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JPE官网显示，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王绍达等，合作撰写的论文“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Learning”，在国际经济学顶刊《Journal of Polit

据JPE官网显示，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王绍达等，合作撰写的论文“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Learning”，在国际经济学顶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线上正式发表。

Title: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Learning

中国的政策实验：政策学习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

Many governments have engaged i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various forms to resolve uncertainty and facilitate learning. However, little is understood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d how the structure of experimentation may affect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outcomes. We aim to describe and understand China's policy experimentation since 1980, among the largest and most systematic in recent history. We collect comprehensive data o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conducted in China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We find three main results. First, more than 80% of the experiments exhibit positive sample selection in terms of a local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uch of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misaligned incentives across political hierarchies. Second, local politicians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experiments' success, and such effort is not replicable when policies roll out to the entire country. Third, the presence of sample selection and strategic effort is not fully accounted for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us affecting policy learning and distorting national policies originating from the experimenta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ile China's bureaucratic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make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t such scale possible, the complex political environments can also limit the scope and bias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learning.

许多政府以各种形式进行政策实验，以解决不确定性并促进学习。然而，关于政策实验的特点，以及实验结构如何影响政策学习和政策结果的理解仍然较少。本论文旨在描述和理解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政策实验，这些实验是近年来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实验之一。本论文收集了过去四十年中国进行的政策实验的全面数据。本论文的研究发现了三个主要结果。首先，超过80%的实验表现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正向样本选择，且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治层级之间的不匹配激励。其次，地方政治家为确保实验的成功投入更多资源，而这种努力在政策推广至全国时无法复制。第三，样本选择和战略性努力的存在并未得到中央政府的充分考虑，从而影响了政策学习，并扭曲了源自实验的国家政策。综合来看，这些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的官僚体系和制度条件使得如此大规模的政策实验成为可能，但复杂的政治环境也可能限制政策学习的范围并偏向其方向。

介绍

确定哪些政策应该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是政府的重要任务。政策学习具有挑战性，因为政策的有效性通常取决于政策的性质、实施方式、是否根据地方条件进行调整以及地方政治家的努力和激励，是否能使政策发挥作用。

许多政府已经明确或隐含地以各种形式进行政策实验，以解决政策不确定性并促进政策学习。复杂的政策实验范围从一系列试错到在国家的子区域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然而，很少有国家能与中国的系统化政策实验相提并论，无论是在范围、深度还是持续时间上。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各个地区系统地尝试不同的政策，并且通常会经过多轮实验，然后再决定是否将这些政策推广到全国。

本项目旨在描述和理解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策实验。许多学者认为，广泛、持续且制度化的政策实验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机制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关于政策实验的特点，或者实验结构如何影响政策学习和政策结果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

本文关注政策实验的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可能决定它是否能提供有关政策有效性的有用且准确的信号。首先，由于政策效果通常在不同地方之间存在异质性，因此选择代表性的实验地点对于确保政策平均效应的无偏学习至关重要。其次，由于关键行为者（如地方政治家）的努力在塑造政策结果方面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地方政治激励诱发过度努力的实验，可能会导致对政策有效性的过度夸大信号。

本文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的政策实验中的样本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其次，政策实验是否创造了额外的激励并诱使过度努力，这些努力在实验之外无法复制？第三，非代表性的样本选择和非代表性的实验情境如何影响政府的政策学习并塑造国家政策结果？

为回答这些问题，作者收集了1980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政策实验的全面数据。基于19812份政府文件，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98个中央部委员发起的633个政策实验的数据库。对于每个政策实验，作者将中央政府文件中概述的总体实验指导方针与所有相关的地方政府文件进行链接，以记录其地方实施情况，并追踪其在全国的推广情况。本文根据相关政府文件和其他连接数据集，衡量政策实验的多种特征，包括政策效果的前期不确定性、参与实验的中央和地方政治家的职业轨迹、政策发起部门的官僚结构、地方政府之间政策实施的差异化程度以及地方的社会经济状况。

作者首先调查实验地点的选择。能够从平衡且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中学习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点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定，该委员会监督许多关键实验。尽管如此，通过比较作为测试地点选择的地方与未被选择的地方的前期特征，作者观察到超过80%的实验是在当地经济条件上表现出正向选择的地方进行的。与代表性偏离的情况不能完全通过最优实验考虑来解释。相反，作者记录到，观察到的几乎一半正向选择可以通过政治层级之间激励的不匹配来解释。具体来说，地方政治家面临的晋升激励（对于那些离退休较远或有较大晋升空间的政治家来说，这种激励较强）决定了他们参与实验的程度，而政治任命影响了部长选择实验地点的方式。

接下来，作者检查政策实验是否诱发政治家的战略性努力，从而产生非代表性的实验情境。使用三重差分策略，作者发现，在实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与试验政策相关的领域花费了几乎5%的更多资金；这一现象尤其在面临较强晋升激励的政治家中更加明显。当政策推广至全国时，这种财政支持的增加消失。此外，作者发现，在参与特定政策实验的地方政治家中，那些面临较大职业激励的政治家在政策实施方面与那些未面临如此强烈职业激励的政治家行为显著不同。地方政治家通过这种差异化的努力及其可能获得的中央政府的认可，可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政治资本。

最后，本文调查了实验地点的正向选择和地方政治家在实验中的战略性努力是否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学习及国家政策结果。本文提供了证据表明，中央政府在评估政策实验时并未充分考虑样本选择和战略性努力。进行正向选择的实验地点更有可能被推广为国家政策。当实验地点经历了财政资源的外生性正向冲击（由于实验期间意外的土地收入突增）或政治激励（由于地方政治家更替）时，即使这些政策本身的内在有效性与这些冲击无关，实验中的政策也更有可能被推广为国家政策。此外，作者发现，当试验政策推广到全国时，具有相似社会经济条件或类似地方政治家职业激励的地方受益更多。这可能系统性地偏向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并在不同地区产生分配性后果。

综合来看，这些结果表明，中国的政策实验与任何其他大规模政策学习活动一样，发生在复杂的政治和制度背景下。一方面，某些制度和官僚条件可能成为协调实验、激励政治家参与和刺激地方政策创新的引擎。实验因此可以帮助绕过可能阻碍改革和政策采纳的政治和官僚摩擦。另一方面，正如本文的结果所示，这些相同的制度和官僚背景也意味着存在可能导致样本选择和实验情境偏离代表性的因素。如果这些实验的特点没有得到充分考虑，政策学习可能会产生偏见，国家政策结果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来源：学术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