂顾知青，你是好样的。俺们七连的娃娃，让你教得明白了。＂
火车缓缓启动，我趴在窗口，看着站台上越来越小的人影，泪水模糊了视线。那一刻，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我的心都会有一部分留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留在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身边。
回到上海后，我成了一名中学教师，但我始终忘不了七连的孩子们。我常常给他们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
铁柱后来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农学，毕业后回到了黑龙江，成了一名农业技术员，为改善北大荒的农业生产贡献自己的力量。
丽红嫁给了邻连的一个小伙子，生了两个孩子，依然在连队当会计。她的孩子们都很爱学习，据说长女的字写得和妈妈一样漂亮。
建国成了连队的技术能手，还当上了副连长。他的两个弟弟一个成了医生，一个成了教师，都实现了他的心愿——让弟弟们走出农村，过上更好的生活。
岁月如梭，转眼间，知青下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已从教师岗位上退休，鬓角添了白霜。
但每当我翻开抽屉，看到那张发黄的老照片，看到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我的心就会变得温暖而充实。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拥有的是精神上的富足；在那片贫瘠的黑土地上，我们播下的是希望的种子。
如今，那些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那些曾经的孩子们，已经成为社会的栋梁。他们或许已经忘记了我教过的知识，但我希望他们没有忘记那段艰苦而又充满希望的岁月，没有忘记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
每次同学聚会，我都会拿出这张照片给大家看，讲起那段在北大荒的经历。有人会感叹我的奉献精神，有人会惊讶于那个年代的艰苦。
但我常常说，那些孩子教给我的，远比我教给他们的多得多。他们教会了我坚韧、勇敢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些品质，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的种种困难。
现在，我已年过古稀，但每当看到这张发黄的老照片，我的心仍会为之一颤。我时常想念那片黑土地，想念那些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想念那段艰苦而又充满希望的岁月。
我常常想，人生在世，能够点亮一盏灯，照亮一片天，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吗？那些孩子给了我信心和力量，而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盏灯。
每当夜深人静，回忆起那段在北大荒的岁月，我总会思考：是我改变了那些孩子的命运，还是他们，那些纯真、勤奋、坚强的孩子们，改变了我的一生？
来源：丫丫旧梦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