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邹平醴泉寺之名是由唐中宗李显所赐。何止赐名，连重建都是唐中宗下令。《志公碑》碑文开首即有“大荐福寺奉敕··建此寺”！这不能不令人所思：醴泉寺西距长安迢迢几千里，何以皇帝会敕建并赐名一个偏远的山寺？这其中必有内因。
唐中宗李显
邹平醴泉寺之名是由唐中宗李显所赐。何止赐名，连重建都是唐中宗下令。《志公碑》碑文开首即有“大荐福寺奉敕··建此寺”！这不能不令人所思：醴泉寺西距长安迢迢几千里，何以皇帝会敕建并赐名一个偏远的山寺？这其中必有内因。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历经汉、魏晋、南北朝，传布日广，中间虽有周武帝灭佛，但经隋文帝、隋炀帝力倡，佛教再度兴起。到唐朝初期，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是尊道抑佛、先道后佛的。唐朝第一个崇佛高潮出现在武则天时期。武则天称帝前两个月（天授元年七月），和尚法明撰四卷《大云经》献上，经文说：“太后乃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做天下主”，这为武则天称帝提供了宗教理论依据。于是武则天力扶佛教抑制道教，下令将该经颁行天下，全国各州各建大云寺一所，使道教、佛教地位来了一次颠倒。
武则天
唐中宗李显是武则天的第三子，虽为皇子，但从小一直生活在武则天的阴影之中。为了篡夺皇权，武则天先用毒酒杀死长子李弘，继而逼次子李贤自杀，立李显为太子。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李显登基，但仅当了两月皇帝，即被母亲废为庐陵王，幽禁于湖北房州。次年武则天改元光宅。690年，改国号为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趁武则天病重之机，李显在宰相张柬之等五大臣的强行拥护下夺取帝位，复辟了李唐王朝。唐中宗在崇佛抑道上，基本上继承了武则天崇佛的宗教政策，佛教势力继续膨胀。
翻译佛经是唐朝帝室崇佛的一大行为。古代中国僧人游学印度，译经著说，贡献最大的有三位高僧：法显、玄奘和义净。法显（约337—422），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是中国僧人到古印度留学的先驱者。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39年）偕同学从长安西行求法，遍历天竺北、西、东等地，后赴师子国，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经海道到达青州广那宾山（今青岛崂山)，前后14年，历30余国，带回大量梵本佛经。归国后于建康（今南京）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并撰《佛国论》。贞观十一年(638年)，唐高僧玄奘西游印度，回国时，取回大量佛经，先在长安弘福寺，后移居慈恩寺专事翻译校正佛经。玄奘之后，高宗时又有僧人义净西游取经，回国后，专事翻译佛经。醴泉寺的重建即与这位义净高僧有重要关系。《志公碑》碑文中曾提及这位义净高僧。
义净法师像
义净（公元635-713）是唐著名高僧，旅行家，翻译家。本姓张，字文明，齐州历城山茌（今山东长清张夏镇)人。7岁(624年)即辞去双亲，出家土窟寺，期间遍访名师，娴习群书，博古通今。14岁(公元648年)正式剃度。18岁仰慕法显、玄奘志游印度。20岁（公元655年）受具足戒，成了一名正式学僧，弘法的意志更坚。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12月9日，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驾临齐州探望三妹南平公主，曾至神通寺礼佛。武则天听说义净虔诚佛法，立志西去求佛，便驾临土窟寺召见义净。义净以住持身份迎驾,并把恩师慧习传于他的金字玉轴《法华经》转呈武则天。武则天大喜，遂带义净去皇家梵地灵岩寺，封30岁的义净为教主，为其封禅和超度。
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37岁的义净从广州乘商船，游学印度，途中倍受风浪之苦，染重病，遇劫贼，险遭丧命，后终于成功到达。他在法显、玄奘曾取经的那烂寺，苦学钻研佛经10年，巡礼诸佛迹，历时25年，足迹遍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洋东部30余国，“孤征南海”的故事即由他而来。
武周长寿三年(694年)五月，义净乘船抵广州，旧友新识及四众弟子纷纷前去拜谒。消息传至洛阳，武则天诏书广州太守护送义净大师至东都。证圣元年(695年)义净返至洛阳，带回佛典约400部、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300粒。在归途中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归国时，武则天亲带百官和众僧迎于洛阳上东门，万余僧俗夹道迎送至皇家佛授记寺。
随后敕封义净为“三藏”大师称号。义净先任阗实叉难寺、大福先寺主复礼，后任西崇福寺法藏。公元706年随唐中宗至长安，唐中宗为他在荐福寺专设翻经院，“敕荐福寺翻经”。公元707年，又修建了小雁塔，专门用来保存他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从公元700年到710年，义净共译成经论56部、230卷。荐福寺佛教活动达到了极盛阶段。
神龙元年九月(705年)，唐中宗为义净撰文宰相王旦正书《唐龙兴圣教序》碑，立于大荐福寺翻经院，并正式册封义净为大唐三藏法师，诏令其担任皇家翻经主译。神龙三年(707年)，唐中宗撰文，齐州书法家、御史唐奉一书《唐中兴圣教序》碑，立于义净出家之齐州四禅寺和灵光寺。唐睿宗李旦即位后，又把义净封为国师。后来义净染病，睿宗为冲淡义净病魔，并为之专门改年号景云。义净名声极一时之盛。义净卒于公元713年，寿79岁。唐玄宗为其举行了国葬。
义净翻译佛经有独到之处，唐中宗在《三藏经教序》中说：“古来翻译之著，莫不先出梵文，后资汉译，摭词方凭于学者，铨议别秉于僧徒。今慈法师，不如是矣，既闲五天竺语，又详二谛幽宗，译议撰文，咸由于已出；措词定理，匪假于旁求。”唐中宗对义净的翻译作了很高的评价。
唐朝佛经翻译成绩辉煌，不但跟玄奘、义净这些主持者的经验学识有关，也是直接在皇室大力支持下进行的。义净组织翻译时，亦从全国各地精心挑选大量博学多识的高僧，其中有土火罗人、中印度人、新罗人，另外加上八位大唐的翻译大德，如大福先寺主持复礼、西崇福寺法藏，以及沙门惠表、胜庄、慈训等高僧，总共约有二十位精通义理，熟悉梵文和汉文的饱学之士，分别建自七个国家和地区。许多朝廷大员也奉旨参加，担任“次文润色”和“监护”之职。这些人中，有修文大学士、兵部尚书、中书侍郎、吏部侍郎、中书舍人等。大多都是三品左右的朝官。担任译场监译的，是韦巨源和苏环两位当朝宰相。可见朝廷对此次译经的重视。
神龙三年(707年)中宗请义净到皇宫坐夏三个月，翻译药师佛的《本愿功德经》，中宗并亲自任义净的助手，作汉文记录的工作。当时齐州正智寺僧仁万姓李名道寂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在这次海选中正被义净选中，参加到荐福寺翻经。仁万与义净均是齐州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笔者无法考证。《志公碑》碑文中所载“俶装东上，将○○州○○三藏义净法师，各代高僧，天下重德，先奉敕于大荐福寺··。”大概即是说仁万前往长安大荐福寺报到，被安排担任经律校勘的工作。
能在佛教界最高机关长安大荐福寺翻经，这是仁万的机遇和荣幸，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翻经期间众高僧云集，交流研究佛学，大大提高了仁万的知识和眼界。
唐中宗不但重视佛经的翻译工作，并曾在全国号召大修大建佛寺的活动。此时，创建于南北朝的醴泉寺已历经近200年，殿堂颓败，气象萧然，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传统，正赶上了这次重建的时机。
由于唐中宗崇佛，故而仁万可能与同乡的义净法师协商，得到义净的认可和支持，借助中宗的号召，提出了重建齐州长白山醴泉寺的建议。
长安荐福寺
仁万工作的荐福寺绝非寻常寺院，它座落于唐长安城的开化坊，隋代曾是杨广（炀帝）做晋王时的王府，唐初先后是唐太宗的女儿襄城公主和后来登位的唐中宗李显的宅第。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唐高宗死后百日，皇室为他追荐“冥福”，始立为献福寺。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将其改称荐福寺，并以飞白体书写了寺额。
荐福寺规模宏大，占地约10万平方米。寺东有放生池，相传为汉代“鸿泽陂”。后又陆续修建了大殿、禅堂、净土院、翻经院、佛牙楼等建筑。中宗即位后，对此“大加营饰”，“崇侈益甚”，亲自请著名的道岸大师助营荐福寺。景龙年间（公元707~709年)，又在荐福寺南面的安仁坊，隔街另辟塔院，寺塔合一，规模宏伟，基址占地10公顷。由于荐福寺是皇家敕建的著名寺院，建成后有印度僧二百余人在此活动。
武则天、唐中宗常在朝廷重臣的簇拥下巡视此寺，亲临降香，会见佛教大师义净等。其他诸佛界大师也纷纷来此弘扬佛法，像号为国师的僧伽大师、西域于阗国的实义难陀、华严宗三祖法藏、密宗高僧金刚智等都曾在荐福寺举办佛事活动。
由于唐中宗就住在荐福寺，常到大荐福寺翻经院视察，或召见义净法师听取翻经进展事宜，义净随机向唐中宗提出齐州长白山重建醴泉寺的事。中宗一向崇敬义净大师，由义净提出，中宗定会慨然应允，并敕命大荐福寺主持此事。于是“大荐福寺奉敕”命“翻经院标勘沙门正智寺都维○僧道寂建此寺”。在醴泉寺建成之后，又敕命高僧庆某、玄伞等为醴泉寺志公碑撰文、书写了碑文。
醴泉寺得以重建，正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进行的。
既然志公碑所载重修醴泉寺是以唐中宗敕命大荐福寺主办的，因此可以确定，仁万僧奉命组织重建醴泉寺，是在被抽调大荐福寺翻经之后。
翻经期间，仁万时刻牵挂着醴泉寺的重建，估计他不可能脱离大荐福寺的翻经而专职修建，而是两方面兼顾。他一年之中要回长白山几趟，察看或指导醴泉寺的建设。
至于醴泉寺重建的设计、规模以及佛像的雕刻，都在仁万的监控之中，其水平应该是全国一流的。在新寺建成之前，仁万也定会同其他僧人商讨新寺的命名问题。
醴泉寺原名龙台寺，武则天时期又曾改名大云寺，重建后的新寺如何命名，仁万及有关人士一定会思量再三。
或许其他人，或许他本人突发奇想，利用他在长安翻寺经、接触高层僧人或皇帝的机会，由唐中宗命名的方案来进一步扩大新寺的名声。但起何名更好？必须先有预案。经过一番商量，论证，最后初步拟定了“醴泉寺”之名。
仁万带着众僧人和长白山父老的嘱托返回长安，继续参加义净组织的翻经工作。工作之余，他向义净法师汇报了醴泉寺重建的状况，并提出希望能让义净法师出面请皇帝御赐寺名的想法，得到义净法师的赞同。所以让中宗赐名醴泉寺，也应该是通过义净向中宗提出的。既然中宗已经敕建醴泉寺，赐名那应该是顺水推舟的事。中宗赐名的同时，还赐给仁万经义净等翻译的佛经一部供醴泉寺珍藏。
按当时一般常识和规律，唐中宗之所以能敕建醴泉寺并赐名，也只能通过仁万、义净这一条线路，其他则不能圆说。
中宗敕建并赐名醴泉寺，估计是在他政变后的神龙至景龙年间(705至710)。经过几年的建设，醴泉寺已经竣工。中宗皇帝赐名醴泉寺的消息，以当时最快的速度传到长白山，长白山周边真是天降甘露，万众欢腾。大家期待仁万返回，共同商定新寺开光事宜。
至于当初醴泉寺之名由谁来题写，史书中均无记载，但以笔者之见，皇帝敕建并赐名的寺院，题名者绝非等闲之辈，应具有相当身份。
不久，仁万带着御赐的佛经返回长白山，“即以二月八日，亲率阖境老幼，大会新寺，表庆天恩···”，“有敕改名为醴泉寺”。
醴泉
至于《唐志公碑》上所云：“寺成之日，忽见有醴泉涌出三四尺，色泽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饮，咸觉蠲疴··。”这些只是请求皇帝赐名的托词和颂语，就像现今人们请名人为建筑物题字，大多先有预案，再让名人采酌。若不，事情岂能如此巧合，寺成之日，东山会“忽见有醴泉涌出”？
皇帝的敕建和赐名，更加提高了醴泉寺的声望和地位，使之很快成了山东乃至全国的名寺，每年吸引无数国内外僧侣和达官前去拜谒。东山坡那个小小的醴泉，后来也被列为了济南七十二名泉之列，这与中宗赐名不无关系。
或许在醴泉寺开光的同时，佛教界又趁机在长白山一带进行了一次崇佛的命名活动，象长白山最高摩诃、狻猊、莲花等峰以及与佛陀有关景观的命名，估计都是在中唐这一崇佛的背景下进行的。
公元710年6月，唐中宗李显在帝室权力角逐的斗争中，被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结束了其悲剧的一生，时年55岁。韦后随即立唐中宗的幼子李重茂为少帝，是为唐殇帝，年号唐隆。同月，临淄王、中宗的侄子李隆基又以捍卫皇室、为中宗复仇为名，与姑嫂太平公主合谋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拥立父亲李旦（中宗之弟、原睿宗）取代了少帝。
一年之内，国家政治风云变化莫测，帝室三易其主，令朝野无所适从。值得注意和回味的是，醴泉寺开光于中宗被谋杀的第二年，即公元712年。也即在这一年七月，李隆基又从父李旦手中接受专权即位，是为唐玄宗。
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一个被谋杀的前任皇帝敕建和赐名的寺院开光，定会直接影响开光的社会效果。
在这种大背景下，为重建醴泉寺操劳7年，并负责运作中宗赐名的仁万僧作何感想，是悲是喜？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713年，又有不幸的消息传来，仁万尊崇的义净法师于当年正月十七日圆寂于长安大荐福寺。劳累与恶耗，机缘和失缘，无疑是对仁万僧沉重的精神打击，所以在新寺开光的第3年（公元714年），身心疲惫的仁万僧悄悄地在斋房中圆寂了。
中宗敕建并赐名醴泉寺，这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其来龙去脉应该是很清晰的，但随着改朝换代的风云，佛教时兴时衰的命运，以及知情者一代一代的故去和资料的大量毁失，到明清季，更因《志公碑文》的严重残损，事情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至于唐中宗御赐给醴泉寺的那部佛经，估计早已在改朝换代的风火中灰飞烟灭了，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遗憾。
概括地说，唐中宗政治上是一位懦弱的庸君，他执政仅有6年，期间被韦后和女儿搅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但醴泉寺由他敕建和赐名，却对长白山周边的人文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以上所述唐中宗敕建赐名醴泉寺的故事，只是笔者从《唐志公碑》几处残断的文字信息中判断得出的不成熟的结论，正确与否，尚有待更有力度的证据。
来源：邹平往事录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