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起今天的伊朗和以色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恐怕是水火不容的死敌形象。导弹互射、代理人战争、核武疑云... 火药味浓得化不开。但历史有时比小说更离奇——就在几十年前，这两个国家也曾有过一段堪称“蜜月”的隐秘交往，其深度和广度远超常人想象。这段关系发生在伊朗巴列维王
提起今天的伊朗和以色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恐怕是水火不容的死敌形象。导弹互射、代理人战争、核武疑云... 火药味浓得化不开。但历史有时比小说更离奇——就在几十年前，这两个国家也曾有过一段堪称“蜜月”的隐秘交往，其深度和广度远超常人想象。这段关系发生在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特别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在位期间），从1940年代悄然萌芽，在冷战阴影下迅速升温，直至1979年伊斯兰革命才戛然而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掀开尘封的档案，聊聊这段被刻意遗忘的“铁幕蜜月”。
初期的矛盾与试探 (1947-1953)
故事的开头并不甜蜜。1947年，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就是后来以色列建国的依据）时，伊朗可是投了反对票的。当时德黑兰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联邦国家。这立场，跟其他穆斯林国家没啥两样。
然而，国际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到了1950年，在位不久的年轻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做出了一个让外界大跌眼镜的决定：伊朗悄悄地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虽然没大张旗鼓地正式建交（碍于穆斯林世界的压力），但这让伊朗成为了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与以色列建立实质关系的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这一步棋，标志着巴列维国王开始将伊朗的战略重心向西方靠拢。
好景不长？1951年，伊朗传奇首相摩萨台上台，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英伊石油公司给国有化了（动了西方蛋糕），二是直接切断了和以色列那点刚建立的联系。伊朗-以色列的“小火苗”眼看就要熄灭。但1953年那场著名的、由英美情报机构（CIA和MI6）策划的政变，把摩萨台赶下台，把巴列维国王重新扶稳了宝座。复位后的国王，亲西方的立场更加坚定。为了对抗苏联的渗透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特别是纳赛尔领导的埃及）的威胁，德黑兰和特拉维夫的关系不仅迅速恢复，而且开始加速升温。共同的“敌人”让它们走到了一起。
军事、经济与情报的全面合作 (1950s-1960s)
以色列当时有个著名的外交策略，叫“边缘战略”（Periphery Doctrine）。简单说，就是避开周围虎视眈眈的阿拉伯国家，去拉拢同样不喜欢泛阿拉伯主义的非阿拉伯邻邦。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就成了最理想的目标。1958年，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总理和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搞了一次秘密会晤，达成了一个代号“三叉戟”（Trident）的准联盟协议。伊朗虽然没正式签字，但绝对是这个秘密小圈子的核心成员，三国在情报、军事等领域的合作自此全面铺开。
合作最实在的部分就是经济。伊朗有以色列急需的东西——石油！尤其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搞石油禁运，伊朗的石油供应简直就是“及时雨”。以色列也不是白拿，投桃报李，派了大批专家去伊朗帮忙：搞农业现代化（传说中以独眼闻名的名将摩西·达扬就曾作为农业专家在伊朗“蹲点”指导）、修水利（参与水坝建设）、搞基建。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
这段合作里最“暗黑”也最敏感的部分，当属情报合作。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在帮助巴列维国王建立和训练其令人闻风丧胆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解密的以色列档案（1955年）证实，双方在反共、监控国内反对派（包括宗教势力）等方面有着深度协作。可以说，以色列是萨瓦克这个镇压机器的“助产士”之一。这份“孽缘”，也为日后革命者的仇恨埋下了伏笔。
昙花一现的军火蜜月 (1977-1979)
时间快进到1970年代末，巴列维国王的野心更大了，他想搞导弹！1977年4月，一个代号“鲜花计划”（Project Flower）的绝密合作项目启动了。核心就是“石油换武器”。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图凡尼安将军（Hassan Toufanian）秘密访问以色列，与时任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Ezer Weizmann）敲定了合作。伊朗出钱（石油），以色列出技术，帮伊朗升级“迦伯列”（Gabriel）反舰导弹，还要搞出潜艇发射版！
伊朗豪掷2.8亿美元（按当时价值）的石油。以色列专家深入伊朗腹地，在锡尔詹（Sirjan）附近帮着建导弹组装厂，在拉夫桑詹（Rafsanjan）搞试验场。后来以色列官员私下承认，给伊朗的技术其实不算最顶尖（有些制导技术已经有点过时了），但以色列自己却靠这笔“横财”大大推进了本国导弹研发。各取所需，心照不宣。
这场轰轰烈烈的导弹合作，最终被1979年突如其来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打断。以色列工程师带着核心图纸和技术资料紧急撤离，跑得比兔子还快。但那些建在伊朗沙漠里的工厂、试验场等基础设施却带不走。讽刺的是，这些由以色列帮助建立的“家底”，后来被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接手，并成为其日后导弹计划发展的基础之一。真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只不过乘凉的人换了阵营。
犹太社区与精英阶层的浮华世界
除了军情大佬们的秘密交易，普通人的生活也见证了这段特殊关系。六七十年代的德黑兰，曾有一个相当繁荣的以色列侨民和伊朗本土犹太人社群。他们有自己的学校、生意，形成了一个融入德黑兰上流社会的“小圈子”。高档百货商店、以色列人开的假牙公司、豪华住宅区... 在那个相对开放的年代，他们的生活相当优渥，仿佛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东方梦幻泡泡”。
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生动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对待宗教和以色列的态度：据说在一次王宫宴会上，巴列维国王对着以色列宾客举杯，轻松地说：“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伊斯兰...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这句话虽然可能只是私下的玩笑，却赤裸裸地揭示了王权核心圈对宗教束缚的漠视，以及他们与以色列交往时的真实心态——一种超越宗教隔阂的、基于世俗利益的“亲密”。
客观地说，在礼萨汗老国王和巴列维国王统治下，伊朗的宗教少数群体（尤其是犹太人）的地位确实得到了改善。希伯来语教学被允许、犹太人能接受公共教育、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段时期也被认为是伊朗犹太社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
然而，表面的繁荣下并非没有裂痕。随着统治后期国内矛盾加剧，巴列维国王开始显露不安。他公开抱怨美国媒体被“犹太游说集团”操控，对国内一些犹太人物也流露出不耐烦。这些迹象表明，在革命风暴前夕，国王试图将国内的不满情绪向外转移，古老的“反犹”幽灵也在悄然抬头，为后来犹太社区在革命中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两伊战争中的秘密援手
1979年革命一声炮响，巴列维王朝灰飞烟灭。霍梅尼上台，以色列立刻被贴上了“小撒旦”的标签，大使被轰走，使馆财产被没收（原地改成了巴勒斯坦代表处），公开关系彻底断绝。但是！国家利益面前，口号归口号。当1980年萨达姆的伊拉克大军压境，两伊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和伊朗这对“前任”，竟然又偷偷摸摸地“续上了前缘”。
以色列出于遏制伊拉克（当时以色列的头号劲敌）、防止其在中东坐大的战略考量，秘密地向伊朗输送了大量武器弹药，甚至可能还包括军事顾问。作为回报，伊朗则向以色列提供了关于伊拉克军队的宝贵情报。尽管德黑兰官方矢口否认有任何接触，但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暗通款曲”的状态，在整个八十年代都若隐若现。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要维系这种见不得光的关系，离不开“中间人”。萨瓦克特工曼努切·高巴尼法尔（Manucher Ghorbanifar）就是这样一个关键角色。他不仅与人合办了一家与以色列有紧密联系的石油运输公司（Starline Iran），还在1980年试图推翻霍梅尼政权的“诺杰政变”（Nojeh coup）中，为流亡的前首相巴赫蒂亚尔（Shahpour Bakhtiar）充当与以色列联络的桥梁。他的存在，证明了即使在革命后，两国间隐秘的商业和情报纽带仍未完全断裂。
以色列当年通过“鲜花计划”向伊朗转移的导弹技术（尽管可能不是最先进的）和相关工业基础，在革命后被新政权接手并消化吸收。伊斯兰共和国日后庞大的导弹武库，其源头竟可以部分追溯到巴列维时代与以色列的合作。历史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尽管意识形态上势不两立，但两国情报机构似乎都继承了某种“务实”的基因。即使在公开敌对最激烈的时期，面对共同的威胁（如伊拉克），一些间接的、非官方的信息传递可能仍在最隐秘的层面进行着。以色列的中东战略向来注重多层次的“影子外交”，伊朗在生存压力下也展现出相当的灵活性。
对于在革命后逃离伊朗、移居以色列（或其他国家）的伊朗犹太人来说，巴列维时代的德黑兰生活成为一段复杂而怀旧的记忆。那是他们（或他们父辈）曾经的家园，一个充满活力、相对自由、生活富足的“黄金时代”，一个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下几乎被完全遮蔽的“东方幻想曲”。这份乡愁，是这段特殊历史在普通人心中留下的最私密也最持久的印记。
巴列维时代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绝非冷战时期一个简单的权宜之计或偶然的“战略失足”。它是一段精心构建、高度隐秘、涉及石油命脉、尖端武器、情报共享、乃至社会文化交往的“全方位特殊关系”。这段“铁幕下的蜜月”虽然随着1979年的革命风暴而骤然终结，但它播下的种子——无论是技术遗产（导弹）、机构记忆（情报合作模式），还是社会创伤（犹太社区的离散与怀旧）——都在深刻地形塑着今日两国相互敌视、却又在暗影中彼此试探的复杂格局。
这段被刻意尘封的历史揭示了一个中东政治的永恒悖论：公开的意识形态对抗，往往掩盖着层层的现实利益计算和隐秘的实用主义操作。巴列维与以色列的“亲密往事”，正是这种悖论的绝佳注脚。随着更多档案的解密和亲历者回忆的浮现，这段充满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历史篇章，正逐渐褪去其神秘面纱，提醒我们中东棋局的复杂远超表面所见。昔日盟友反目成仇的故事，总是格外令人唏嘘，也格外发人深省。
来源：郑太尉观天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