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雷禹，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国外理论动态》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重述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叙事策略

—— 一种现代性批判的知识学方案

雷 禹

本文刊于2025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

雷禹，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国外理论动态》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摘 要：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以社会加速为中轴的社会理论不仅更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且用新的现代性规划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在实质上成为一种新的知识学方案。这种知识学方案将社会加速的历史叙事作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历史认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社会加速异化的病理学式诊断，最终走向以规范世界观为基础的共鸣式伦理学道路。由此，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既实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分析而构成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诊断，又完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深化而进行了强纲领的建构。

关键词：哈特穆特·罗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加速；现代性；知识学；资本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研究”（24&ZD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晚期资本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研究”（23FKSB038）；2023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高水平后期资助项目培育专项（CCNU23HQ010）

全文约15000字

“社会加速”正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议题，这不仅因为它从经验层面描绘了人与社会之间紧张的实际关系，也因为它在理论上突出了社会变化的基本结构。社会加速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不是因为它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观念创新，而是因为它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结构及其变化的科学分析。立足这一视角，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以社会加速为中轴，建构了一个系统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罗萨的理论一方面通过以加速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分析性阐释，另一方面通过以异化和共鸣现象学为旨趣的规范性哲学对批判理论进行强纲领建构。基于此，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不仅提供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分析和对现代性的诊断，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构成了现代性批判领域内的一个知识学方案。然而，基于社会加速的历史叙事所发展出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这带来不可避免的困难和矛盾。面对复杂的社会变迁，如何秉持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就成为能否识别新的理论动向的关键。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批判性地审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准确识别并定位其理论性质、话语旨趣和当代价值，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任务。

一、探明现代性批判的知识学前提：社会加速的历史认识论重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现代生活的时间模式一直是社会和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对于社会变迁的关注。弗朗索瓦·哈托格（François Hartog）强调存在于当代世界的时间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从“现在主义”（presentism）概念的角度概括现代经验的多变性。约翰内斯·法比安（Johannes Fabian）从人类学的角度指出时间是如何用来在不同的领域构建边界和文化差异的。其他社会理论家也强调,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时间性及其秩序发生了变化。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时空压缩”的概念，以解释现代世界的结构和经验究竟发生何种变化。在关于时间性研究的一般理论之中，加速理论作为时间研究的里程碑出现，成为当代社会时间研究最全面的分析之一。

在这方面，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围绕“加速”这一核心概念，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批判理论框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诊断。在罗萨看来，展开其研究最根本的假设就在于指认“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罗萨把加速置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基础地位，从而在历史叙事的要求上将加速作为叙述社会历史变迁的方式和路径。从这一点出发，罗萨不仅将加速视为现代性批判的知识学前提，而且将其置于全部理论研究的历史认识论地位。以这种方式，罗萨在元理论层面完成重建，这让其无论是在社会学领域还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中都能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研究路径。因此，这既在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分析和批判层面提供新的视角，也在社会理论研究中实现历史认识论的重建和更新。这种历史认识论正如罗萨在《晚期现代社会的危机》指出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建议，一个最佳的社会说明，其适用性与质量取决于人们借助它能看到与认识什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罗萨的研究方法和路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和评估。

那么，罗萨为何选择社会加速作为其历史认识论的起点呢？这个问题可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从现实维度来看，社会加速作为描述人类经验的基本向度，是个体自身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体验。尤其是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随着计算机、通信和运输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这一点变得尤为突出。罗萨的诊断基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安东尼·吉登斯和约翰·厄里（John Urry）所发展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表明，全球化和通信革命所描述的过程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而社会加速是必然的后果。第二，从理论维度来看，社会加速是历史叙事转移的结果。历史叙事作为再现社会历史变迁的方式，集中反映以何种视角去描述社会历史的发展机制。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看，选择一种历史叙事必然意味着放弃另一种，因为历史只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重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迁来看，历史叙事经过“主体转向”（卢卡奇、阿多诺、哈贝马斯）、“空间转向”（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结构转向”（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和“话语转向”（福柯）几种主要的叙事模式。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历史叙事经历了“加速转向”。这可以在“速度政治学”（保罗·维利里奥）、“加速主义”（加速主义思潮）和“社会加速批判”（哈特穆特·罗萨）中清晰地看到。罗萨将社会加速视为其历史叙事的主线，这样做不仅有助于识别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旨在探索新的可能性和发展方向。

遵循这一理论框架，罗萨提出以社会加速为核心的理论模型。“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与支配的，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完全不具有什么伦理观念。人们常会认为现代主体不怎么被伦理角色与伦理惩裁所约束，也因此是最‘自由’的；但他们其实被一个巨大而不可见的时间体制管制、支配与压迫，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并不是政治性的，所以至今都不被人们讨论、强调，也缺乏理论来加以分析和描述。这种时间体制事实上可以用一个一贯的概念来加以分析，这个概念即‘社会加速逻辑’。”因此，罗萨将加速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和基本经验。作为一种社会原则，加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罗萨分析了三种基本的加速形式。首先，技术的加速。“现代社会的加速，最显而易见和最有影响力的形态就是目标明确的、技术的，特别是工艺的（也就是说机械的）加速过程。”技术加速涵盖运输和移动速度的提升、通信速度的加快、生产流程的加速，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品流通和消费速度的增加。罗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技术加速的推动力，它迫使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提升和加速他们的行动和流程。其次，社会变革的加速。罗萨指出：“社会变化的加速可以定义为指导行为的经验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以及分别在功能领域、价值领域和行为领域将某个特定的时间段确定为现在的缩短。”罗萨主要从期望视野和世代交替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并据此为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提供定义性的准则。如果期望视野仅限于短暂的世代更替，那么人们在自我认同、社会联系和对偶然性的感受方面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标志着现代性的开始。在那个时代，社会变革的步伐大致与一代代人的更迭速度相匹配，自主的自我认同、核心家庭结构以及持久的个人身份感（比如通过选择非继承性的个人职业）成为主流。在晚期现代性时期，社会变化的速度加快，导致人们的期望视野比传统的世代更迭周期变得更短。最终，生活节奏的加速。罗萨从两个方面来界定这一现象：从客观角度来看，它表现为行为和事件的时间缩短或变得更加密集；从主观角度来看，它体现为人们感受到的时间压力增大、紧迫感增强以及被迫加速的紧张感。当人们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时，加速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通过深入阐述世俗化，罗萨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世俗化使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发生转变：来世永生的承诺被转化为今世兑现自身需求的承诺，而加速则提供在现世可用时间内满足更多需求的可能性。

这三种社会加速形式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循环：技术加速推动社会变革加速，社会变革加速又进一步加快生活节奏，而生活节奏的加快反过来又对技术加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各种技术系统与现代的时间观念和条件紧密相连。工业生产、交通和通信等不同领域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技术的使用方式和时间的感受。在这方面，当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文化变革发生的频率。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变革可以是温和的（例如通过创新和改革），也可以是更为激进和颠覆性的（例如革命），这些变革反过来会加速社会的发展进程。

罗萨将社会加速作为历史叙事的基础，不仅提出创新的理论路径，确立新的历史认识论，而且还开拓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视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理论发展提供新的批判性空间。关键问题不在于完全接受罗萨的所有理论观点从而失去独立判断，而在于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来评估罗萨元理论的有效性和其适用范围。这可以从肯定的和批判的两个方面进行测度和评估。

从肯定的角度来看，罗萨关于社会加速的历史叙事在思想史、理论史和批判史领域做出了新的杰出贡献。首先，资本主义分析的逻辑框架得到扩展。罗萨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特别是生产方式的分析，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现象的分析，创建一个以加速为核心的分析模式。这一转变不仅突破了马克思原有的分析逻辑框架，而且扩展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模式。其次，历史叙事的立足点得到新的拓展。基于对资本主义实际发展状况的理解，罗萨提出以社会加速作为衡量社会现实的哲学基础。这一理论不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也在社会学界开辟了历史认识论的新领域。因此，它为在新的语境和条件下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历史叙事的出发点。最终，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实现了创新。面对以启蒙和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规划的失败，无论是改革资本主义（欧洲内部），还是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欧洲外部），都遭遇挫折。尽管后现代主义逐渐流行，并试图告别现代性，但现代性的想象并未结束。马克思改变了现代性的想象路径，并提出替代性的想象方案。因此，思想家们仍然怀有崇高的期望，试图进一步推进现代性的规划。重写现代性（弗朗索瓦·利奥塔）、高级现代性（安东尼·吉登斯）、自反性现代性（乌尔里希·贝克）、全球现代性（阿里夫·德里克）和现代性的未竟之志（尤尔根·哈贝马斯）都代表探索现代性的不同视角和方向。尽管罗萨在某些细节上不同意哈贝马斯的观点，但实际上已经走在哈贝马斯所开辟的道路上。通过构建一个以加速、异化和共鸣为核心的理论框架——世界关系现象学，罗萨试图继续完成现代性未完成的事业。从实际效果和影响力来看，罗萨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批判的角度来看，罗萨关于社会加速的历史叙事存在内在的矛盾和不可避免的难题。首先，以加速为核心的历史叙事面临特殊的意识形态挑战，它在深入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方面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虽然选择以社会加速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起点，这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选择。然而，对加速的研究最终变成对加速本身的过度迷恋。这导致罗萨过于专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加速特征，而难以解释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情况，因此无法基于这一理论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期。在根本上，罗萨的历史叙事缺失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根本视野，以致他追求以加速来叙述资本主义的“先验结构”，而不是重视研究方法本身即辩证法的运用。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历史性的辩证方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实践批判。”其次，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改变了马克思从哲学到社会理论的研究方向，反而将社会理论重新引回哲学领域。在尝试为批判理论和社会学带来新的发展时，罗萨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前人影响所带来的焦虑。在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之外，罗萨尝试通过社会加速理论来重构批判理论。换句话说，罗萨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转化，将重心从基于经济必然性（规律性）对资本主义历史合理性的否定，转移到基于社会系统正当性（目的性）对资本主义进行规范性批评和重建。这种转变，揭示了其批判理论发展的基本逻辑。最后，罗萨的加速理论将焦点从马克思所关注的阶级问题转移到类主体上，也就是从无产阶级转向个体等更广泛的主体类型。罗萨从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这让他无论是从理论传承还是身份上都无须背负马克思主义的包袱。因此，尽管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的领军人物，但罗萨与马克思主义联系的逐渐淡化使其无法承担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责任。尽管以加速为起点的理论能够有效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但它在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本质结构方面存在困难。这一点导致罗萨忽视马克思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主体性，转而用异化危机来取代经济危机，并试图通过共鸣来重建对资本主义的认同，以克服社会发展中内在的危机。

二、资本主义批判的当代策略：社会加速异化的病理学重建

围绕加速这一核心概念构建元理论框架，罗萨为重新呈现和叙述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入口。罗萨利用社会加速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将异化作为新的理论视角。因此，罗萨成功地重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异化的病理学，为分析加速社会带来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使用异化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一点在黑格尔、马克思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已经相当普遍。罗萨指出，异化概念在哈贝马斯和霍耐特那里已经被放弃，“我更大的目标是重建一个由马克思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出来的，但却被霍耐特和哈贝马斯放弃的批判理论概念：异化”。罗萨认为，尽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异化劳动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已不足以解释当下的社会现实。由于社会加速的影响，人们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也经历了异化。在这里，罗萨试图超越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经济范畴和属性，进而作出自己的界定。在他看来，“加速在现代社会当中的驱动力已经超过了经济资本主义所涵盖的范畴”。于是，为运用异化概念中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范畴，罗萨对异化作出新的界定：“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换句话说，异化指的是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个体在世界中的位置受到深层次和结构性的扭曲。

基于这种对异化的定义，罗萨进一步区分出五种异化类型。第一，空间异化。社会加速产生大量的流动性，从而与物理空间脱节，推动物理环境或物质环境产生异化。第二，物界异化。“物界”这一概念涵盖两种类型的物体：我们生产的物品和我们消费的物品。人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与物品有所联系，但如果我们频繁更换这些物品，就很难与它们建立起持久稳定的关系。第三，行动异化。由于社会变化和物品更新速度的加快，人们往往没有机会深入了解自己使用的物品。这种对技术的依赖和对操作原理的不了解，导致人们在行动时感到无力和疏离。第四，时间异化。在晚期现代性中，时间和记忆变得越来越短暂，这导致人们的体验虽然变得更加丰富，但生命经验却变得越来越贫瘠。第五，自我与社会异化。社会加速直接导致人们与世界联系的断裂，使得人们难以将行动的时刻和体验的时刻协调一致。这种结果造成人们既与自我产生异化，也与社会产生异化。罗萨强调，在所有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分析中，最普遍且持续的威胁是世界的沉默。

在详细描述异化的五种类型之后，罗萨进行了自我评价。首先，罗萨承认异化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表示通过异化概念已经达到两个主要目标：第一，阐明晚期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对于理解异化的重要性；第二，为批判理论重新引入长久未被使用的异化概念，并剥离它所隐含的关于人类本性或本质的属性。关于如何克服由社会加速引起的异化问题，罗萨预告了将在下一阶段重点探讨的主题：共鸣。面对一个沉默且冷漠的世界，美好生活的目标就是实现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设想的那种充满共鸣的体验生活。“共鸣”这一概念主要从存在或情感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严格的认知角度来考虑。这将是一种开辟新途径的方法，同时也会为批判社会加速和异化的理论提供新的方向。

关于罗萨对异化的定义和内容，既有研究已经进行广泛的讨论，我们不再重复。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那些被主流研究所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如何理解罗萨关于加速异化理论的基础、逻辑结构以及评估其有效性。

首先，加速异化理论的根据源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改造与深化。第一，罗萨明确了当代批判理论的基本任务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罗萨看来，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必须忠实于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前辈所开辟的道路，但又不能停留于此。由于时代的变迁要求批判理论不断更新其形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这是罗萨重新提出异化概念的初衷。第二，罗萨指出了批判理论的主要目标。一方面，罗萨跟随霍耐特的观点，认为批判理论的主要任务是依据规范伦理标准来诊断现代社会形态中的社会病态；另一方面，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总体社会形态”。“批判理论家只有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即一个‘总体社会形态’，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罗萨看来，识别社会病态不仅是批判理论的首要任务，也是社会哲学的总体目标，而加速异化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第三，罗萨强调批判理论的性质是规范性的社会批判。罗萨首先对功能主义的批判持否定态度，因为其关注点在于识别那些对社会的物质环境或象征性再生产构成威胁的系统故障或功能失调。这包括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最终必然引发经济危机。因此，罗萨指出了批判理论的规范性社会批判方向，即它宣称一种社会秩序是错误的或不当的，这种判断是基于某些标准、价值观或规范性原则进行的。罗萨区分出两种规范性批判的版本：道德批判和伦理批判。第一种以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强调基于普遍正义观念，谴责社会不公和不平等，关注社会不同成员或群体间的分配差异；第二种以社群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为代表，与前者不同，它主要着眼于阻碍人们获得幸福的社会文化条件，并根据美好生活的道德内涵来评估社会形态的健康程度。因此，这两种规范性的社会批判趋势塑造了罗萨对加速异化的基本视角，而后者主要引导罗萨批判理论的发展方向。

其次，加速异化理论的基本逻辑建立在对合理性的论证之上。第一，加速异化理论的基本前提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统治。在重新引入异化概念时，罗萨明确指出要避免从人性或人的本质角度来理解异化，这明显是对青年马克思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滥用异化概念的批评。在放弃异化概念中的人本主义元素后，罗萨仍然遵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以合理性为基础来展开对异化的论证。“合理性问题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难题。”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揭示，无论是通过合理化机制（韦伯）、物化和意识形态（卢卡奇）、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还是承认理性（霍耐特），都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合理性的统治，而这种合理性中隐含着不合理性。罗萨也是基于这一前提来构建其新异化理论的。第二，罗萨指明构建异化理论的目的。与马克思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同，从哈贝马斯到罗萨，他们试图诊断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异化的目的和焦点已经发生变化：前者试图推翻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合理化机制，并寻求用其他社会形式来替代；而后者则肯定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合理化机制，并试图解决现代社会中产生的不合理性，以实现伦理上的乌托邦。追寻霍耐特的脚步，罗萨强调：“社会行动者自己知道比较好的生活形式与社会形式是什么，他们会揭露出批判理论想指出的那种病状的感觉，然后会从中形成某些可以在日常实践当中克服这些病状的知识。”第三，罗萨确定了评价异化的标准。霍耐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罗萨的理论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用内在的社会现实的评判标准来衡量现代社会的健康状况，而不是依赖外在标准；另一方面，将社会病态视为社会理性缺陷的结果。正如霍耐特指出的那样：“只要不放弃将批判理论理解为一种历史地发挥作用的理性的反思形式，那么也就不能轻易放弃一种合理普遍性的规范性主旨、一种理性社会病理学的理念以及一种解放兴趣的概念。”基于此，异化依据的标准是内在的伦理规范标准：其一，罗萨赞同弱建构的规范性社会批判方法，这来源于社群主义者尤其是查尔斯·泰勒，这一点在《新异化的诞生》中有所体现；其二，罗萨后来发展出一种强纲领的伦理批判理论，该理论强调异化和共鸣这两种基于本体论和哲学人类学的世界观关系模式之间的对立。这种转变在《共鸣》一书中有明确的体现。在这一理论中，罗萨提出共鸣理论，并定义“美好生活”的概念，这为评估异化现象提供了一套基本的评价标准。

最后，对加速异化理论的理论效力进行评估。第一，罗萨重新引入异化概念，并赋予它新的内涵，这不仅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且为批判资本主义注入新的活力。第二，异化概念并没有将问题的根源仅仅限定在生产关系上，而是将其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机制。尽管罗萨努力清除青年马克思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异化概念的人本主义色彩，但这并不代表他已经成功地将异化转变为一个可以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工具。至少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就已经放弃使用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来批判资本主义，转而采用新的唯物史观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化，并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科学地诊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一点在后期的《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马克思·韦伯、卢卡奇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则抛开了生产关系批判，紧紧抓住知识的合理化展开批判。”同样地，这也适用于对罗萨的批评。第三，根据异化的理论逻辑，罗萨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以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机制为批判对象，这决定了其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改善资本主义中不合理的部分，以期进一步完善资本主义体系。“不同的历史叙事决定了对于未来的政治规划的差别，这就是历史叙事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结果是，在罗萨的理论中，基于异化的批判理论转变为一种建设性的伦理学。换言之，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所开创的旨在替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在罗萨这里退化为一种规范性建构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代表规范世界观的“共鸣”概念上。

查尔斯·泰勒

三、走向美好生活的乌托邦：规范世界观的共鸣式伦理学重建

基于关系本体论，罗萨尝试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来解释加速异化。这就是罗萨解释异化概念的核心机制，即以自我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作为其结构基础。这种结构旨在展示人们如何存在于世界中，并通过分析他们与周围环境、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个人决策和行为的关系，来阐明异化。这种异化也可以理解为无法真正、有意义地拥有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而可能导致心理疾病。基于此，罗萨强调：“对批判理论来说，最值得采取的讨论切入点，不是人类天性或本质，而是社会所造成的痛苦，并由此批判性地分析美好的观念和实际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罗萨进一步将社会批判方法聚焦于晚期现代个体的生活世界经验，即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因此，罗萨在批判理论中融入现象学的元素。他将“与世界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社会文化作为中介并预先构建的。在这种以现象学为基础的批判理论中，与世界的具体关系模式被称为共鸣。基于这一点，罗萨开始采用具有声学和音乐内涵的“共鸣”一词，试图描绘现实生活的一种状态。在这个框架下，世界开始“发声”，不再保持沉默，使得人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互动性”关系成为可能。共鸣构成美好生活的规范标准，而异化关系的状态则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在与世界共鸣的关系中，世界以一种回应主体的方式呈现；而在异化的关系中，世界则显得“无声无息、冷漠无情，甚至充满敌意”。从这个角度来看，罗萨为批判理论设定了任务，即它必须集中于共鸣的条件，也就是批判那些阻碍共鸣关系发展的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因此，以共鸣为核心，罗萨进一步构建新的现象学批判理论体系。

首先，罗萨阐明了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学理论。现象学和哲学人类学等哲学方法旨在捕捉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普遍和恒定特征，而罗萨的社会学分析则专注于社会文化的可变性，并将焦点放在资本主义（特别是晚期现代）社会中主体与世界的特殊关系上。第一，罗萨清晰界定了“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学”这一概念。“与世界的关系”描述人类主体在世界中的基本存在方式，也就是主体感受自己与世界互动的方式。美好生活的社会学可以重新构建为探讨世界关系的问题，而这种世界关系“总是以社会、文化和历史为中介”。因此，人类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会预先塑造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第二，罗萨指出了世界关系社会学的研究任务。这项任务涉及研究世界观的社会特征、起源及其带来的影响。与现象学和哲学人类学这些旨在把握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普遍性和恒定性的哲学方法不同，社会学的目标应该是分析社会文化的可变性。基于关系本体论的观点，罗萨认为主体和世界在本体论上并无优先性之分，而是“关系和互惠的产物，源自关系本身”。与超验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中设想的纯粹自我不同，在罗萨的理论中，主体性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世界的存在，而是扎根于世俗或日常生活世界的人类主体。在阐述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时，罗萨进一步强调主体与世界关系的现象学联系，即主体在认知、情感、评价方面与世界存在“意向性”的关联。从本质上讲，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意向性”的具体表现（胡塞尔）、“存在于世界中”（海德格尔）或“走向世界”（梅洛-庞蒂）。第三，罗萨强调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存在等级或差异的。“世界接近体验主体，体验主体进入世界。”这意味着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被动的或体验性的维度，即主体如何感知世界；另一方面是主动的或目的性的维度，即主体如何主动地与世界互动。

其次，罗萨以共鸣为核心构建共鸣现象学理论。这个关于我们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旨在诊断社会中的痛苦和异化现象，并解释我们为何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这两个目标都是透过“共鸣”这一概念来实现的。罗萨试图利用这一概念来调整批判理论，使其对现代性的解释更贴近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观点，而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看法。正因这一概念，罗萨得以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一样，使用共鸣来分析现代性，并为社会的具体诊断开辟新的可能性。然而，罗萨并没有将共鸣概念限定在交往和承认这两个概念之内，而是为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规范性标准。“共鸣”是一个兼具规范性和描述性的概念：它之所以是描述性的，是因为它提供了描述社会现实的工具；它之所以是规范性的，是由于它建立了一个评价“美好生活”的标准，这个标准来源于解释人类在社会世界的不同领域中如何与世界互动。罗萨对共鸣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罗萨强调，共鸣体验不仅激发我们的理性能力，它更是一种关系模式，表现为一种自我有效的“适应性改造世界”的方式，这涉及认知和感官体验。第二，共鸣的达成依赖于建立稳定的共鸣轴。这包括社会共鸣轴（与他人的回应性关系）、物质共鸣轴（与材料-物的世界的回应性关系）、存在的共鸣轴（与世界的回应性关系）和自我的共鸣轴（与自己的回应性关系）。每个共鸣轴所体现的共鸣关系都有其特定的条件。第三，罗萨探讨了现代性中出现的障碍以及共鸣可能的源泉。罗萨认为，对经济增长的持续追求展现一种不断升级和创新的结构性冲动，这种冲动已经成为一种悲剧性的悖论，并引发共鸣危机。然而，只有通过批判主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共鸣理论，我们才能证明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这个世界可以通过其核心标准来理解，它不再是关于支配和控制，而是关于倾听和回应。

最后，对共鸣概念的影响力进行评估。罗萨为共鸣概念设定宏伟的目标，试图用它来诊断并治疗社会的各种弊病。共鸣所引发的对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批判与当代的物化经验相呼应。在一个环境退化、社会分裂和生存焦虑的时代，这些特征都是由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所支撑的。在这个时代，共鸣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标准，用来诊断各种现实问题，并将它们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关系框架中。因此，将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问题视为“缺乏关系的关系”的症状，这样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可以集中关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变革。在这一点上，罗萨拓宽了视野，超越了霍耐特那种仅关注人与人之间承认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然而，共鸣概念存在面对物化现象时可能束手无策的风险。尽管罗萨强调在制定解放项目时需要关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但在共鸣理念指导下，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所需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能否实现，仍然存在疑问。此外，尽管罗萨避免对人进行本质主义的定义，但其理论仍然隐含一种对人性的预设，即人类本质上对共鸣体验有着“渴望”和“基本需求”。罗萨相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能力重新消除危机，这种能力体现在主体与世界的重新认同上，而这种认同的成果就是共鸣。他的理论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当然，主体与世界的认同也涉及道德伦理问题，因此这种认同的重建依赖于关系的建立。如果危机的出现是因为关系出现问题，那么这种认同的重建也必须依赖于对这些关系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作为一种反思工具，能够很好地执行这种反思工作。

《胡塞尔现象学》

四、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社会加速理论的研究方法清晰地展示出批判理论的发展特征，即始终基于资本主义的实际变化，从合理性的角度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通过“加速”“异化”和“共鸣”三个核心概念，罗萨不仅建立起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涵盖历史认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改善策略和路径，而且还展示出这一理论在两个方面的持续发展：第一，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探讨社会加速带来的异化危机及其潜在的解决方案；第二，反思批判理论的传统，目的是找到有效的政治启蒙途径。在理论层面，通过研究社会加速现象学，罗萨提出一种以主体与世界关系为核心的共鸣理论。这一理论发展过程体现了理论持续的自我反思，这种反思正是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积极解释和实际应用。阿多诺认为：“在错误的生活条件下不可能有正确的生活。”罗萨构建美好生活的理念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在现实层面，罗萨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来评估理论产生影响及其实现启蒙目标的基本条件。需要明确的是，本文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概述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而是要深入探讨该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存在的矛盾，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首先，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不仅强调理论在社会批判方面的作用，同时也注重理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基于罗萨理论研究的特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思考。第一，需要不断地以非教条主义的方式对理论进行自我反思。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两个方面有所建树：一方面，在前提和基本方法上延续批判理论的遗产；另一方面，广泛吸收社会理论的多元资源，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现代性理论框架。第二，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表征了批判理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自我实现的一种可能途径。与早期批判理论家对现实环境的全面否定和排斥不同，罗萨在相对稳定的民主社会中，将共鸣视为实现解放的基本工具，这凸显出其理论在现实条件下的具体实践方式。第三，罗萨的政治追求始终围绕民主展开。“社会的加速最初促进和支持民主化，但超过一定的临界阈值，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社会变革的速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可能破坏民主的正常运作。”社会加速削弱个人和集体的自我管理能力，导致现代性所承诺的理想未能兑现。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挑战，罗萨试图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方案，这正是他当前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

其次，罗萨通过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方法进行更新，这一过程既是对传统的背离，也是对其精神的继承。称之为背离，是因为罗萨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最初设定的批判理论目标有所偏离；称之为继承，是因为罗萨在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所开辟的新批判理论方向上进行扩展和深化。从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罗萨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存在明显的不同。一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下，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极为深刻的批判；而罗萨则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即探索新的民主道路。另一方面，尽管欧洲的民主体制尚未完全摆脱启蒙辩证法所严厉批评的同一性问题，社会仍然面临被高度统一管理的状况，这种状况在社会加速的背景下变得更加明显，但罗萨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一方面，他坚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创立的批判理论，继续对社会现实进行诊断和评估；另一方面，他也接受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对社会和文化整合的期望，这种整合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的。通过这种方式，罗萨既避免前者那种难以接受的绝望态度，又寻求新的道德整合的可能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创立的批判理论传统认为，理性与现实之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性，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理念：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对理性进行彻底的批判，而在于必须重建理性，以便能够对现存的事物进行真正的批判。这正是哈贝马斯、霍耐特和罗萨持续推动批判理论发展的核心关注点。从哈贝马斯的时代起，寻求理性与现实之间的真正和解成为后来理论家们面临的理论挑战。无论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还是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它们都共同体现出一种黑格尔式的现代性追求：在理性与现实和解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现代性理论，以此来维护现代性未完成的使命。

最终，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根本目标上包含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将加速视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和发展的产物，那么同样可以说，它仅仅是现代资本主义规划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换句话说，加速是资本主义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这种表现变得更加明显和强烈。基于这一点，所谓的加速现象，包括其文化、经济和技术的推动力，本质上只是资本主义特征的外在体现。罗萨对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既不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也不是简单地回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方法。相反，他通过社会加速理论，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规划，并将其置于规范性的社会理论框架中。这种方法不仅包含了哲学的深度，也融合了社会学的一般旨趣。因此，罗萨继续沿着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理论方向，将批判理论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伦理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基本立场上，罗萨的理论研究和政治立场都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和妥协。

罗萨构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将批判理论的基础与规范理论相结合，展现了自21世纪以来，通过对经典社会理论的重新解读，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左右派别之争，所形成的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研究路径。这不仅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理论，还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知识学方案。因此，我们得以窥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逻辑演化上呈现出的不同可能性和方向。然而，如果正如我们今天所见，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并因此受到广泛欢迎，使其成为当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经历的变化。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盲目跟随理论的新变化，而在于始终保持对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深刻洞察和高度敏感。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制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漂泊与浮沉，在20世纪复杂的全球局势中遭遇多重危机。基于这一理解，我们需要探讨用哪些新视角来继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同样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如何维持其科学性、批判性和革命性，并持续走向当代。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对社会变化提供独到的见解和初步的解决策略，目的是为促进批判理论在当代的发展。由于这一理论跨越单一理论体系的界限，它展现出一定的复杂性。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其理论和逻辑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能够获得宝贵的洞见和借鉴。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雷禹.重述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叙事策略——一种现代性批判的知识学方案[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05-115.

雷禹:《重述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叙事策略——一种现代性批判的知识学方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105-115页。

本文转自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