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旅》公元1063年全文稿：宋仁宗是个没主见的仁君吗？

摘要：大宋朝到现在，刚过了百年。历经了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三朝，然后第四位皇帝就是这位宋仁宗。他本名叫赵祯，1010年生人，9岁被立为皇太子，13岁继位当皇帝。刚开始由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 11年，24 岁才开始亲政。到今年去世，你算算，宋仁宗时代有42年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3年，大宋嘉祐八年，大辽清宁九年。

这一年发生的最大的事儿，就是宋仁宗驾崩。是的，历时42年的宋仁宗时代，到今年就落幕了。这也是我们《文明》节目送别的第二位皇帝。

大宋朝到现在，刚过了百年。历经了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三朝，然后第四位皇帝就是这位宋仁宗。他本名叫赵祯，1010年生人，9岁被立为皇太子，13岁继位当皇帝。刚开始由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 11年，24 岁才开始亲政。到今年去世，你算算，宋仁宗时代有42年之久。这个长度，在中国帝制时代，要是不算西夏皇帝的话，那是能排进前十名的。

宋仁宗其实已经病了很久了。今年的4月24日，他身体突然见好。大臣们还上了表正式祝贺了一下。没想到，这居然就是回光返照，六天之后，也就是4月30日，宋仁宗突然驾崩。

仁宗是夜里突然死的，宫里多亏了有曹皇后主持大局。当时有人就建议，说赶紧开宫门通知宰辅大臣啊。曹皇后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开宫门？”对啊，如果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包藏祸心，要另立个什么皇帝，你这边一开宫门，宰辅大臣还没赶到，野心家没准得到消息，先赶到了。万一发生这样的事儿，整个政局都是有可能翻盘的。就冲这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曹皇后的镇定，不愧是大将曹彬之后啊。曹皇后随后还有一系列的处置，比如把最后看到仁宗的医生看管起来，避免走漏消息；还有，派人到御厨房去取几碗粥来。为啥？这是个假动作，让宫里面隔得远点儿的人都摸不准，皇帝是不是真出事了。这不还能喝粥呢吗？这就让宫里面不至于人心惶惶。

等到了大天亮，宰辅大臣都来了，曹皇后这才公布了宋仁宗的死讯。当时很多大臣上朝的时候，穿的还都是吉服，等听到消息，这才手忙脚乱，把身上象征官员品级的金带子、装饰品，统统都摘掉，一时哭声震天。

消息一传开，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开封城里的人，生意也不做了，家家都哭，甚至乞丐都拿了纸钱到皇宫门口去边烧边哭。离开封远一点的城市，比如洛阳，也是不分男女老少军民，哭声震天，烧纸钱的烟，遮天蔽日。再远一点的地方，即使是山间，远离人烟的地方，也能看见打水的妇女穿戴着白纸孝服，一边走一边哭死去的皇帝。

你可能会说：至于的吗？在古代，天高皇帝远的，普通老百姓至于这么舍不得一个皇帝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你可千万别觉得，在皇权社会，皇帝是压迫老百姓的，所以老百姓会恨皇帝。实际上，越是在皇权社会，在老百姓眼里，压迫自己的是身边的恶霸、劣绅和贪官，而远在天边的皇帝反而是公平正义的最后的指望。皇帝是什么？用现代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它是“集体象征物”，是被群体、社会、文化共同认可，并赋予特殊意义的符号。它是精神纽带，是价值观、信仰、身份认同、甚至是自己生命记忆的载体。更何况宋仁宗这样的，当了42年皇帝，有的人从生下来就只知道这么一个皇帝。突然听说皇帝没了，这不跟天塌了一样？所以这是一次大宋朝的集体情感共振，没什么奇怪的。

到了这一年的11月19日，仁宗皇帝入葬自己的陵寝，叫永昭陵。

永昭陵在哪儿啊？宋代皇陵都在巩县，今天的河南省巩义市，也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老家。那巩义又在哪儿呢？

你要是对河南的地理有概念，应该知道，横的这根轴上，西边是洛阳，中间是郑州，东边是开封。但是宋代皇陵所在的巩义，恰恰离开封更远，有100多公里，离洛阳更近，只有50多公里，是在洛阳和郑州之间。

那为啥要离开封这么远？我们在《文明》第二季的第一期介绍黄河的时候就说过，黄河过了郑州就到了下游，全部是冲击平原了，没有山，地下水位很高，不适合造陵墓，怕水泡嘛，而只有到了洛阳附近的巩义，南有嵩山，北有洛水，这才是建造皇家陵墓的好地方。仁宗皇帝就葬在了这里的永昭陵。

宋仁宗走了，但是关于对他的评价，历来还是有很多争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来送送他，本着“不吹不黑”的精神来看看，宋仁宗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宋仁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就是他庙号里的那个字，“仁”嘛。这个仁可不光指性格仁慈。后来，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历史学家范祖禹就说了，什么是“仁”？对于宋仁宗来说，那不是一件事，而是五件事：上畏天、下爱民、奉宗庙——也就是能守祖制，好学、听谏——爱学习，还得听得进意见。你听听，中华文明对一个理想皇帝几乎所有道德上的要求，宋仁宗全部得高分。

但是请注意，这只是评价他的个人表现，如果要评价他的执政成就，那意见可就不一致了。

有人把仁宗执政的最后八年称之为“嘉祐之治”。你一听这个词就知道，这是把这段时间和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并列，说这是一个太平盛世。有人就不同意了：这个时代危机重重，哪儿算得上是个盛世啊？我们一条条地看——

首先是边境危机。嘉祐年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大家心知肚明，现在的和平不是你大宋用武力挣来的，而是你花钱买来的。跟西夏打，你没赢，花钱摆平的。跟辽朝争，你也没赢，花钱摆平的。所以现在这个和平局面的成色就不怎么高。

其次是财政危机。所谓“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还有，民生和治安水平也谈不上多好，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经常发生民变。有人统计过，北宋总共发生民变兵变203起，其中仁宗一朝发生54起，差不多占四分之一。按比例算，仁宗一朝在北宋的总时长，差不多也是占四分之一。所以，你这段也算不上国泰民安。

其实在古人的观念里面还有一条，你要说自己这段儿算盛世，老天爷怎么也得给你点面子吧？海晏河清，风调雨顺才行啊。但是，宋仁宗这一段，天灾也实在是太多了。什么黄河大改道、地震、水旱灾害就没停过。仁宗有一个招牌动作，就是一到水旱天灾的时候，要么就找一个密室，要么就光脚站到宫殿前，虔诚地求老天爷保佑。看着确实感人，但多少也给旁观者一个感觉：一个老天爷都不关照、不祝福的皇帝，怎么会是太平盛世的天子呢？

听到这儿，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宋仁宗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学生，明明上课听讲、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习刻苦，个人表现没得说，但家长一看成绩单还是皱眉头：“你是很努力，但怎么就是没考好呢？还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如果仁宗天上有灵，我们好像都能看得到他一脸委屈。

那好，今天我们就来替这位“表现很好”但“成绩一般”的学生，找找原因。

你的成绩怎么就不如汉文帝和唐太宗呢？首先一个因素，是考场不一样。

一般都是把嘉祐之治和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做对比。这三个王朝虽然都是乱世之后建立的王朝，但是开局很不一样。汉朝接着的是秦末大乱，唐朝接着的是隋末大乱，都是那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一言以蔽之，开局都太低了。

这种状态下，只要不打仗，与民休息，很容易走出一根低开高走的曲线。《史记》上就说了嘛，汉朝初年，给了老百姓 70 年不折腾的日子，结果就是，只要不是灾年，家家有余财，城里府库都是满的，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也没人用，仓库里的粮食陈粮压着陈粮都坏了也没人吃。有个成语就叫陈陈相因。

唐朝的贞观之治也是类似的情况。贞观年间，无论是人口还是财力跟后来的盛唐时期都没法比。但是，因为它处于从乱世到盛世的一根低开高走、单边上扬的曲线上，所以，显得成绩非常好。

那回头再来看宋朝。宋朝接的是五代的乱世。但问题是，从晚唐到五代，时间很长，将近 100 年的乱世。到了五代的后期，北方中原的经济其实已经开始恢复。周边地区，也就是“五代十国”的“十国”部分，什么后蜀、南唐，这个时候的经济已经非常好。宋朝一建国，把周边国家府库里的钱财往开封城一搬，中央财政宽裕得很，开局就是巅峰。

你看，开局即巅峰，那接下来的曲线，自然就只能是高开低走了，至少也是很难走出一根单边上扬的曲线了。《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一段话说得好，它说：你看宋初开局的时候，天下人口又少，朝廷养的官和兵也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多佛寺和道观，也没有给外国的岁币，老百姓也比较朴素，所以国家就有钱嘛。那为什么后来财政又紧张了呢？就是这几个因素反过来了啊：天下人口多了，兵也多了、官儿也多了，也要给岁币了，大家过日子也奢侈了，那钱还能够用吗？

我们现代人一听，脑子里就会蹦出来两个字：这是“熵增”啊。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一个系统，总是会趋向于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无序。一个房间，只要不收拾，总是会越来越乱；一部新手机，买回来还行，但总是会越用越卡。对，宋仁宗遇到的就是这个情况：不见得是局势越来越差，但肯定是越来越复杂，要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都是在王朝上升的过程中，当皇帝的很容易考出好成绩。而我们这位宋仁宗，则处在一个复杂的熵增过程中。

在熵增过程中，同一个现象，完全可以做相反的解读。比如，宋仁宗时期的经济成就其实是不错的。国家财政收入，真宗末期是2650万缗，宋仁宗末期呢，是3680万缗；商业税收，景祐年间是450多万缗，到了庆历年间就增加到了1975万缗。你看，仅从数字来说，国家财政是直线上升的。但是，你说这到底是社会经济极大繁荣的结果？还是横征暴敛、刻剥小民的结果？两种可能性都有，仅凭这一个上升的数字，我们是得不出件简单的结论的。所以，仁宗的嘉祐之治的成色就只能存疑了。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个考场上，总是换判卷的老师。说白了，对仁宗的评价，总是受到后世的政治形势的影响。

再过几年，王安石变法就要开始了。如果承认宋仁宗干得不错，那为啥还要变法呢？后面的宋神宗运气这么好，接了一个太平盛世，接着当你的守成之主不就行了？所以，变法派提到宋仁宗，暗戳戳地肯定不会有什么好话；但是反过来，对于那些变法反对派来说，宋仁宗又是最好的“神主牌”、最佳的政治资源。我们不能明着说神宗皇帝不该搞变法，但是我夸奖你的列祖列宗总没有什么错吧？仁宗稳稳当当地，干得不错，反衬你现在搞什么变法就是胡闹。

等宋神宗死后，情况就更复杂了。那时候就有两个列祖列宗了：一个变法的神宗，一个没变法的仁宗。于是新旧两党的主要争议，就是仁宗的“嘉祐年间”更好呢？还是神宗的“熙丰年间”更好呢？北宋后期，这成了宋朝政坛上的头等纠纷。

现在你明白了，天下哪有简单纯粹的评价？评价古人的姿势，往往都是用手指指着古人，但眼睛可是偷偷瞄着当时人的需要。所以，无论是颂扬嘉祐之治的，还是解构嘉祐之治的，这些言论都要打一点折扣。

那宋仁宗时期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我有两个角度，供你参考。

第一个角度是：仁宗时代，既不是那么糟，当然也没有那么好。

我们这代中国人太清楚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搞的改革开放，没有任何反对派的，为啥？因为此前的状态大家都觉得不可接受，只要改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嘛。如果一场变法改革有激烈的争论，就说明没有基本的共识。这其实也就可以倒推出仁宗时代的总体状态：大家不算特别满意，但是又觉得努力尽到了，即使改变也未必会更好。大致就是这么个状态。

我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变化。

年轻的时候，这兄弟俩评论起时政，也是火力全开。苏轼说的还比较含蓄，说这个时代“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苏辙毕竟小两岁，话说得更重，说仁宗好色，后宫里那么多女人，国家能治理好吗？

但是等到仁宗去世之后，这哥儿俩但凡提到仁宗，都是好话。苏轼有一段话，说得还非常动情。

那是十几年后的事儿了，宋神宗熙宁六年，苏轼出差路过苏州，看到了一幅宋仁宗写的字，睹物思人，发了一通感慨。他说，看一个世道好不好，你就看这个世道的人就行了。仁宗当年给我当领导的时候，我其实还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现在回头看，他那四十年啊，他左右前后的人都非常不错。大牛人，也是光明磊落的大牛人，普通人，也是有长者之风的普通人。哎，现在无论是朝堂上下、还是内外亲疏，甭管谁，大家提到当年这伙人，提到当年那些事，都要感动落泪啊。

你看，苏轼给了一个知人论世的新标准。评价人，咱别拿着一堆尺子这么量那么量了，很多事情都是人力不可为的，苛求古人没什么意思。对于一个皇帝，也许更好的评价标准就是：第一，他活着的时候，身边的都是一些什么人？第二，他死了之后，在远方怀念他的又是一些什么人？

是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身边的人是他的镜子；一个人死了之后，远方怀念他的人是他的镜子。

苏轼这个标准真好。有多少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活着的时候，身边围拢的人，知道他有多少不堪的事，因此也尽是不堪的人；而死后呢，除了身边的人还念他点儿好，他在远方的名声就随风而散了。

而我们今天送别的宋仁宗，无论用活着和死后的哪个标准，用近处和远处的哪面镜子，看到的都是一个我们愿意亲近、愿意祝福的人。一生如此，夫复何求啊。

刚才说的是仁宗作为一个皇帝的功过。下一个问题是，宋仁宗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格到底是强还是弱？

表面上，仁宗是一个极其柔弱的人，甚至有点讨好型人格。有几个著名的故事：

有一次，仁宗在郊外的皇家园林散步，但是老回头张望。左右侍奉的宫人都一头雾水，不知道皇帝在看啥。仁宗就这样一步三回头。等回了宫里，仁宗让妃子赶紧端水，太渴了。妃子端过来水问，官家你为啥不在外面喝完水再回来，瞧给你渴的？宋仁宗说，我频频回头就是看不见端水的宫人，如果我这个时候问了，他们就得被治罪，我还是忍一忍回来喝水吧。这话一出，左右侍奉的宫人都感动得不行，觉得我们的官家真是太宽厚仁慈了。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故事。说仁宗有一天上朝，大家觉得他今天脸色不好，就问怎么了。仁宗说，嗨，夜里饿着了。大家奇怪啊，宫里面什么吃的没有？怎么会饿着了？仁宗说，夜里呢，觉得有一点饿，想吃烧羊肉。可又没有现成的，忍忍算了，所以饿着了。仁宗觉得如果贸然开了这个口，怕就怕成了惯例，以后夜里天天宰羊，备着这种不时之需，那得糟蹋多少东西啊。

仁宗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如果他不是皇帝，我们身边也经常能见到这样的人：凡事都为别人着想，情深似海，心细如发，就是个“大暖男”嘛。这样的传说听多了，也难免就会拿身边的大白兔一样的大暖男来理解宋仁宗的性格。

比如，朱熹和王夫之，这两个大儒，相隔了500年，但他们批评宋仁宗的点都是一样的。简单说，就是换宰相换得太频繁了。朱熹说，哎，这就是不会用人啊，突然启用一个人，用不了多久又罢黜，你这么干，最后肯定什么也做不成嘛。王夫之的说法更细一些，说你宋仁宗自己执政大概30年，用了40个宰相级别的大臣。用一个人，也不坚决用，动不动又罢黜；罢黜了吧，也不坚决罢黜，过不久又启用。一旦有人被攻击，你就换人；要是宰相们互相吵架，你就两边都换掉。你这么个执政风格，大家无所适从嘛。王夫之最后给了宋仁宗三个字的评语，“无定志”，没有坚定的意志，拿不了大主意。

确实，宋仁宗亲政30年，更换了40多个宰相级别的大臣，平均每年换1.3 个人，这在整个宋朝，都是最频繁的一个时期。你可能会说，哟，大暖男确实容易是大渣男，心太软，墙头草，没主意。

慢着。我越琢磨这个事，越觉得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这恰恰是宋仁宗性格深处的厉害的地方？

我们先回到一个基本的场景：假如你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你今年换一个CEO，明年换一个销售总监，后年换一个副总。请问，这是你没主意的表现？还是你主意大的表现？常识告诉我，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

首先是你对公司必须有超强的掌控力，换来换去，你能 hold 住那么复杂的人事关系，能摁得住可能发生的动荡。更重要的是，这恰恰证明你有强大的意志力，你不会被身边熟人的人情绑架。身边有多少民营公司的董事长，对身边人其实是不满意的，就是换不了，为啥，被人情绑架了嘛。可仁宗这儿关系好归关系好，但是请一个关键部下走人，眼睛都不眨。这不是一般的领导能做到的。

你可能会说，他是皇帝啊，在帝制时代，皇帝有绝对的权力可以这么做。是的。他是皇帝，但他也是个人，是人就会有人情的牵绊。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人劝谏仁宗，说最近是不是有人给你进献了几个女子？仁宗说，嘿嘿嘿，有这回事。这人说，你不该这么做。一通理由说动了仁宗，仁宗说，好吧，那我就不留了。点手把身边的宦官叫来，说那几个女子，每个人给点钱，让她们走吧。你把这事办完了，赶紧回来告诉我。这大臣说，嗨，你觉得我说得对就行了。你回去慢慢办这事，哪有那么急？仁宗说，我虽然是个皇帝，但是我也有人情啊。我回去遣散她们，她们再哭哭啼啼的，我就不忍心了嘛。我怕我做不到。来，你先别走，等我把这事办完了，得着准信儿了，你再走。你看着我。

对比一下，你感受到了吧？身边一个宫女都不忍心换的人，换起朝中的大臣，怎么可能心中全无波澜？但是宋仁宗能做到，流水般地换高官，避免任何人长久掌权，这可能恰恰是意志力的表现。

其实，真的没主见的皇帝什么样？两种。一种是遇到一个权臣，哎呀，朕的爱卿啊，你怎么那么棒？天下事就托付给你了。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皇权不稳。还有一种呢？不仅换大臣换得勤，更要命的是，原来信任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后来明朝的崇祯皇帝。一开始往往是，朕信的就是你；很快就容易变成，朕恨死你了，来呀，把他千刀万剐。

但是你再看宋仁宗一朝，来来去去40几个宰相级别的大臣，几乎没有君臣撕破脸的。往往都是好聚好散，聚了也能散，散了还能聚。

比如，庆历年间那场失败的改革之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纷纷离开京城去了地方。但是兜兜转转，大概十年后，除了范仲淹这个时候已经去世，其他人全部又都回到了中央，陆续担任起了宰辅大臣的重任。所以你看宋仁宗最后的嘉祐年间用的人，其实就是庆历年间搞改革的那批人。

你就看这几个人：说宋仁宗用人不专一，换来换去的，也行；换一个角度，说宋仁宗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用十年的时间，用长期主义的精神，把一批有闯劲儿的年轻人栽培成了成熟的政治家，也说得通。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因为，世界上确实有这么一种人，就是孔子说的，一个君子有三种变化。你离远了看，很有威严，到了真跟他近身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非常温和。但是你听他说话，会发现他言论严谨、立场明确。柳永不是又叫柳三变吗？这个“三变”，就来自于孔子的这段话。你看，性格温和并不一定就没有威严，没有主见。

当然，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猜想。明朝有一个思想家邹智，就说过这么一段话，宋朝的皇帝，只有宋仁宗可以算是一位英主，英明有为的君主。你看他用各种人，都有驾驭的手段。千万别觉得仁宗用人没有定见，如果是那样，是不可能做成那么多事的。

我把两个宋仁宗都摆在你面前。现在球到了你的脚下。你愿意相信，哪个才是真实的宋仁宗呢？

宋仁宗这一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因循守旧？“三冗”的问题，当时已经暴露无遗了啊，上上下下都知道的啊，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像后来的宋神宗那样，大刀阔斧地，轰轰烈烈地地搞改革呢？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性格懦弱呗？优柔寡断呗？但是，如果按照我刚才的那个猜想，仁宗的性格也许并不柔弱。他之所以不举起变法大旗，也许另有原因。

其实你想，只要当皇帝每天都在上朝，都在处理政务、发布诏令，所谓的变革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就拿仁宗最后阶段的嘉祐年间来说，富弼、韩琦、欧阳修这些庆历士大夫回到了中央，改革的大旗是不举了，但是改革的动作是一刻也没停啊。限制冗官、削减冗费、改善财政、改革盐政、更新茶法，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可以这么说，仁宗晚年，进行了一场没有举旗帜的改革。当年庆历新政的很多设想都在实质性地推进。后来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很多做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往往在仁宗时代就已经开始有局部的试点了。

那问题又来了，他为什么不举旗呢？答案也许是，不需要啊。

改革者为什么要举改革的大旗？为了凝聚共识，为了让改革获得合法性。比如，王安石变法，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了“祖宗之法”，王安石是一个儒家大经师，学问不得了的一个人，他是主张回到“先王之法”，就是儒家先祖的秩序。这就是他变法的合法性来源。

理解一个皇帝的行为，钥匙往往就在于“合法性”这三个字。

当年宋真宗为什么要封禅泰山？后面的神宗为什么要变法？神宗之后的几个皇帝为什么一会儿用旧党，一会儿用新党？所有这些大张旗鼓的动作，都是为了合法性。

仁宗为什么不举改革大旗？因为他的最佳的合法性来源，就是守祖制，尊重“祖宗之法”。邓小南老师的这本名著，就是用“祖宗之法”这条线索串联起了整个北宋政治史。其中提到，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和思路成熟，就是在宋仁宗这个阶段。既然有了这个合法性的最佳来源，那就别动不动喊变法了。如果只是为了搞点改革措施，以皇帝的权威，就事论事地往下推就行了，不需要那么大声音喊出来。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政治理性。有一天，有人劝仁宗皇帝，说你应该把权力收上来，别动不动让人感觉你总是听宰相的。仁宗就问了，你说说看，怎么收权呢？那人就回答说，要让所有的政令都从你嘴里说出来，大家就知道了，朝廷的大权是掌握在您手上的。仁宗说，这正好是我不想要的。如果什么决定都是从我这里说出来的。说对了，也就算了。万一我说错了呢？那还怎么改呢？不如像我现在这样，大家说，宰相去办。如果发现这事搞错了，让台谏官提出来啊，我再做决定去改啊。

你听听看，改革也好，因循也罢，收权也好，授权也罢，这背后都是有政治理性支撑的。

这个话题，我们将来讲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还要继续往深里去聊。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感受？好像我今天在刻意为宋仁宗辩护？

其实这是我读历史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假设古人比表面看起来的要聪明。

多年之前，我听一位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很多人连组长都没当过，但就是敢说某个皇帝干得不行，潜台词是，换了他，就能干得比古人强。这就把读历史混同于看爽文了。所以，我在公元 1060 年那期节目里，就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如果觉得自己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古人强，读书读出了对古人的优越感，读出了一身的骄矜之气，那还真不如不读。”

那应该怎么读历史？孔子有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不是学给别人看的，最好的学习目的就是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读历史的目的，宋史专家包伟民老师，在这本新书《史学问津》里说，“研究历史，无非就是为了理解前人的生活”。那为什么要理解别人的生活呢？为己。为了把别人的故事装载到自己的生命里，让自己的生命更饱满、更多元、更丰厚。

就拿宋仁宗来说，如果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像法官一样升堂断案，你你你，如此这般这般，所以，你是有缺陷的，你配不上什么嘉祐之治的说法，要不你怎么没能拿回幽云十六州啊？这么说的时候，可能胸中会鼓荡起一种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快感，但你不觉得吗？那不过是一种虚妄的权力而已，苍白且廉价。

而如果我们有意对他们高看一眼，比如这位仁宗，我们把他的行为设想得更合理，看到他面对的挑战、他期待的成就、他采用的方法、他进行的调整、他付出的努力，那最终受益的可不是仁宗，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居然可以用这么小的成本，在他人的生命中多活一遍。

我们现在是穿越到了公元1063年，今天我们送别宋仁宗。话说，在仁宗永昭陵的寝宫，后来有人题了一首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