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满清统治的年代，百姓常常面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境。从顺治帝入关至宣统退位的二百六十八年期间，几乎每隔三到五年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饥荒。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仅在康熙帝的六十年统治期间，就发生了二十三次“人相食”的悲惨事件。乾隆五十年山东发生的大饥荒中，甚

在满清统治的年代，百姓常常面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境。从顺治帝入关至宣统退位的二百六十八年期间，几乎每隔三到五年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饥荒。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仅在康熙帝的六十年统治期间，就发生了二十三次“人相食”的悲惨事件。乾隆五十年山东发生的大饥荒中，甚至出现了“父子相啖其指，夫妻互食其耳”的悲惨情景。河南光山县志记录了饥民交换孩童至邻村宰杀以充饥的实情，并特别指出这种“易子析骸之风，自冬徂春未绝”。在陕甘大旱期间，兰州城外甚至出现了公开买卖妇孺肢体的“人市”，壮丁的股肉标价六十文，幼童的筋骨可以兑换三合粮食。道光十五年，山西的灾民剖食路旁的尸体，巡抚在奏折中直言不讳地描述了“饥民剜尸取脏，烹煮之声彻夜不绝”的情形。

光绪三年的“丁戊奇荒”期间，晋豫两省的人肉价格每斤二十文，比米价还要低三成。解州盐池附近的树皮被剥食殆尽，“民掘观音土充腹，腹胀而毙者相望于道”。尽管如此，朝廷的赋税却连年增加，包括“练饷”和“剿饷”，咸丰年间为了镇压捻军，又在直隶强征“马干银”。江南织造的密折中记载了“苏杭机户日殍百人，机杼声稀如寒蝉”的惨状，扬州盐商的账簿也记录了“嘉庆九年每引加课银二钱三分，灶户逃亡逾半”的事实。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泪为代价，粉饰太平的《四库全书》。雍正年间，江西道监察御史谢世济曾报告“江浙丝户典妻鬻子犹不能完税”的情况，连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暗讽“康熙康熙，吃糠喝稀”，并借《饿鬼》篇描绘了“官吏催科，鬻妻女者塞途”的悲惨景象。

在同治年间，平凉府衙门竟将饿殍的肢体熬制成所谓的“赈灾膏”分发给灾民。光绪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巡查河工时，目睹灾民以槐叶和骨粉充饥，却在日记中写下“刁民惰耕，咎由自取”的话语。江宁县令为了应对钱粮考成的压力，将活人冒充为“倒毙流民”上报给户部，每具尸体可以抵扣税银三钱，导致差役在夜深人静时掳掠乞丐制造“税殍”。光绪朝的《申报》统计显示，全国平均每县每年饿毙者超过三百人，而与此同时，旗人每月的例钱足以购买三石粳米，宗室婚丧赏银动辄上万两。两广总督府的厨余记录显示，光绪二十六年冬至夜宴，仅烧鹅掌就用去了三百只活鹅，而同一天广州街头死亡的人数达到四百七十九人。

刑部档案记载了光绪九年宛平农户王栓柱因欠税银八分被逼生吃幼子手指的案件，其妻在投井前咬断中指，留下血书“皇粮猛于虎”，然而此类奏报大多被朱批“着该抚妥为抚恤”后便再无下文。更令人叹息的是，乾隆三十三年山东饥民范二牛因煮食知县坐骑而获罪，临刑前高呼“吾腹中尚有马肉三斤，愿剖献圣上”，竟成为当年刑部秋审的典型案例，供六部官员研讨“刁民犯上”的律例要义。据《大清会典》记载，嘉庆十八年刑部议定“饥民劫粮”按谋逆论处，道光朝更是增设了“掠食罪”专条，仅山西平阳府五年间就斩首“掠食犯”六百余众。

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全国半数省份正遭受饥荒，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文告中痛心疾首地指出：“今年蜀地歉收，铁路捐税却依旧征收。”与此同时，皇室成员们在八大胡同举办着花费高达二百两银子的“消寒宴”，宴席上公然摆出“煨人掌”、“猩唇羹”等令人震惊的菜肴。据《清稗类钞》记载，光绪帝大婚耗费了五百五十万两银子，这笔钱足以赈济全国饥民三个月；内务府的档案显示，慈禧太后每日的膳食费用高达六十两，而同期直隶省的佃农年收入还不到十两。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宣统元年，农工商部提议推广所谓的“营养粉”，实际上只是麦麸和锯末混合的充饥物，却要求灾民感恩戴德地称颂“皇恩浩荡”。

在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代，仍有一些遗老在捧读《御制耕织图》，歌颂着帝王的功德。他们或许未曾意识到，图中描绘的“农夫欢笑”场景旁边，题写的诗句“岂知垅亩间，刀尺催租急”墨迹尚新，这正是华夏文明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在满清统治的时期，百姓的生活实际状况都这样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仍有人不断地宣扬所谓的“盛世”景象。那些所谓的文人墨客都选择沉默，没有人批判满清的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实际上与古代的乱世又有何区别呢？回顾历史，古代的乱世往往被那些所谓的文人以尖锐的笔触批判得体无完肤。

例如，《儒林外史》这部作品就曾经痛斥元末的暴政，但对当时满清的统治却避而不谈。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多达三千余种的禁书，而龚自珍只能通过写一些含糊其辞的朦胧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民国时期的学者曾经做过统计，发现现存的清代文人笔记中，真正涉及民生疾苦的内容不足十分之一，而充斥其中的却是对“圣主仁政”的吹捧和谀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至1961年期间，尽管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政府还是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进行调粮救灾，到了1962年，粮食产量已经恢复到了灾前的水平。

然而，一些文人却抓住这个机会大肆渲染，对政府进行攻击。依据清史档案的记载，咸丰八年全国范围内饿死的人数竟是官方统计数字的三十七倍。即便如此，户部在赈灾章程中依旧加入了“忠君体国”的表述。令人费解的是，当时竟无文人公开批判这一吃人王朝。相反，在今天，却有人不断揪住新中国历史上短暂的困难时期不放，进行反复的质疑。历史的真相是如此明晰：满清通过文字狱手段，培养出了一批只会歌功颂德的文人阶层，而新中国则让人民活得有尊严，无人颂扬，却有人颂扬一个如同粪坑般的奴隶制王朝。真是令人诧异！

来源：做温良恭俭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