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活》（Life）由“时代之父”亨利·卢斯于1936年11月在纽约创办，是20世纪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颇具代表性的杂志。卢斯带着用图片讲故事的信念，将“看生活，看世界”作为《生活》的创刊宗旨，第一次为美国带来“图片报道”的概念，使杂志中的图片和文字平分秋色，一经
文/于玲燕
《生活》（Life）由“时代之父”亨利·卢斯于1936年11月在纽约创办，是20世纪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颇具代表性的杂志。卢斯带着用图片讲故事的信念，将“看生活，看世界”作为《生活》的创刊宗旨，第一次为美国带来“图片报道”的概念，使杂志中的图片和文字平分秋色，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
在个人经历与家庭熏陶的双重影响下，卢斯对中国事务格外热忱，其主导的《时代》《生活》杂志刊登过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图像。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深入报道中国的抗战情况，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卡尔·迈当斯、雪莱·史密斯·米丹斯和丈夫卡尔·米丹斯等，克服困难来到中国前线及后方，用精湛的技术和独特的视角，通过《生活》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抗战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巨大贡献。于是，作为抗战重要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同样得到了《生活》的关注。1937年和1944年，《生活》通过四期周刊专题报道中共的行动及主张，将神秘的中国共产党和广阔的敌后战场展现在世人面前，极大地促进了中共抗战形象在国际上的传播。
一、首次将中国共产党带入美国大众视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旗帜，组织全国各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此时的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继续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及经济封锁，尤其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南京国民政府调集重兵对陕北方面展开包围，并设置边界封锁线，妄图切断陕北红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直接造成中共与外界失联，难以得到世界的关注。军事封锁之外，国民党还继续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和舆论控制，一方面统一管理一切新闻事务，审查其统治区域内的一切书籍、报刊，另一方面利用控制的舆论机器，通过杜撰“共军暴行”，恶意散播不实言论，大肆丑化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直接导致中共国际形象受损。
◆1937年1月25日《生活》杂志第9页，刊登了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如何重塑国际形象、自主向外界传递声音，成为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友人也在寻求时机，争取获得报道中共的第一手资料。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及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进入陕北，成为第一个在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采访期间，斯诺辗转陕北苏区，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及众多红军将领、战士和群众，搜集了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了解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也记录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10月末回到北平后，斯诺立即撰写大量通讯报道，客观、真实、具体地呈现了中共领导人及苏区军民形象，并于11月14日、21日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以《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为题将自己与毛泽东的谈话及对革命根据地的综述全文发表，同时登载了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卢斯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价值。1937年初，《生活》以高价买下斯诺手中“红色中国”的41张照片，于1月25日和2月1日连续两期大篇幅刊登中共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珍贵图像，并对红军长征和西安事变作了专题报道。系列图片中有彭德怀、周恩来、萧劲光、贺子珍、邓发、萧克、林彪、陈赓、徐特立、蔡畅以及红1军团左权、聂荣臻、邓华、聂鹤亭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特写、合影，还穿插了苏区军民的作战训练及日常生活写照。每幅图片都配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对其中涉及的人物或事件作简要描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活》中的首次亮相，使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形象更广泛地进入美国大众的视野。
（一）详细列举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悬赏金。
《生活》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萧克、林彪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及红军将领的肖像下特别列出了蒋介石对于他们的悬赏金额：毛泽东的首级价值25万美元，周恩来身价高达8万美元，彭德怀无论生死都价值10万美元，萧克对于蒋介石来说价值10万美元，林彪的人头价值10万美元……对于这一点，斯诺在描述偶遇毛泽东的场景时也有提及：“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蒋介石的悬赏令自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发布过许多不同版本，到1935年9月革命前景趋于好转时，蒋介石一怒之下对红军所有师级以上干部定了赏格。事实上，面对国民党的高额悬赏，党和红军领导人从未有过丝毫胆怯，朱德甚至调侃：“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要我的头，要毛泽东的头和其他人的头。他甚至于公布了一个首级价目表，从班长开始，按照等级订价。他派飞机到我们阵地上散传单。要是有哪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列在名单里，或者给他开列的赏额太少，自己反而觉得是耻辱。”
（二）简要报道红军长征及西安事变。
两期周刊用三个版面对红军长征和西安事变作了专题报道。文中将中共领导的军队视作神秘的队伍，同时也客观地指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著作大多基于一些二手报道”。1月25日刊的专题文章将长征视作一场英勇旅程，大致介绍了长征的背景、经过和结果：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转入地下，并于1931年在江西省成立中国苏维埃政权；中共领导红军先后击退了蒋介石的五次军事“围剿”；在第六次“围剿”中，蒋介石调集76个师分几路包围红军，致使10万红军在朱德的带领下开始这场英勇旅程；这段长达7000英里的旅程是近代无与伦比的行军，长达7000 英里，穿越了7个省份，以中国西北为终点；现在中共背靠蒙古与新疆，处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共产主义政策为他们争取了农民的支持；目前中共建议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
2月1日刊出的《好战的中国共产党》报道了西安事变的后续：“自（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委员长被绑架以来，中国共产党军队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在妥协与保全中，蒋介石被释放，绑架他的张学良也得到宽恕。（1937年）1月18日，张学良在西安的盟友背叛蒋介石，私自邀请附近的共产党特工到西安进行宣传。1月19日，他们还将西安所有部队的野战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党司令彭德怀，并向共产党军队提供了25万美元和他们急需的武器。”此外，文中还特别提到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报道中充斥的第六次反“围剿”等谬误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生活》仍受中共相关谣传的影响，并没有真正扭转中共的国际形象。
（三）刻意扭曲斯诺的采访初衷。
统观此两期周刊，就部分信息的准确性而言，《生活》参考了斯诺的采访和通讯，如在国民党新闻封锁的背景下，《生活》准确介绍了红1军团指挥官们的职务：红1军团军团长左权、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邓华……这些都是斯诺采访的一手资料。但在图片的使用目的和文字表述方面，《生活》明显违背了斯诺的原则和初衷。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斯诺一直以客观公正作为自己的报道原则，同时将“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作为苏区采访的初衷，因此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他以真挚的情感呈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苏区景象。在1937年英文初版插图中，斯诺展示了一组表现苏区青年、儿童集体活动的图片，其中两幅分别为“红色中国的青年先锋队表演‘统一战线舞’和‘红色机器舞’”。在书中，他详细描述了在“人民抗日剧社”中观看到的场景：“一个独特而好玩的节目叫作《统一战线舞》，表演中国动员抗日。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服装来的，忽然之间有一群群青年穿着白色的水手服，戴着水手帽，穿着短裤——先是以骑兵队形，后来以空军队形，步兵队形，最后以海军队形出现。中国人是演哑剧的天生艺术家，他们的姿态十分写实地传达了舞蹈的精神。接着是一个叫作《红色机器舞》。小舞蹈家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拟了汽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的远景。”同样的两张图片，在《生活》中却有不同的解读,“统一战线舞”图片下仅有一行小字：“中国西北的一支舞蹈队，他们穿着短裤和水手服”；对“红色机器舞”的描述是“这些懵懂的中国孩子可能一辈子除了机关枪外没见过任何机器。但是在这里，受莫斯科的直接启发，他们正在表演一场‘机器舞’。他们的手臂和腿应该代表了活塞、杠杆和传动杆的运动。”词句的对比直接反映了两者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截然不同的态度。
此外，这两期报道还充斥着很多因偏见、臆断或谣传而产生的错误。比如，在1937年1月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称为“毛的美国盟友”，称朱德在1927年把自己的巨额财产捐给了红军、毛泽东患有肺结核、苏区的孩子除了共产主义宣传外什么都没学过……尤其在谈到西安事变时，《生活》一方面反复强调蒋介石是被绑架的，另一方面质疑中共和平主张的诚意，认为“它还附加了向蒋介石索取武器和金钱的要求”。
◆刊登在1937年1月25日《生活》杂志第13页的“统一战线舞”表演照片，并配有一行图说：中国西北的一支舞蹈队，他们穿着短裤和水手服。
《生活》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偏见和臆断都源于创办者亨利·卢斯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的基督徒身份、反共态度及其夫人宋美龄和宋氏家族，都促使卢斯将蒋视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十几年间他动用自己旗下的杂志大篇幅报道蒋介石夫妇以及国民政府。伴随着对蒋氏夫妇钟爱、美化而来的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及对中国共产党的丑化，这种倾向在他主导的《时代》周刊中也有大量淋漓尽致的体现，最突出的是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卢斯为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开脱，谎称蒋介石一直想抗日，只是国民党军队需要在歼灭共军的战斗中积累经验，才能打日本。他甚至宣扬“和共产党的战斗能促进国内团结，因为共产党主要是反中国的”。1936年12月28日的《时代》周刊将张学良和他的军队称为十足的绑匪，对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关键作用只字不提……与《生活》的态度如出一辙。
二、初步转变敌对态度，开始正视中共的抗战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被迫进行武力抵抗，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国际势力的援助。但当时西方对日本侵华均持观望态度，美国也在孤立主义的影响下推诿责任。对此，向来反对孤立主义的卢斯拿起手中的有力武器——时代公司诸杂志，一方面加紧向美国公众宣传美国无法独立于世界大战之外的意识，削弱孤立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幅报道中国及其抗战，力图唤起美国公众的同情心，使美国政府改变“重欧轻亚”的战略，为美国援助中国营造舆论氛围。这一时期，时代集团对中国的报道主题明确：一方面突出日寇的残忍，另一方面表现中国抗战的坚定信念和光辉事迹。
1937年10月11日发行的《生活》准确反映了卢斯对中国抗战的报道理念。此期周刊先是刊登了两幅日本军人残酷施暴的照片，并配文：“9月5日，一名美联社摄影师在天津附近拍摄到了日本士兵用死去的中国人当靶子进行刺刀练习。上周美国报纸上刊发了上面的两幅图片，震惊了读者，并引发了日本中尉愤怒的否认，他称这些照片是‘假的宣传’。美联社立即为照片的真实性进行了辩护，并引用其上海办事处著名记者詹姆斯·米尔斯的话来支持他们的声明。”而后刊发了摄影师哈利·邓纳姆和哈里森·福尔曼在西安和延安拍摄的照片，肯定了共产党军队对抗战的积极贡献。
本期杂志中，著名摄影记者、探险家福尔曼贡献了四个版面共23张照片，都是七七事变前夕他首次进入陕北苏区时拍摄的。受斯诺的影响，福尔曼满怀对正义和真理的渴求，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行军、演练、生活、休闲方方面面的场景。其中，绝大多数为军事照片，有毛泽东和朱德的办公照，图下注释：“中国的列宁，毛泽东（左）以及朱德将军”；有部队行军、驻守城门的照片；有表现战地电话接线员、“汤普森冲锋枪”以及队列、演习、训话、牵马等的照片。同样，学习、娱乐和生活场景也很丰富：将军规学习和军事推演融入兵棋和沙盘中，在游戏中巩固学习、打击日军；青少年在贴有毛泽东画像的学习室内阅读；篮球、乒乓球、槌球成为受众广泛的运动；剧社表演深受欢迎；战士们重视个人卫生……相比之下，本期摄影内容全面，文字说明客观，展现了中共军队的积极面貌。
◆1937年1月25日和1937年2月1日《生活》杂志封面。两期杂志中刊登了斯诺拍摄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大量照片。
此外，本期还发布了两篇通讯：《海外镜头：驰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地图上的战争》。第一篇文章刊发了西安事变的后续报道：今年（1937年）9月，共产党在经过一系列观察后，认为蒋介石的军队同共产党军队一样在认真抗日，因此共产党军队将履行西安事变时的承诺，对国民政府给予直接帮助。这对应了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包括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等，它通过正式的、官方的渠道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态度。另一篇《中国地图上的战争》记录了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中日双方在上海地区的作战形势，比较准确地介绍了蒋介石的布局思路及撤退方案：以南京、上海作为主要的前哨基地，以长江流域作为战略中心，以四川作为后方基地，利用广阔的战略纵深拖住日军。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蒋介石想方设法向外部寻求援助，并寄希望于苏联对日宣战，但对他有直接帮助的是共产党军队。这无疑突显了中共在抗日战场上的重要作用。文章中反复出现的“营救”一词说明《生活》已经正视了中共的努力和贡献。
三、正面宣扬中共主张，扭转中共抗战形象
1944年，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外压力，先后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及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采访、考察。一时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一个相对公正、客观的环境下展现在世人面前，共产党的主张和愿景也首次全面地展现在外国公众面前。《生活》杂志积极响应形势变化，12月18日再度对中共作了专题报道，借此向公众传达美国政府对中共态度的转变。前言中，《生活》首次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提出美国政府一直敦促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帮助，联合起来阻止日本侵略者，同时初步披露了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指出新一轮政治休战也在酝酿之中。
◆1937年10月11日《生活》杂志刊登的一组展现八路军休闲和生活场景的照片。
本期没有大篇幅的新闻照片，仅有的五张配图，分别为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贺子珍和康克清的合影、抗大校长办公室外景、延安大学阅兵场上的学生军训和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生活的学生。主要内容是《时代》和《生活》杂志远东通讯员泰迪·怀特从延安发回的专题报道《在红色中国内部——从偏远的延安发回共产党抵抗残暴日本人的报道》。报道中，泰迪·怀特从六个方面论述了他亲眼所见的延安及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和行动。一是延安的地理环境及重要地位。在他看来，共产党赋予了延安一种崭新的色彩、一种强有力的、旺盛的新能量，它拥有共产党的大脑和心脏，因为那里驻扎着党和军队的总部，而延安人民则是抗日战争的眼睛、耳朵、神经和触手，是1937年以来敌后抗日的重要力量。二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作者重点论及共产党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积累了强大的群众基础，用数据解释了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的同时又实行交租交息，联合了农村各个阶层，使得敌后抗日总是爆发出令日军敬畏的强大力量；共产党有效调动了爱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对日作战中深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三是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作者提到日军的“三光”政策，以真实案例揭露了日军的残暴行径，正是这些暴行激发了抗日根据地的全民作战，有军队实施的以连为单位的正面作战，也有充满智慧的“地雷战”“地道战”等隐秘作战形式。这部分作者详细描述了地雷战和地道战的实施场景，真实生动：“在没有山丘掩护的平原上，战争实际已转入了地下。农民在一个个村庄下修建隧道用以躲藏，将一个个村庄连接起来。”四是共产党的干部培养工作。作者指出，在延安有党校负责培养前线选拔出的战斗精英，他们冷静、务实、自信、团结，为党和信念而活，为斗争成就而自豪；他们宣扬并推崇马克思主义真理，用唯物辩证法摒弃教条主义；他们基于多年内战和抗战的智慧，用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实际制定新的政策和纲领。五是中共的基本外交政策，主要是对美外交。中共基于反法西斯同盟而制定的对美外交政策需要美国承认三个前提：中共在对日作战中所付出的努力与美国相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是建立在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制度之上的；中共愿意尽一切努力与美国成为朋友。在此基础上，中共希望与美国建立一种互相扶持并非施舍的平等关系。六是中共关于民主的主张。作者认为中共之所以支持民主，是因为民主是一种有回报的付出，比如给了农民民主，农民就会跟着党走，这样党就能保持对群众的领导。但作者对中共的民主能否在某些大城市中同样奏效持保留态度。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民主正是中国自身、共产党和人民三方发展的最佳媒介。”
◆1944年12月18日《生活》杂志封面。该期登载了泰迪·怀特从延安发回的专题报道《在红色中国内部——从偏远的延安发回共产党抵抗残暴日本人的报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立即意识到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积极开展“以美国为主”的国际交往活动。此时，包括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兼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及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在内的在华美国官员对国民党的严重腐败和消极抗战日渐不满，而对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怀有同情和好感。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密切关注国共关系，希望蒋介石能与中共真正地合作，一方面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让战后中国的局势趋于简单化。此时，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生活》杂志发此报道，成功将美国政府的关注传递给了大众，也顺势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
四、结语
作为发行量最高可达1300万份的大众杂志，《生活》对中共抗战的四次集中报道，一方面促进了中共国际形象的传播，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态度转变。斯诺的陕北之行首次将中共的真实形象传递给外界，助力中共打破舆论困境，而《生活》的两次转载则将中共形象面向大众广泛传播；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生活》肯定中共对抗战的贡献，将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带入大众视野，扭转了中共的国际形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生活》准确地将美国政府的态度变化传递给了公众，为中国战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抗战初期的不了解、不接触到从斯诺等西方记者笔下初步认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再到派出观察组亲赴延安谋求合作。此后，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节节胜利，建立战后世界新格局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直接导致其对华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深刻影响了战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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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伟：《国民党的悬赏为何屡屡失败》[J],《党课参考》2018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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