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的先后签订，原本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代中国，彻底沦为了列强肆意欺辱的对象。

伴随着《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的先后签订，原本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代中国，彻底沦为了列强肆意欺辱的对象。

对于这段史实，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悲愤地表示，“四夷交侵，国家民族，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可谓危急极了”。

晚清时局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迅速沦于日本人之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直接结果就是，在抵御外侮与追求民族独立的期盼声中，民族主义迅速成为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

因此，很多历史学者“或者借用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借用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民众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

“九一八事变”中进攻北大营的关东军

比如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言所所长的傅斯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联合蒋廷黻等人筹划编写五卷本《东北通史》，旨在反驳矢野仁一提出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论”，并证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是非法之举。

尽管最后只有傅斯年主笔的《古代之东北》以及全书的英文节略本如期出版，但一经上市便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比如《东北史纲》的英文节略本，不仅被作为“铁证”送交国联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查团，而且还印刷了两千余册，分送各国朝野，宣扬中国立场。

傅斯年著《古代之东北》内页

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惨淡局面，“自度终不能为纯儒”的吕思勉，自然也会下意识地关注民族、国家以及现实社会。

实际上，出身普通读书人家庭的他，不仅对底层民众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并对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一直报以真切的同情。

但与傅斯年截然不同的是，在民族情感与历史的“理性”之间，吕思勉一直严格坚守“真正的历史”本位。他反复强调，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各种学问，“皆须求得正确之事实，然后归纳之而得其公理”，并以“求得真实为前提”。

比如在首发于1923年的《白话本国史》中，他反复强调，历史研究者要将“科学的眼光”和“考据之学”视为治史的“最紧要之处”，尤其注重使用考据方法获取“正确的事实”。

初版《白话本国史》封面

可以预见，这样的治学理念，必然会真切地反映在吕思勉的民族观以及民族主义论断当中。

对于民族问题，吕思勉在首发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演进史》的序文中表示，“讲述民族历史，绝不能抹煞史实真相；讲述民族问题，绝不能隐讳以往的矛盾和冲突，应当忠实叙述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关系”。

吕思勉进一步指出，“借历史以爱国不可用之太过”。

简单地说，“借历史以激励民众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凡事总有一个适当限度”，“用之太过亦有弊”。

因此，用历史来宣扬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必须恪守“感情与理性，须相辅而行”的原则，不能“昧于事实的真相”，无论是“偏重感情而抹杀理性”，还是“过度掺入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过于拔高本族与贬抑他族”，都是不对的。

吕思勉画像

一言概之，“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应当运用“真正的历史”，克服由于“矫揉造作的历史”所产生的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

众所周知，因为岳飞与秦桧的评价问题，《白话中国史》在1935年3月一度被时任南京特别市市长石瑛下令“封杀”（拓展阅读：史学大家吕思勉，为什么一再“洗白”秦桧并诋毁岳飞？）。

老照片中的石瑛

两个月后，《救国日报》主编龚德柏，更是以“吕思勉犯有外患罪和出版法”为由，将吕思勉本人，《白话本国史》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等告上了江苏上海地方法院。

尽管江苏上海地方法院与江苏高等法院均下达了吕思勉等人无罪的判决，而这场“吵闹的官司”也没有对吕思勉本人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但他的内心一定是有所触动的。

“不予起诉书”的部分截图，引自《吕思勉年谱长编》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心理斗争后，吕思勉在1940年发行的《中国通史》当中，将“宋金议和”的相关论述调整为了“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可谓屈辱极了”。

可即便如此，吕思勉坚持“治史求真”的主张从未有所退却。即便在写于1952年的《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中，依然坚定地表示：

此书（即《白话本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

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还我河山”书法

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关于“宋金合议”中的观点，我是依据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叶适的《论四屯驻大兵》等史籍总结出来的。倘若要批评我的意见，总须证明上述诸书的记载都是错误。换言之，我们不能为了某种现实的目的或效用，而回避史料，甚至不惜“禁遏考证”。

全面抗战爆发后，当时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的吕思勉曾对女儿吕翼仁表示：“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常州吕思勉故居

实际上，吕思勉非常重视青年学子的爱国主义教育。比如他在完稿于1940年的《中国通史》的序文中表示：

颇希望读了此书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吕思勉著《中国通史》内页

太平洋战争（1941）爆发后，上海彻底沦于日军之手，光华大学不得不停办。

该校的十五位学生在得知吕思勉与另一位教授返乡的消息后，在除夕晚上相聚在十六铺一家酒楼，为两位师长饯行。大家席间相互勉励、共赴国难，席后合影留念，照片右上角赫然印着吕思勉题写的“一片冰心”四字。

应该就是这张照片

1942年，吕思勉回到家乡常州。当时，日军打算在沦陷区发放“良民证”，同时要求每个领证人都要捺手印。对此，吕思勉极为愤慨，决定不做这等“有辱国格与人格之事”，因此拒绝在沦陷区居住。

在这一时期，他一直任教于常州城外游击区的南乡湖塘桥青云中学（苏州中学常州分校）与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主要教授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等课程。

吕思勉自制的猫猫印章

在游击区学校执教了一年以后，因身体原因，吕思勉全家只能返回常州故居生活。在这期间，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两晋南北朝史》的写作上面。

据史料记载，此时常州城内的一些地方设有岗哨，行人经过时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脱帽致敬。对此愤懑不平的吕思勉“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个月后，吕思勉偕同女儿吕冀仁重返光华大学任教。他在日记《扬眉记》中激动地表示，抗战胜利后，自己特意买了一顶六合帽，“扬眉吐气而戴之”，昂然回到家乡常州省亲。

常州吕思勉故居

总而言之，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里面往往纠缠着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于是，历史学家的“过度求真”，有时被斥为不识时务、不合时宜，甚至会因言获罪。

对此，英国历史学家乔治·皮博迪·古奇如是惊叹道：

历史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因为能够让历史学家勇敢而公正地说出历史真相的条件少之又少。在历史学中，因害怕而未能说出的历史真相，远比已经写出或说出的要多得多。

以上种种，让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两句话。一句是“所谓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另一句是“所谓历史，本质上是胜利者的清单”。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