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外公讨要百万债务丨记者过年

B站影视 2025-02-08 00:00 3

摘要:二十多年前,当客人们进入这个房间时,会为天花板的巴洛克浮雕和水晶吊灯惊叹连连,当他们坐在8张红木椅子的其中一张时,一边夸奖墙上四幅太爷爷的书法文采飞扬,一边却盯着另一面墙上挂着的海岛和比基尼白人美女。真正震撼到他们的是40英寸的大头电视机。小舅曾告诉我,如果某

一楼客厅火盆里的炭烧了一整天,外公也坐了一整天。到了傍晚,母亲推开了双开实木门,她担心观看春晚小品时,外公会因开怀大笑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

她高估了小品,低估了客厅,她忘记外公建造的这个房间,容量有多大了。

二十多年前,当客人们进入这个房间时,会为天花板的巴洛克浮雕和水晶吊灯惊叹连连,当他们坐在8张红木椅子的其中一张时,一边夸奖墙上四幅太爷爷的书法文采飞扬,一边却盯着另一面墙上挂着的海岛和比基尼白人美女。真正震撼到他们的是40英寸的大头电视机。小舅曾告诉我,如果某天这台电视机爆炸,我得从蓝色玻璃的窗子跳出去,穿过有假山鱼池的庭院,一直往外跑,直到能眺望到这栋三层高的蓝白色建筑天台上茂盛的葡萄树,才不会被冲击波推倒。我从没把舅舅的话当真,因为客厅太大了。大到我在红木椅子上,无法用红外线遥控器操作电视机播放《大风车》和《智慧树》。

二十多年后,外公坐在已不再那么巨大的客厅的角落,墙上的书法有被蛀蚀的痕迹,夕阳透过身后的蓝色玻璃窗,让他臃肿的身躯像是浸泡在深海之中。二十多年里,他住在这栋自己设计、建造的楼房的时间,总共不足3年。其他时间,他住在自己的工厂、桑塔纳、养殖场、酿酒作坊。最后一站是养老院。

过年前,舅舅把外公从养老院接回家。那个画出设计图,通晓沙土、兔子、蟾蜍、白酒知识的大脑,早早沉入了深海之中。他忘记了包括爱我在内的很多事,成为一具在炭火前无法挪动的躯壳。

除夕的夜晚,液晶电视里播放着春晚——那台大头电视几年前已报废,没有爆炸过。过堂风扬起火盆里的灰烬,外公忽然从水里冒出头,看向我。“有人欠我120万,我脑子昏了,身体不行了,要靠你去讨债了。”

外公家地势高,在我小时候,站在楼顶,可以俯瞰城市,过去二十年里,周围慢慢建满了更高的房子。(苏有鹏/图)

熊掌

有人欠外公钱,这种事儿不稀奇。

外公的大半生是一位卓越的乡镇企业家,他体形清瘦,戴着一副墨镜,不苟言笑,身上随时披着一件西装。1980年代,他靠一支建筑工程队起家,业务逐步向上游生长,最终,这位订阅了若干本农业杂志的云南农民,在红土和砂石上看到一个垄断的市场,迅速投资了县城最早的几家砖厂之一。进入大兴土木的年代,砖厂里停满排队等砖的卡车。很快,人家给外公起了一个外号“百万”。

那时的外婆,这位小学五年级学历的农村女人,会带我到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辨认哪些砖头出自外公的手。“你外公的砖更红一些,脆一些。”外婆拎起砖,敲一敲,碰上那种缺角少棱的,她坚信,“绝对不是你外公做的”。

外婆从哪儿获取关于砖头的知识,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百万”建好一栋三层高的蓝白色建筑,装饰出一个华丽的客厅后,就从没在这里过夜。

“百万”永远在出差的路上。开着他的黑色桑塔纳,最常去的地方是省城昆明。2000年代初,到省城需要12个小时,他一个人可以开通宵。时间紧迫,也不忘向我表达爱意,从昆明花鸟市场买回小动物,最普通的是巴西龟。每当他给家里座机打电话,嘱咐舅舅们要如何运营好砖厂时,我会用另一个房间的分机插入谈话,提出我越来越过分的要求,金鱼、松鼠、海龟,他也不是每次都能满足我。当我提出,想养一只大熊猫时,他打了几个电话后,转头告诉我,熊猫抓不到,“你想要灰熊的熊掌吗?”

我被吓到了,从此再也不提养小动物。

那时,我的两个表妹还没有出生,外公很珍惜和我相处的每时每刻,他的桑塔纳停在政府大院里,每当他要奔赴下一趟旅程,会让我陪他走到车旁,坐上副驾,挪到大门口,给我做个鬼脸,再让我下车。这段路程不到100米,但会花费不少时间。车载抽屉里塞满一捆捆百元钞票,他会让我揣上几捆,转交给外婆。外婆拿到的钞票,取决于那天我的衣服有多少个兜。

家里唯一没有沉浸在财富眩晕的人,或许是我的太爷爷。这位在西南联大附中接受教育,后来成为我们当地诗社创社社长的知识分子,他每天催促我练习书法,花自己的退休金出版书籍。有时,还会让我读一读他写的古体诗。我唯一有印象的诗句是他给自己写的墓志铭,大概的意思是,后人不用悲伤,因为“天荒地老无穷尽”,很多事情都在不断重复发生。

在桑塔纳上和外公的相处时光,比练习毛笔字更有趣。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发生在小学三年级左右。那时外公已经六十多岁,他带着我考察一个蜗牛养殖基地,基地负责人是一位梳着背头、说普通话的年轻男人,他绘声绘色地向披着西装的外公讲解,这种黏糊糊的动物,是一道外国餐桌美食的原材料。

可我要到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转播上才看到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当我盯着蜗牛那一刻,我认为说普通话的男人要么疯了,要么和其他人一样,想骗外公的钱。

敌人

是谁欠外公120万?我首先想到外公最大的敌人D先生。

D活在我童年每一个睡前故事里,他是故事里永远的反派,外婆会用夹杂了方言的负面词汇描述他,但我从来不知道D先生究竟做过什么。

外公事业的衰落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D被描述为罪魁祸首。“那一夜”之后,外婆终日流泪,说让人惊叹的客厅,连同这栋蓝白色的建筑物都要被银行收走。母亲不让她在我面前多说,在她被母亲拉走前,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往往是,“都要怪D!太狠毒了!”

为了不让银行收走房子,11岁的我开始从外公看过的农业杂志中,学习兰花的种植技艺。那时兰花炒作风头正盛,我花重金购买到一株珍稀兰花,用森林里的黑土、火山石和细沙精心照料它,希望培育新苗,卖钱后偿还贷款。

在兰花孕育出新苗前,危机解除。

后来,母亲讲了关于D先生更详尽的故事。没钱的D先生想合伙经营砖厂,外公用砖厂作抵押,借给D先生20万元,让他入股,没想到,自从D先生进入砖厂管理层后,反客为主,赶走了外公。“后来,你舅舅他们想从砖厂里拉砖去卖,D就让他的家人睡在马路上,不让卡车经过。”

初中的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全然没有考虑合理性,只想着冲到D的背后,给他一闷棍。可惜我没有那个勇气。

之后的人生里,当六十多岁的外公,还开着他的桑塔纳,奔波在各个城市之间,寻找新的商机时,我会暗暗诅咒这位我从来没见过的D。

有一段时间,外公中断了奔波,回到蓝白房子里,钻研蟾蜍,他不再披西装外套,而是穿上了老年人夹克,爬到三楼楼顶,支上灯泡,想让蚊虫聚集,成为蟾蜍的食物。不用照料蟾蜍的白天,他就把自己锁在二楼的房间里,面无表情,不和任何家人说话,口头禅变成了:“你懂什么?”从蓝色窗子里看到他的虚影,原本清瘦的身形变得和蟾蜍一样肥胖,他爱上了酒精,每当夜晚,他故意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大,产生的振动让外婆睡不好觉。我对D的恨意又深了几分。

当已经80岁、有时大脑会沉入海底的外公告诉我,有人欠他钱时,我第一反应就是D。

“是D欠你钱吗?”

一开始,外公并不想告诉我详细的经过。他好像在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你懂什么?

在我连续地追问下,他说,“不是,是T。”

T先生,是我完全没有听过的名字。

“当年,T向我购买砖厂,合同上的价格是200万,但只给了我80万。那时候事情太多,一直没想起来和他要剩下的120万,最近这两天我才忽然想起来。”外公顿了顿,说合同现在不在他手里,在一位中间人手里,中间人最近几天会把合同送过来。

童年时对D的愤怒,又浮现了。这一次,我想漂漂亮亮地打出这一闷棍。我按照银行利率计算了款项,T的欠款和利息一共两百多万,我又联系了律师,想让对方先摸清楚T名下的财产,防止出现提前转移财产的情况。

但首先,我得先拿到那份合同。

外公建的房子,有着蓝色的玻璃窗。(苏有鹏/图)

谎言

听到我能帮助他讨债,外公看上去心情好了不少。和人说话时,他不再低头盯着火盆,而是抬头看着对方的眼睛。大年初一的晚上,他发现外婆的房间一直没亮灯,担心外婆还没回家。他用不太灵活的手指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那位肩负一家人重担的外公好像回来了。

但也正是我答应帮外公讨债,母亲和小舅有点不可置信。母亲告诉我,早在半年前,外公就告诉她,T欠自己120万。“起初他还搞得神神秘秘的,让一个亲戚去打听T现在的住址。”这位亲戚告诉了母亲,母亲得知后,外公爱面子,让作为女儿的她先不要管。

半年前,刚好是外公被送入养老院的时间点。更早之前,外公结束了漂泊,终于回到蓝白房子里,但此时的他,脸上早已没有做出表情的能力,他经历过一次脑梗,说话磕磕巴巴,走起路来是窸窸窣窣的小碎步。如果有人说他,他只会默默地听,不会反驳。舅舅们对照料这样的外公,无所适从,无奈决定把他送到养老院。

外公不想去养老院。但在与儿子的谈判中,他已经不是“百万”,也不是那个阅读杂志的农民了,大家觉得,他的逻辑飘忽不定,很难反驳出一个连贯、完整的句子。但我隐约觉得,是他不想说话了。

母亲先把事情告诉了小舅,两人都觉得,这是外公不想待在养老院而做的抗争。“让大家觉得,还能从他这儿拿到钱,从而不让他去住养老院呗。”

当外公告诉我有人欠他钱的事情后,他确实和我提到,养老院的护工倒是不错,就是饭太难吃了。我问他,拿到钱后,想怎么办,他说,分给两个舅舅和我的母亲。我不同意,告诉他,先要让自己过得舒心一些,既然养老院不好,可以请护工在家里照顾,或者换个更好的养老院。

外公沉默了一会儿,说:“前天身体的感觉,比昨天好太多了,今天的感觉比昨天又差很多。前天还可以走路,今天已经站不起来了。你说,我看得到还钱的那天吗?”

没想到的是,亲戚还真问到了T的地址。这位亲戚见过T,他依旧是用一种反派词汇形容T,“眼睛凸凸的”。

大年初二的早上,和小舅去完太爷爷的墓地,我问到关于T的事情。小舅和外公运营砖厂的时间比较长,对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小舅告诉我,和T的官司早就判了,省高院都已经审过了,“结论是,证据不足,驳回诉求”。

小舅顺道讲起了外公事业的失败。我猛然发现,这几乎和D先生没有任何关系。

传统的制砖是靠晒干,如果碰上阴雨天,就可能延误交货时间。外公从四川学到了烘烤砖头的技艺,投入了大量资金准备应用,没想到,云南的土不太适合烘烤,不断有砖头裂开。“你外公他有点刚愎自用,那个时候,我们都建议他,在县城里囤积一些商铺。他不听,不断扩大投资,而每一次投资都是失败的,一连串的管理失误,才导致后来的局面。”

小舅话锋一转。“他现在说T欠他120万。以前银行催债,还有打官司,那么多艰难的时间段,他怎么没想起来?”听完,我也开始怀疑T欠债的真实性。

不只是欠债的真实性,我甚至怀疑此前那些无端的愤怒,是不是怪错了对象。让外公漂泊、酗酒、沉入海底的,不是D,也不是T,而是他自己。

在太爷爷的墓碑前,我又看到了那句诗,“天荒地老无穷尽”。

抑郁

就在外公问“能不能见到还钱”的第二天,大年初三的下午,火车站的派出所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说有一位老人要坐火车,年纪很大,没带身份证,希望家属来陪同一下。

两个小时前,母亲刚给外公外婆做了午饭。路上,母亲不停地说,肯定是搞错了。

在候车室,我们见到了戴着草帽、拄着拐杖的外公。警察们围着他,他就像一个犯错的男孩,麻木、茫然地看着大家。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母亲问。

“我要去X县,找中间人拿回合同。他现在想要点钱。你说,我今天能不能拿到合同呀?”外公转向我。

母亲尤为不相信这笔欠款的存在。她觉得,过去半年,她连合同的影子都没见到。哪怕在去往火车站的路上,她都再次嘲讽我,居然还相信老头的谎言。

当我在火车站面对外公的提问时,我想了想,回答外公,“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和中间人谈判成功,但以后不能不声不响地行动,如果一定要去和中间人交涉,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我预料到外公的出走。就在那天早上,对D先生和T先生都没有了恨意的我,鼓励外公多和以前的老朋友们见面,多听听新闻,保持思维的活跃度。我想让他学习到太爷爷的乐观——因为历史原因,他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待了28年,早知道“天荒地老无穷尽”的道理。

“不要觉得自己的人生失败了。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换个想法,你经历过好日子,也经历过糟心的日子,什么都体验了一下,你不觉得来人间一趟,值了吗?”

我也想降低外公的期待,“至于钱,拿得回来最好,拿不回来,日子照样过。不要觉得不是‘百万’了,老朋友们就看不起你,你的旧友们年纪都大了,钱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没人会在意了。”

“只是我晚上想到这些欠款,就睡不着觉,心里很不舒服,堵着。有点忧郁......”

“你是说,抑郁吗?”

“是吧,是吧。”

抑郁。我回忆起这些年外公性格的变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或者故意过上一种漂泊的生活。我怀疑,正是抑郁让他变得呆滞。

这反而让我想继续帮他“要”回欠款,哪怕我知道这笔钱是肯定要不回来的。

“我也可以一起去。”让我吃惊的是,警察走后,母亲和外公在椅子上坐下,母亲刻意把头扭到一边,不去看这位80岁老人犯错的表情,不去看他的草帽。转而用一种温柔,而非嘲弄的语气说,“如果你想去X县,我明天早上陪你去。”

事实上,我之后没有再问过母亲那一刻的想法为何会忽然转变,我们甚至没再讨论过这件事。没过几天,外公主动提出,可以把他送回养老院了,他让我帮他买一个可以收听新闻的收音机。

至于那份合同,中间人至今还没送过来。

外公的卧室,在他搬去养老院之后,逐渐变成了杂物间,他独自出走时戴的草帽摆在角落。(苏有鹏/图)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编 吴筱羽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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