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哈佛错乱综合症

摘要：在我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22年里，我从不畏惧“得罪自己的雇主”。2014年，我在《哈佛带来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Harvard”）一文中呼吁，以透明、公平的择优录取政策取代现行那种充满神笔色彩的黑箱操作，因为这“隐藏着未知的险恶”。202

正文

在我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22年里，我从不畏惧“得罪自己的雇主”。2014年，我在《哈佛带来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Harvard”）一文中呼吁，以透明、公平的择优录取政策取代现行那种充满神笔色彩的黑箱操作，因为这“隐藏着未知的险恶”。2023年，我提出了“拯救哈佛的五点计划”，敦促校方承诺维护言论自由、制度中立、非暴力、观点多元化，并削弱多元、公平与包容（DEI）的专断势力。在去年的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恐袭事件周年之际，本人撰文阐述“希望哈佛如何引导学生讨论以色列”，呼吁校方教导学生直面道德与历史的复杂性。两年前，我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哈佛学术自由委员会（Council on Academic Freedom at Harvard），自那时起，这个委员会便不断挑战校方政策并推动改革。如此，当针对哈佛的口诛笔伐已经彻底失去理智时，我绝无为我的雇主进行无脑辩护之意。批评者将哈佛斥为“国家耻辱”、“觉醒式伊斯兰神学院”、“愚人船”、“反犹仇恨与骚扰的猖獗堡垒”、“极端主义骚乱的泥潭”，甚至称其为“伊斯兰主义前哨”，并声称校园的“主流观点”竟然是“首先摧毁犹太人，才算摧毁西方文明的根基”。这还不包括特朗普总统的评价：他称哈佛是“一所反犹的极左机构和自由派乱局”，乃至“对民主的威胁”，并称校方“几乎只雇佣觉醒、激进左翼的白痴，他们教给学生和所谓的未来领导者的只有‘失败’这门课”。这不仅仅是口水战。在全美研究经费遭到大幅削减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还特别针对哈佛，宣布不再向其拨备任何联邦资助。更有甚者，政府还着手阻止哈佛招收外国学生，威胁将其捐赠基金税率最高提高十五倍，甚至取消其免税非营利地位。我们可以把这种乱象称之为“哈佛错乱综合症”。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资金最雄厚、声名最卓著的大学，哈佛一直备受瞩目：在公众想象中，哈佛既是高等学府的典范，又是针对精英不满情绪的天然汇聚地。心理学家将一种称为“分裂”（splitting）的症状定义为非黑即白思维，在这种模式下，患者只能把生活中的某个人视为纯洁善良的天使或面目可憎的恶魔，别无其他可能。他们通常会接受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由于大多数人兼具优缺点；该疗法建议谋求改变其不良之处，并接纳其他方面，并在二者间取得平衡。
对待教育和文化机构时，美国也迫切需要把握合适的尺度。正如我此前指出的，哈佛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对校况的广泛担忧也助长了对特朗普全面攻势的同情，甚至幸灾乐祸。但哈佛是一个历经数百年演进而来的复杂体系，不断面临多方面且出乎意料的挑战。合适的“疗法”——正如对待其他不完美机构一样——应是经全方位诊断而得出的对症“良方”，而绝非割断颈动脉，坐视其血流不止。

1930年代初的哈佛大学校园哈佛为何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其自身属性所致。哈佛规模庞大：拥有25,000名学生、2,400名教员，分布于13所学院（包括商学院和牙科学院）。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个别社区成员怪异行径在当今这个“爆款迭出”的时代，更易让人高估其普遍性。此外，大学承诺维护言论自由，其中包括很多人不喜欢的言论。企业可以让出言不逊的员工卷铺盖滚蛋，大学却不能，也不该这么做！哈佛不再是并非孤悬于世的象牙塔，而是全球学术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多数的研究生和教师曾在其他学府接受教育，他们参加相同的会议，阅读同样的期刊。尽管哈佛自诩非凡，但几乎所有此间发生的事情，在其他研究型大学同样可见。最后，学生并非可以随意书写的白纸一张。年轻人更多受到同龄人影响而非教授塑造。他们在高中、在哈佛，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中形成同伴文化。许多情况下，学生的政治观点与是否接受教授“洗脑”并无关联，就如其绿发和鼻环一样。尽管如此，对哈佛某些敌意也并非全无根据。多年来，我和同僚为本校学术自由受到的侵蚀深感担忧，一些知名“迫害”事例尤其令人痛心：2021年，生物学家卡萝尔·胡文由于在一次采访中解释生物学如何界定“男性”和“女性”，惨遭妖魔化并被排斥，最终被迫离校。这个事件成为我们创建学术自由委员会的导火索，但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流行病学家泰勒·范德维尔被有心人发现曾联署2015年反对同性婚姻的最高法院案状后，被迫参加“恢复性司法”会议，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致歉。生物工程师基特·帕克的一门评估犯罪预防项目的课程，因使学生感觉“不适”而遭叫停。法学者罗纳德·沙利文因为哈维·韦恩斯坦出庭辩护而让学生“感到不安全”，被剥夺了宿舍院长职务。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IRE）统计，在过去两年间，在一个包括约250所高校中言论自由榜单中，哈佛排名倒数第一。这些所谓的“取消”行动，不但对涉及个体极不公平，也令学术探索畏首畏尾：研究者只要稍有不合时宜之言，便可能面临人格抹黑；若保守观点被视为犯罪，则学术求真则无从谈起。在沙利文事件中，哈佛沉湎于迎合学生情绪，却未教导他们尊重对方第六修正案的权利，也未阐明法治与暴民正义的区别，这无异于放弃学校公民教育的责任。然而，哈佛是否真的是“觉醒式神学院”？这无疑是典型的非黑即白思维，亟需通过行为疗法加以矫正。仅凭几起轰动性的“取消”事件就把哈佛妖魔化，反而掩盖了更多时候校园内异端观点自由表达却无人问津的平静。尽管我对哈佛学术自由所遭受的冲击深感痛心，但将其言论自由排名列末，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先以自己为例。我本人在哈佛数十载，讲授过许多富有争议的观点——包括性别差异的现实、智力的遗传程度以及暴力的进化根源——并邀请学生据理反驳，这一切从未引发抗议，反而屡获校方嘉奖；并与历任系主任、院长及校长关系融洽。我的大多数同事也是如此：他们依据数据发表研究成果，无惧政治正确的压力。举几个例子：种族确实具有一定的生物学现实性；婚姻有助于降低犯罪；热点警务措施有效；种族主义整体呈下降趋势；自然拼读法对阅读教学至关重要；触发警示（trigger warnings）弊大于利；非洲人曾参与过奴隶贸易；教育成就一定程度受到基因影响；严厉禁毒有益于社会，而毒品合法化则恰恰相反；市场机制让人变得更公平、更慷慨……哈佛的日常，就是在于无所畏惧地表达观点，而非因害怕报复而噤若寒蝉。在哈佛，另一个确实存在缺陷、但不宜遭到全盘否定的领域是观点的多样性。根据2023年《哈佛校报》的一项调查，文理学院教师中有45%自我认定为“自由派”，32%为“非常自由派”，20%为“中间派”，只有3%认定自己是“保守派”或“非常保守派”。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IRE）估计的保守派比例略高，为6%。大学无需成为小型民主政治，但过度的政治同质化有损其使命。2015年，一组社会科学家指出，自由派的同温层文化导致他们在研究中产生偏差：他们测试对非裔与穆斯林的歧视，却从未调查对于福音派的偏见，从而匆促得出“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公允”的结论。我们学术自由委员会的多位同仁，也反映政治狭隘在各自专业中造成不良影响：气候政策一味妖魔化化石燃料企业，却忽略广泛能源需求；儿科领域对所有青少年的性别焦虑不加甄别地全盘接纳；公共卫生倡导最大化政府干预，却漠视性价比；历史学强调殖民主义的危害，却忽视伊斯兰主义暴行；社会科学将一切群体差距归咎于种族主义，却鲜有文化因素考量；女性研究聚焦性别歧视与刻板印象，却很少触及性选择、性学或荷尔蒙研究（这正是胡文的研究领域）。尽管哈佛毋庸置疑需要更广泛的政治与思想多样性，但将其视为“极左机构”未免言过其实。若以《校报》调查为凭，绝大多数教师的立场都在“极为自由派”右侧；校内亦有阿德里安·韦梅尤尔、格雷格·曼昆等知名保守派教授。多年来，热门本科课程多由保守派或新自由主义教授的主流经济学导论领先，而立足中立的概率论、计算机科学及生命科学入门课程亦广受欢迎。当然，也有诸如“酷儿族裔志”、“去殖民视角”则一类课程，但作为小众选修“精品课”，这些课程的修读人数有限。我的一位学生开发了一个AI“觉醒度量仪”（Woke-o-Meter），检测课程描述中诸如“异性恋霸权”“交叉性”“系统性种族主义”“晚期资本主义”“解构”等术语，据估算，这类课程在文理学院2025–26学年的5,000门课程仅占约3%，在通识教育课程约占6%（但其中约三分之一带有左倾倾向）。更为典型课程包括《神经元功能的细胞基础》、《德语入门强化》和《罗马帝国的衰亡》。如果说“哈佛教唆学生憎恨自由市场”，我们做得并不成功：最受欢迎的本科专业是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半数毕业生毕业后径赴金融、咨询与科技行业。如何在大学中实现观点多样化，这确实是一道难题，也是我们委员会长期关注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观点都应得到同等重视——思想的宇宙浩瀚无垠，许多荒谬的理论，如占星术、地平说或大屠杀否认论，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特朗普政府要求审查哈佛的多元化项目，并强迫其确保持不同政见者达到政府认可的“阈值”（critical mass），这不仅损害大学，也侵蚀民主本身：如果遵照这一标准，生物系就得聘请创世论者，医学院必须录取疫苗怀疑论者，历史系则要容纳否认2020年选举结果的人士。哈佛对此别无选择，只能坚决拒绝，却也意外地变身一种民间英雄。当然，校方不能继续视问题于不见。尽管热衷于关注“隐性种族主义”“隐性性别歧视”，哈佛却对最大的认知扭曲——自我中心——视若无睹：我们都倾向于轻信自身或所属文化的固有信念。校方应设定期望：在进入教室前，教师首先要放下个人政治立场；并倡导认知谦逊（epistemic humility）与积极开放心态（active open-mindedness）。在此基础上，对保守派施以“小小”的多元化关怀也并无不妥。正如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言：“意识形态如口臭，你永远闻不到自己的味道。”

五月，哈佛校园里的学生对哈佛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指控莫过于“反犹主义”——这里指的并非历史上美国传统精英群体（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对犹太人的排斥情绪，而是一种反以色列热潮的外溢效应。一份期待已久的报告详细列举了许多令人不安的事件：犹太学生感到反抗议活动对其造成恐吓，课堂和校园典礼遭到干扰，而校方的反应却迟缓消极；一些教职员工毫无必要地将亲巴勒斯坦的政治立场融入到教学或校园活动中；许多犹太学生，尤其是来自以色列的学生，反映自己在校园中遭受同学的孤立乃至妖魔化对待。和其他问题一样，对于哈佛的反犹指控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分辨力。确实，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把哈佛描绘成一个“通过消灭犹太人、进而摧毁西方文明”的堡垒，那就是彻头彻尾的非黑即白思维。2023年10月7日事件发生后，34个哈佛学生团队发表声明称那场屠杀的全部责任归咎以色列；对此，超过400名哈佛教职员工联名签署公开信表示反对；一个新成立的“支持以色列哈佛教师联盟”也吸纳了450名成员。哈佛目前开设60多门犹太相关主题课程，其中包括8门意第绪语课程。而那份长达300页、梳理百年来所有相关事件的反犹主义报告，详尽记录每一起有据可查的校园涂鸦和社交媒体帖子，均未发现任何将“摧毁犹太人”作为目标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是“校园主流观点”了。在本人超过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其他知名犹太教师，均未曾真正遭遇反犹主义攻击。正如哈佛大四学生雅各布·米勒在《哈佛校报》一篇评论中所述：有关每四名犹太学生就有一人担忧‘’人身安全”这样的说法，像我这样每天都自豪地佩戴基帕（kippah，一种犹太民族服饰）出没于校园的人感觉言过其实。把所有批评以色列的言论都简单归结为“反犹主义”，其实等同于屈从“只有群体间的仇恨才值得谴责”的批判性社会正义逻辑。如果批评者不直接针对反以立场涵盖的暴力倾向和历史盲区，而是热衷贴上“反犹”标签，最终只会陷入毫无实际意义的无休止口舌之争。哈佛的反犹报告提出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这也是关键所在：用于担责者面对庞大机构存在的问题时，首先会发现缺陷，然而付诸补救！目前的措施是严格执行学校规定，严防抗议示威越过界限，从而避免正常的意见表达变为骚扰胁迫。另一项显而易见的对策是更均衡地运用学术衡量标准。哈佛拥有近400个研究所、中心与项目，这些机构与学术院系不同的是，其中少数被激进讲师所“劫持”，实际成为“反以研究中心”；与此同时，哈佛校方在以色列研究、中东冲突与反犹研究等领域的专职教授却寥寥无几。报告建议加强监管这些学科领域的教授和院系领导。哈佛无法监管学生的私生活或社交媒体匿名发言（最恶毒的反犹言论都出现在那些平台），但校方可以严格执行反对基于宗教、国籍和政治信仰的歧视的相关规定，并对严惩具有诸如取消课程让学生参加抗议等明显渎职行为的教师。哈佛应该对反犹和种族歧视问题予以同样的重视，并在学生踏入校园伊始，就明确告知他们应该以互相尊重与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彼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特朗普政府无法通过惩罚性地中断哈佛科研经费来解决所谓的反犹问题。联邦拨款并非政府对大学的施舍或恩赐，而是行政部门对于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科研项目的回馈——研究人员是经过激烈竞争评审后获得这些资金以支付项目所需的人力和设备，否则这些研究根本无法进行。特朗普政府的上述举措对犹太科研人员的伤害超过任何往届政府。如今，许多思想活跃和怀揣科学梦想的犹太科学家眼睁睁看着实验室关闭、自己遭裁员，科研生涯被叫停。相比之下，途径“巴勒斯坦全球大起义”之类标语所受的轻微刺激则显得微不足道；更糟糕的后果是，为数更多的非犹太裔科学家也将承受研究项目终止的后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切都打着“支持犹太学者和学生”的幌子。其他受害者还包括那些将微弱的生存希望寄托在实验性疗法的重疾患者，治疗的被迫中断导致他们失去最后一线治愈希望。如果政府真正关心犹太人，那还不如正视其同情大屠杀否认者和希特勒崇拜者的表现。政府真正动机其实非常明显，就是希望削弱那些不受公权力直接控制的公民社会影响力中心，这正如副总统万斯在2021年的主题演讲所述——“大学才是敌人”。如果联邦政府不出手，还有谁能够敦促哈佛自我改进？学校内部确实欠缺有效的自省和发聩机制。企业亏损可撤换CEO，球队连败就更换教练；但多数学科缺乏客观的成功指标，单单依靠同行评议很容易沦为一出圈内人互相吹捧的游戏。更严重的是，很多高校会惩罚批评者，使变革的声音荡然无存。去年，一位哈佛院长竟然为这种行为公开辩护，直到学术自由委员会强烈反对，他的上司才匆忙表态撤回。当然，对于这种状况并非无计可施：大学可以授予负责审核各院系和项目的“巡视委员会”（visiting committees）更大实权，避免这些委员会沦为摆设。学校管理层也应该认真听取校友、捐赠者和媒体的合理批评并加以借鉴。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Corporation）一向极为低调也很少公开露面，以至于2023年两名成员跟学术自由委员会共进晚餐的新闻居然成了《纽约时报》的头条，这也间接反映哈佛治理透明度的严重不足。近年来在公众视野中的风波，终于促成哈佛实施诸多姗姗来迟的变革：校方实施制度中立政策，不再对无关自身职能的议题随意表态；校方对抗议活动划出底线，并集中设立执法机构，防止违规者在各自为政的不同部门之中钻空子。艺术与科学学院取消强制求职者提交“多样性声明”的要求，避免将“觉醒言论”作为录用标准；院长要求各项目主管定期汇报本单位的观点多元化状况；受激进分子裹挟的违规机构正在接受调查并更换负责人；加伯校长亲自主导的反犹专题报告，反映校方对反犹问题的高度重视；校方制定全新的“教室公约”，要求学生对挑战其认知的观点保持尊重和开放心态。坦率地说，有些改革与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不谋而合。但是，如果遭遇倾盆大雨，你不该因特朗普的要求撑伞而刻意拒绝，这样你会自食其果。出于正当理由的改进，才是大学重回正轨、赢回公众信任的正确之道。大学的最高使命——发现与传承知识——不应因学生情绪、媒体舆论或政治压力而动摇。追求知识不是教授的特权，而是人类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不同理念的争论应通过分析和论证来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或陷入受害者心态。抗议可以用来表达和传递共识，但不应成为压制异见或胁迫学校的手段。校园属于整个学术共同体，社区成员可以合法表达不同意见，但任何派系都不能垄断表达权。捐赠基金并非倡导某种意识形态的平台，而是大学为后代追求真知灼见而守护的物质基础。为什么守护哈佛很重要？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哈佛大学显然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超过52名哈佛教师荣获诺奖，拥有超过5,800项专利；哈佛研究人员发明了发酵粉、收礼器官移植、可编程计算机、除颤器、梅毒检测以及拯救数千万生命的口服补液疗法；提出核稳定理论，让世界免于核末日灾难。发明高尔夫球座和捕手面具；《芝麻街》、《国家讽刺杂志》、《辛普森一家》、微软和脸书均诞生在哈佛。如今，哈佛的科研依然走在世界前沿：甲烷追踪卫星、机器人导管、下一代电池、中风康复可穿戴机器人；联邦资助的项目涵盖癌症转移、肿瘤抑制、儿童放疗与化疗、多重耐药感染、流行病预防、痴呆研究、麻醉技术、消防与军事毒性防护、太空飞行生理学与战地创伤护理；哈佛科学家还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纳米材料、生物力学、可折叠军事桥梁、防黑客网络和老年智能居住环境等领域做出不断创新；更有实验室或已研发出潜在的1型糖尿病治愈方案。哈佛的巨大价值不仅在于实用成果，更在于思想境界和精神乐园：获悉同事们的科研成果令人欣喜万分；翻阅课程目录让我情不自禁地希望重回18岁。人类化石提取的DNA揭示印欧语系的起源；格林童话中描绘的谋杀、杀婴、食人和乱伦揭示人类对病态的永恒迷恋；同一个大脑网络既承载记忆，也支撑白日梦；非暴力抗争往往比暴力手段更为成功；妊娠疾病源于母体与胎儿间的达尔文博弈；犹太礼拜祷文“谁能如你？”映射古代以色列人对一神论的矛盾心态。如果依然质疑大学是否值得支持，请你扪心自问：你能否接受每年因癌症去世儿童的庞大数量吗？你是否担忧未来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吗？你能够完全清晰地判断哪些政府的政策真正有效还是在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当前的能源技术下，你真的不担心气候的未来吗？正如物理学家大卫·多伊奇在其进步宣言《无限的开端》所写：“只要具备正确的知识，一切未遭自然法则所禁事宜皆可实现。”摧毁获取和传播知识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也是对后代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