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5月16日，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召开；2025年5月18日，第七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举行。政治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前辈学者的坚守和年轻学人的接力。时间是最大的力量，值此“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十周年之际，“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将以系列

前言：岁月无痕学有印

2015年5月16日，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召开；2025年5月18日，第七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举行。政治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前辈学者的坚守和年轻学人的接力。时间是最大的力量，值此“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十周年之际，“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将以系列“彩蛋”，向所有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付出心血的学者致敬。

张昆教授是首届论坛与第七届论坛的主旨演讲发言嘉宾，是国内最早开拓政治传播理论的学者之一，更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建设者。十年探索，张昆教授从政治家形象到国际传播，从学科建设到教育创新，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科化发展进程，是新闻传播学与政治学共同托举的结果，谨以此“彩蛋”向张昆教授以及许许多多的“张昆教授们”致谢。

学者画像

时间轴：张昆教授的十年探索

1999年

2003年

2015年

Tip

2022年

2025年

对话张昆（一）：关于新闻传播学科建设

问题一：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创新性发展？

1.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学科定位，依托学校资源，结合办学理念。

2.目标导向：凝练研究方向，整合学术资源，形成特色领域。

3.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制度，合理分配资源，突出重点建设。

4.提升能力与环境：打造一流师资队伍，改善硬件设施，提升学科平台。

问

您不仅是国内最早引介政治传播理论的学者，也是国内最早推进政治传播学科建制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之一，我们关注到近年您在新闻传播教育方面著述甚丰，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创新性发展？

答

当前，新闻传播学科建设面临着新的时代环境。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网络化和融合化颠覆性地改变了传媒生态和新闻生产的流程，进而给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催生了改革的压力。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教育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这就要求传媒工作者需要有全球性眼光和国际化思维。对外开放教学能让本国资源展示出去，同时也吸纳国际市场上的资源，可以说，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融入了一体化的全球体系。除此之外，我国在教育上的投入也大幅增长。特别是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需要这方面更多的新闻人才，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有了更多的关注。从2016年开始，教育部启动了“双一流”建设，促进高校内部和高校之间的激烈竞争，可以说，这对于新闻传播教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在这一语境下，我认为发展新闻学科的路径需从四个方面去推进。

第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认清校情、尊重传统、明确定位。大学的基础在学院，学院不仅是学校组成部分，更是学科立身的平台。要建设好学科，首先就得明白其置身的平台和内外环境，依据高校的目标定位，因地制宜。新闻传播学科也是如此，这个学科寄身于什么样的大学？这所学校未来的目标是什么？秉持什么样的办学理念？新闻传播学科在整个学校中处于什么地位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空间。新闻传播学科建设要借助学校的平台，要尊重学校的办学传统和文化精神，其学科的发展思路应该契合学校的目标定位。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为自己的发展做出科学的谋划。

第二是要有目标导向，达成共识、凝练方向、优化布局。新闻传播学科包含了很多种专业，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兴替，专业之间彼此消长。但是，一个学院的资源有限毕竟有限，事实上难以满足每一个专业自然扩展的需要，也不可能平衡发展所有的专业方向。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一个学科建设的成功，在于它的特色研究方向有所突破。所以学科建设的要义，首要在于整合平台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凝练学科方向。为此必须在共同体内部要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所以学院领导、学科负责人，应该高屋建瓴，在战略的层面描绘愿景，引领学术队伍达成共识，将学术资源集中于富有潜力和发展空间的学术方向。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力。一旦学科做大做强了，学院整体地位提升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每个个体，及其它的方向，也能分享学科发展的成果。

第三是要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制度、盘活资源、突出重点。要推动学科建设，需要解决制度问题。在科学研究方面、科研与教学方面、行政事务与学术事务界限划分方面精进改善。制度完善了，学科建设才能顺利展开，优秀人才才能脱颖而出。制度的完善，重在激活资源的潜力和合理地分配资源。新闻传播学科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它是文科中的工科，需要重装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的孵化、国际学术交流、学生的奖助学金、教师的学术贡献奖励、课程建设、教材编纂、成果的出版发表等方面，都需要有资金的支持。这些资金在不同的专业、方向上，应该怎样选择，重点与非重点如何确定，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新闻传播学院应该依据学科发展的目标定位，突出重点，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和最能带动学科整体发展的地方，促进学科建设的良性循环。

第四是要提升能力、稳定队伍、提升平台、改善环境。一流的学术队伍不仅要有顶尖的战略科学家，更要有大量优秀的青年才俊作为梯队。一方面要广纳贤才，引进一流的学术英才，尽快充实学科建设的队伍；另一方面，还要盘活学院人力资源的存量，培养学科发展的支撑力量。以包容、开放的学院文化吸引和稳住外来人才，让顶尖人才不仅能够引进来，还能够站得住。在稳定、做大做强师资队伍的同时，还要不断地提升自身平台，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现实问题，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做大学科平台，实现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彼此提升。新闻院系还要超越业界与学界的壁垒，与国际接轨，开放办学，使学科在不断升高的平台中获得更好的发展。软件条件固然重要，硬件条件更是不可缺少。没有先进的物质技术装备，很难想象能够支撑起一个强大的新闻传播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和在科学研究方面，都需要装备先进的实验设施。办学条件与学术环境的改善是学科发展的保证。没有这个保证，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

政治传播学属于新闻传播学科系统的重要分支，我想以上关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整体建议对于政治传播从“研究领域”向“学科”的转型跨越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话张昆（二）：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渊源

问题一：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政治传播的？

问题二：您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政治传播现象？

问题三：您怎么看中西政治传播的差异？

问

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政治传播的，您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政治传播现象？

答

现在学术界都在讲跨学科交叉融合的问题，我的学科背景其实就很跨学科：本科修读历史学，研究生时期改读新闻传播学，博士阶段学习政治学原理与方法。或许正是因为这段复杂的学习经历，我一直很关注政治传播活动。199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那个时候我就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能否找到一个充分发挥自己既有潜能的研究领域，综合利用新闻传播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积淀，争取能打一口“深井”。经过长期思考，我最终确定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这一主题，这也成为了我后来的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说，“政治传播”这个词在当时的中国学界还不似今天这般火热，彼时国内之政治传播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政治传播”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词和概念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较晚，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对政治传播活动未曾有过思考、探索。事实上，从已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来看，20世纪90年代有不少学者在关注这一新兴领域。

1999年，我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看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播观念》，文章主要考察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播观念，属于传播思想史抑或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体系。同时在这篇文章中，我也对“政治传播”提出了一些思考，主要包括两点：

一者，我坚信信息传播系统之于国家犹如神经系统之于人体，国家正是在人类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信息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疆域的广狭及其组织程度的高低，与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传播的差异，信息传播系统的社会职能不尽相同。但是在沟通上下，争取民心及协调、整合社会各阶级、各族群、各集团的利益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实际上互为表里，彼此不可须臾分离。正是因为信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利用、控制信息传播活动作为其施政的重要内容。

二者，我们都知道马基雅维里（1469－1527）一直被视为欧洲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正是他率先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神学中引出了国家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8.]，使政治学与伦理学彻底分家，从而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马基雅维里的成就包括许多多方面，其中属于政治学方面的，主要为《君主论》。《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为献给当时佛罗伦萨执政的美第奇家族而作的，如今已被学术界看作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奇书之一。在书中，他竭力地讨论君主国是什么、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等等，其中许多地方都涉及到了政治传播问题。但是当时我发现对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前人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可从传播的角度探讨他的政治传播思想还不多见，其实诸如人性、政治形象、传播的控制、传播谋略等这些在书中出现的话题同样非常重要，它们本身就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新闻传播学的身份背景，跨学科修读政治学博士，而传播现象与政治活动时刻共在却未引起足够重视，当时的这些情形催促着我要从传播学角度去探讨政治议题，用今天的学术话语也可以理解为“学术自觉”。

问

您是国内最早关注“政治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您在2003年出版了专著《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请问您当时为什么撰写这样一本著作？能否介绍一下政治社会化概念以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答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关于确立这个选题的动机，上面我简单提了一下，这里我再做一详细说明。我们都知道，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可以通过信息提供、意见表达、榜样示范和方向引导等方式，直接地影响个体政治知识的获取、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政治技能的强化和政治行为模式的取向，促进个体更好、更快地适应社会，扮演政治角色；同时实现社会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维持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由于大众媒介的出现，使得当代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大不相同。以前的政治社会化是在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互动中实现的，而今天的政治社会化高度依赖大众传媒，报纸广播电视成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它们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认识世界的工具，还以加速度的方式介入人们日常的政治生活，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影响着政治社会的变迁。[ 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1-22.]鉴于以前政治社会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成年以前的儿童阶段，其对社会化渠道的关注也偏重于家庭、学校，这些研究存在着不少的空白点，没有完全描绘出政治社会化的全景图画。而新闻学者、媒介从业人员所关注的，主要在于路线政策的宣传和对权力的监督，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大众媒介与政治体系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躲避不开、亟需回答的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所以，思来想去，最后我下定决心聚焦和探讨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功能和建构路径，并注意从传播学的角度做出系统阐释，期待沟通政治学与新闻传播学这两个学科，展现一个全新的理论领域——政治传播学。《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一书，正是从这二者的关系出发进行书写。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体系，概念梳理和界定工作乃著书立说之起点。在《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第一章导论中，我专门就政治社会化概念做了一般性探讨，并就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做了简要的描述。我以为，可以把“政治社会化”理解为政治体系利用多种渠道传播与创新主流政治文化以培养政治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可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对政治社会化的含义进行分析。简单来讲，政治社会化就是人由一个单纯的人、自然的人向社会的人、政治的人转变的复杂过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事事亲身经历，也无法认识超越生活半径之外的世界，但工业化社会的特质又需要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信息沟通，所以依靠某种传播媒介提供的“拟态环境”来了解现实社会的变化并及时调整自身行为，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对于国家来说，要高效、合理地治理社会，也必须实现相关政治信息和决策在社会的流通。正是在此意义上，大众媒介与政治系统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我们说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首先就表现在它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塑造着人们的政治人格，而作为一种结果，这又进一步必然对政治系统的维持和变革发生影响。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既可能宣传和强化主流的政治价值，形成普遍的政治认同，促进政治系统的稳定运行；也有可能通过持续的信息传播，宣传错误的、颠覆性的思潮，为一个新的政治体系的出现提供舆论支持。当然，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最主要表现，莫过于倡导和维护特定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革命性变革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政治发展。应该说，大众传媒从作用于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政治人格和政治行为方式着手，在此基础上，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革命性变革和形成新的政治文化，最终促进政治发展，这就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另外，在书中，我还评析了大众媒介系统与政治社会化其他渠道的关系，主要是与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点：对象的广泛性与不确定性、不同媒介之间的交叉互补性、内容的多元性与单一性、影响方式的间接性、效果的快速性和持久性等。这些特点与大众媒介自身的及时性、开放性、公开性、客观性特征直接相关。而这些特征正是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所不具备的，大众媒介渗入政治社会化过程，可以补充和丰富家庭、学校等渠道在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时的不足。但是必须指出，虽然家庭和学校这两大主体在当代政治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削弱，它们仍然是公民开展政治社会化规范教育的重要空间，大众媒介永远也不能取代家庭和学校对于个体政治社会化的独特作用，而且相对大众传媒，家庭和学校对个体的影响往往更为直接、稳固和深远。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政治熏陶和培养才是根本之道。

问

现在学术界在探讨政治传播时，也有学者倾向于将中西对比研究，诸如围绕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政治功能、制度规范等议题，您怎么看中西政治传播的这种差异？

答

不得不说，中西政治传播由于政治制度、历史发展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在大众传媒的政治属性、政治功能以及制度规范等方面呈现出了不少差异，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差异还非常显著。这里我想围绕大众传媒的政治属性这一基点谈一下我的看法。2006年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这篇文章主要考察的就是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与功能问题，当时也是站在中西对比的视野来论述的。今天借助这个机会，重温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在我看来，要正确地理解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必须从政治概念的解读着手。政治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如“政治学习”“讲政治”“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等无不与政治挂钩。在我国，政治最早出现于奴隶社会。《周礼·遂人》中有“掌其政治禁令”，《尚书·毕命》说“道恰政治，泽润生民”。在西方社会，政治（Politics）最早出现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千百年来，由于环境的不同以及研究视角的差别，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西方学者习惯把大众媒介看成是“第四权力”或“第四等级”。第四权力是相对于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而言的，意思是媒介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对其他权力进行制衡。第四等级则视新闻工作者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随着批判学派的兴起，人们倾向于把大众媒介看成是公共领域的代表。公共领域的基本前提是市民应有相等的自由表达机会，并且能够自主地组成公共团体，其讨论的主题应以批评公共事务为主。[ 张锦华．公共领域、多文化主义与传播研究［M］．台北：正中书局，1997：16．]公共领域的基本精神是多元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大众媒介作为公共领域，提供了市民表达与沟通的平台。所以，大众媒介必须以平等、理性的原则对待多元的意见。这与历代报人对报纸性质及社会责任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但它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阿特休尔指出：“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 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36-337．]事实上，大众媒介不仅代表资本或政治统治者的利益，而且由于它本身是一种赢利产业，其追逐利润的动机压倒了对公共利益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大众媒介总是代表政治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大众媒介可以朝着“社会公器”或“公共领域”的理想方向努力，但在现实中往往困难重重。

由于大众媒介的深远影响，政治家无不重视对它的控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把信息传播手段（当时是手书文字、口头演讲、演剧、诗歌）作为塑造国民灵魂的工具与国王实施政治统治的手段。他主张建立检查制度，由检察官对未发表作品进行预先检查，甚至连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也要根据统治的需要进行删节，哪怕是荷马史诗也不例外。而韩非作为中国法家的代表，也主张实行法治，将国民的言行纳入法律的轨道，“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他还提出了保证政治统治的上、中、下三策：“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再次禁其行。”近代报业出现后，政治精英越来越重视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于是，不仅作为革命家的政治精英，就是保守的政治领袖，也把办报作为主要的政治手段。法国大革命时期涌现出的革命领袖，在其早期生涯中都办过报纸，美国也是如此。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领袖人物也多有办报经历。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也是一个报人革命家。他不仅自己办报，而且还要求高级干部学会利用新闻媒介，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215-216．]政治家办报有利于发挥报纸的政治功能，能够使大众媒介与政治系统保持高度的一致，减少政治决策过程面临的舆论压力。但是，政治家办报也有其不利的一面。由于媒介传播与官方政策高度一致，或许不利于对政治过程保持必要的舆论监督，而媒介的这种监督是政治系统保持自我净化能力的重要进路。

可见，不论在自由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大众媒介都摆脱不了政治权力范畴，新闻媒体最终的支配者都是该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只不过自由主义社会支配这种“社会公器”或“公共领域”的是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执政党和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直接表现为资本控制的“社会公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党性原则支配下的舆论工具和“灵魂工程师”。

对话张昆教授（三）：院长心得

1.自主办学，学者治院：独立建制，教授治院，保持发展战略稳定。

3.文工交叉，应用见长：强调跨学科融合，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

4.物质强基，文化铸魂：注重硬件建设，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

问

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内工科大学创办新闻专业的第一家单位，经过30多年的建设，“华科大模式”已然成型，获得了业界、教育界肯定。什么是“华科大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贵院政治传播方向又有何发展？

答

无论是作为工科院校或非综合性大学的领航者，还是在新闻人才培养方面，华科大新闻传播教育与人文、社科和理工大跨度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或者是新闻评论人才培养，都独具特色。其学科建设成就及其在学院管理方面的创新，对于同类的新闻院系，亦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我想从四个方面阐述“华科大模式”的具体内涵。

（一）“自主办学，学者治院”

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自主办学有两层含义。第一，新闻院系是否纳入部校共建的轨道；第二，新闻传播学科在学校是否拥有独立建制。到目前为止，国内重点新闻院系基本都纳入到省部共建，唯有华科大尚未进入。为了克服经费短缺，华科大新闻学院自创立开始，就重视与地方政府、媒体联合办学。至于独立建制，不少高校创办新闻专业时，鉴于专业草创，规模较小，一般将其纳入中文系或其他文科院系。直到今天，还有相当数量的学校采用这种安排。华科大新闻学科创办伊始，就拥有自己独立的建制，是一个独立的二级院系。因为起点高，华科大新闻学科开始就被纳入到学校的顶层设计，拥有了学科规划、发展的自主权。还须指出，华科大新闻学院一直实行教授治院。教授、尤其是由教授兼任的院长对学院的发展承担重大责任。在院系管理体制上，相关文件明确地划分了学院党委和行政的职责。虽然没有院长负责制这一书面规定，但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方面，院长事实上承担了最大责任。近四十年来，华科大新闻学院行政班子一直很稳定，这一方面保证了教授治院的积极性，维持了学院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学院发展战略的稳定。华科大还有一个传统，学校领导充分尊重学院的决策权。对学校安排的各项任务，学院自然不打折扣。而学院自主决策的重大议程，只要不违反国家政策法令，学校领导都支持学院大胆地闯、大胆地试。2012年新闻学院在进行综合改革时，在薪酬制度上步伐比较大，青年学者可跨档越级享受职务津贴，其他单位不敢做，新闻学院却敢于吃螃蟹，得到了学校的肯定，而且在全校推广。

（二）“以人为本，教学相长”

在教师发展方面，学院尊重老师的人格、利益和发展权，基于人性制订相关政策。例如，学院学习国外经验，设计实施了冠名教授制度；重视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自2007年起，学院补充师资不再选留自己博士。但是对于毕业多年在外校工作成绩卓著者，可作为人才引进；重视师资发展的节奏，实行小步快走，避免大起大落；新进师资不仅要有学术水平，还要有业务能力，并且学院通过实行分类管理的综合改革，对新闻实务课程的主讲教师实行不同的考评标准，一次性地解决了双师型队伍建设的瓶颈问题。在学生培养方面，学院一直以学生为中心来配置教学资源，比如贯彻了全员育人机制，鼓励全体教师担任学生的导师、班主任；基于兴趣组建学生创新团队；扩大实验室开放时间，补充完善实验设备，在北上广深建立高标准的实习基地；学院还多方筹措资金，设立多种奖助学金。

（三）“文工交叉，应用见长”

重实践、讲应用，既是新闻学的学科特点，也是新闻人才培养的特点。华科大新闻学院坚守文理渗透的办学理念，希望新闻学科实现与工科的高位嫁接，以办出自己的特色。现在，我们提倡和践行复合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比如培养途径与传统模式比较，实现了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从侧重技能训练转向学理教育和技能训练并重、从廉价教育转向高投入教育。在课程体系上，与传统模式相比，我们加强新闻传播基础理论课程和现代传播科技的应用课，体现知识的综合性，以增强学生毕业后的适应性。[ 吴廷俊.新闻传播教育的认知与践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0-31.]与人才培养相适应，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也贯彻了交叉融合的理念。为克服新闻教育起步晚、积累薄的短板，我们选择了差异化发展的学科建设战略，立足特有的校情和办学资源，在坚持新闻本体的前提下，通过专业交叉的路径，凝练学科方向，克服了文科个体生产的习性，将分散的个体汇聚成几个具有相对强势的特色方向，基本上形成了以新闻传播史论、新媒体传播、战略传播为支点的品字型学科布局，彰显了华科大新闻传播学科的品牌。

（四）“物质强基，文化铸魂”

华科大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既得益于学校的重视和投入，也因为学院文化的建设。物质建设强化了学科专业发展的基础，而文化建设则铸造了专业精神和职业魂魄。30多年来，历届学院领导坚持两手都抓，而且抓得很实，比如我们致力营造一种自由宽松的氛围，使学院成为一个平静的港湾，能够包容不同的意见，激发自由探索的勇气；我们还通过制订院训、院歌、院徽等各种方式，以承载学院的精神文化和职业理想。可以说，学院文化的繁荣，为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形成了一种健康的学术生态，不仅增强了师生对于学院、专业、学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合作，促进了学院的发展。

“华科大模式”在中国新闻教育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植根于学院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管理等各个方面，具有整体意义和一定的实践价值。这一模式既是华科大新闻学院30多年发展历程的经验和智慧凝练，也是我们未来持续发展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目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虽然未将“政治传播”列入二级学科博士、硕士点序列，但较早就设置了政治传播研究方向，与之相关的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和研究团队一直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而且我们非常注重利用学校和学院“文工交叉”的特色优势，推进政治传播与国家战略、国际政治、公共关系、舆论治理、乡村传播、风险沟通、大数据等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因为政治传播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结果，离开其他学科的滋养，政治传播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应用，都将失去源动力。近年在“华科大模式”的引领下，我们学院在政治传播方向上获批了多项重大课题，比如陈先红教授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研究》、郭小平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面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李卫东教授的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我本人亦在2011、2019年相继主持了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11&ZD02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19ZDA322）》等等，这些项目都与政治传播主题紧密关联，或在一定程度上延伸、拓展了政治传播的学术空间。

2018年我卸任华科大新闻学院院长一职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思考政治传播、高等教育等相关议题，这几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我们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为基础，汇聚学校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网络安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优势学科的学术力量，组建了“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并于2021年成功入选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实验室试图以寰球民意为切入点，介入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研究。实验室面向国家战略，从“环球民意与国家形象”“舆论生态与政治认同”“公共卫生事件与健康舆情”“媒体责任与网络空间安全”四大方向开展跨学科前沿研究。由此不难看出，政治传播议题将是实验室跨学科研究团队关注的焦点。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能够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平台，在聚集学术同道、交流研究信息、探索传播规律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岁月无痕学有印”

置于中国传媒大学23号楼荆学民教授办公室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