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室的钟声和地头的蝉鸣,总在记忆里重叠。父亲左手执粉笔,右手握锄头,在黑板和田垄间画出两条平行的线,将我的童年分成两半:一半写满汉字公式,一半埋着种子新芽。
文|杨丽丽
教室的钟声和地头的蝉鸣,总在记忆里重叠。父亲左手执粉笔,右手握锄头,在黑板和田垄间画出两条平行的线,将我的童年分成两半:一半写满汉字公式,一半埋着种子新芽。
清晨的露水还挂在麦苗尖时,父亲已在堂屋小饭桌前备课。他的备课笔记写在泛黄的作业本上,边角粘着去年的麦屑。我趴在桌边看他用红笔勾画重点,那些波浪线像极了田垄间翻涌的麦浪。有时粉笔灰落在他肩头,与衣领上的泥土混在一起,成了独属于他的勋章。
放学归来常能在田间寻见父亲。他总把教案本卷成筒别在后腰,弯腰插秧时,白纸黑字便随着他的动作忽隐忽现。有次我蹲在田埂上写作业,墨水被风吹到稻叶上,父亲直起腰笑着说:“字写进土里,明年会长出学问来。”我当真埋下半页作文纸,来年扒开泥土,只见蚯蚓在字句间钻成密密麻麻的小洞,倒像是父亲批改作业时画的批注。
农具房的木架上,粉笔盒与种子袋并排挂着。父亲用分秧的手捏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工整的田字格;又用写字的手撒谷种,让每个种子都像标点符号般落在恰当的位置。他教我解数学题时说:“算不清田亩,庄稼就长不踏实”;教我插秧时又说:“字要像禾苗,横平竖直才能立住”。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在他手中竟成了同一种道理。
夜晚,父亲常在灶屋改作业。煤油灯的光晕里,作业本与晒干的玉米棒堆在一起。我趴在灶台上烧火,看他用红笔圈出错别字,火星子便跟着在炉膛里跳跃。有时他会突然起身,抓过窗台上的温度计跑到院子里,借着月光查看夜间的温度——玉米晒得好不好,和学生的成绩一样,都是他放心不下的牵挂。
那年我参加作文比赛失利,蹲在田埂上哭。父亲正在割稻,镰刀声戛然而止。他摘下草帽铺在地上,让我坐在金黄的稻堆里。“稻子低头是因为饱满”,他擦着汗说,“文章写不好,是心里的粮食还不够。”说着弯腰捧起一把泥土,“你看这地,年年种年年收,总不会亏待下功夫的人。”风掠过稻田,沙沙声混着他衣服上的粉笔灰,落进我翻开的笔记本。
如今我在城市的写字楼里敲击键盘,父亲仍守着那块黑板和几亩薄田。每次通电话,他总说:“新栽的桃树挂果了”,又不经意提起“班上出了个作文写得好的娃”。我忽然明白,他这辈子都在播种:在黑板上播撒知识,在田地里播撒希望,而我,就是他最珍视的那株青苗,在两种养分的浇灌下,终于长成了自己的模样。
回望时光深处,我总会想起父亲的身影。粉笔灰与泥土,黑板与田垄,那些看似割裂的岁月,原来早被他用无形的线,缝成了完整的人生课堂。
来源:文化的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