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石刻为 37 字秦代摩崖题记，内容记载秦始皇廿六年（前 221 年），五大夫翳率方士至昆仑山采药，抵达扎陵湖畔并计划继续前行 150 里124。其真伪之争主要围绕三大矛盾：
该石刻为 37 字秦代摩崖题记，内容记载秦始皇廿六年（前 221 年），五大夫翳率方士至昆仑山采药，抵达扎陵湖畔并计划继续前行 150 里124。其真伪之争主要围绕三大矛盾：
时间线冲突：秦始皇于廿六年（前 221 年）统一六国后 “始议帝号”，但石刻开篇即用 “皇帝” 称号，而嬴政正式称帝在当年九月14。辛德勇指出，此时尚未完成称帝仪式，文书中不应出现 “皇帝” 称谓。此外，秦历三月对应公历约 4 月，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仍属寒冬，方士选择此时长途跋涉采药，违背常理13。文献与术语漏洞：
刘宗迪等学者发现，“采药” 一词未见先秦及西汉文献，秦汉方士活动多称 “求仙”“访药”，而非直接 “采药”1。胡文辉亦指出，《史记》未记载秦始皇遣方士至河源采药的行为，而同期文献中 “昆仑” 地望多属神话想象，与青藏高原实地无明确关联48。制作工艺与背景存疑：
石刻字体被指 “过于规范”，缺乏秦代实用文字的潦草特征4。侯光良教授认为其风格更接近元代或清代官方文书，且内容 “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可能为后世国家行为伪造35。此外，石刻发现于三江源保护区核心腹地，该地长期禁止旅游开发，造假动机难以解释1。
从秦汉至明清，方士群体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以神秘主义为工具，通过伪造权威、虚构历史谋取利益，其行为模式为石刻真伪论证提供关键参照：
系统性欺骗的历史传统：秦汉方士：以徐福、卢生为代表，利用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痴迷，虚构 “蓬莱仙境”“不死之药”，骗取巨额赏赐6。《史记》载秦始皇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最终因方士逃匿而 “坑杀术士”，暴露其骗术本质。唐宋时期：方士转向炼丹与符水，以 “点石成金”“驱鬼治病” 等把戏惑众。唐代多位皇帝（如太宗、宪宗）因服丹药中毒身亡，印证其 “药皆伪” 的事实12
。明清方术复兴：方士与民间宗教合流，如白莲教、天理教以 “神谕”“仙迹” 煽动叛乱，甚至伪造 “天书”“圣物” 制造政治合法性6。例如，清代林清率天理教众以 “仙兵下凡” 为由攻打紫禁城，终致惨败。
伪造权威的典型手段：攀附帝王与神权：方士常宣称 “受命于天” 或 “得仙人真传”，如新恒平伪造 “人主延寿” 玉杯及周鼎，欺骗汉文帝12。类似逻辑可见于石刻中 “皇帝使五大夫” 的官方叙事，可能为后世方士借帝王之名增强可信度。
利用地理与神话符号：昆仑山作为先秦神话中的 “帝下之都”，长期被方士附会为 “不死药产地”8。石刻将 “昆仑” 与黄河源扎陵湖绑定，与唐代刘元鼎、清代康熙对河源的勘定形成呼应，可能为后世方士或地方势力借 “古昆仑” 地望构建文化权威。
伪造实物证据：历史上方士常通过刻石、造像等实物强化 “神迹”。例如，赵武灵王在播吾山伪造 “主父足迹”，秦昭王于华山刻 “与天神博棋” 图案12，此类行为与石刻的 “摩崖题记” 形式高度相似。方士与权力博弈的共谋性：
历代方士的欺骗行为往往得到统治阶层默许甚至推动。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虽对方士时有惩戒，但始终未放弃对 “天命”“长生” 的追求；元代玄教领袖张留孙通过伪造《道教碑》巩固教权，甚至获忽必烈赐剑支持9。这种 “官方 — 方士” 的共谋模式，使得石刻若为伪造，可能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或宗教动机（如元代中央政府通过 “河源祭典” 强化边疆控制）。内容矛盾与方士叙事的虚构性：
石刻记载 “方士采药昆仑” 的情节，与方士历史上 “求仙访药” 的惯用话术高度吻合，但缺乏实证支撑。例如，《山海经》《禹贡》等先秦文献仅将昆仑描述为神话地理概念，而秦汉方士为获取资源，常将虚构的 “仙山” 与现实地理强行关联（如将东海岛屿附会为蓬莱）。石刻将 “昆仑” 定位为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可能是后世方士或地方势力为争夺 “河源正统” 而进行的历史重构48。术语错位与方士知识的局限性：
石刻中 “采药” 一词的使用，暴露伪造者对秦汉方士活动的误解。秦汉文献中，方士更强调 “求”“访”“候” 仙药（如《史记》载 “遣方士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而非直接 “采”。这种术语错位，可能源于后世方士对古代方术的想象性演绎，或受明清小说（如《封神演义》）中 “仙人采药” 叙事的影响。制作工艺与方士伪造的技术特征：
石刻字体 “规范端庄”，与秦代简牍、封泥中常见的潦草小篆存在差异，更接近后世文人对 “秦篆” 的理想化复刻4。类似现象可见于明清时期伪造的 “秦汉碑刻”，伪造者常因缺乏对古文字书写场景的理解，导致风格失真。此外，石刻所在岩壁的 “人为磨蚀” 痕迹，可能为伪造者模仿自然风化的刻意操作5。历史背景与方士伪造的动机：
若石刻为元代或清代伪造，其动机可能与方士群体的现实利益相关：元代：玄教势力通过河源祭典强化与中央政权的联系，伪造秦代 “采药昆仑” 的官方记录，可将道教信仰与 “华夏正统” 绑定39。清代：康熙年间官方勘定河源，学者试图通过 “秦代遗迹” 证明中原对青藏地区的历史主权，方士或地方文人可能借机伪造文物以迎合政治需求8。
昆仑采药石刻的真伪之争，本质是历史真实与文化想象的博弈，而方士群体的欺骗性传统为理解这一博弈提供了关键视角：
方士作为历史记忆的篡改者：历代方士通过伪造文献、实物和传说，持续改写公众对 “昆仑”“河源” 等地望的认知。例如，唐代道士杜光庭在《洞天福地记》中将青城山附会为 “第五洞天”，类似逻辑可能驱动后世对 “昆仑” 地理坐标的重构。石刻若为伪造，正是这种历史记忆建构的延续。考古发现的脆弱性与方士逻辑的延续：
尽管部分学者强调石刻 “造假成本高”“位置偏远难以伪造”，但历史上方士伪造的 “神迹” 往往刻意选择人迹罕至之地（如深山、洞穴）以增强神秘感12。此外，现代伪造技术（如激光雕刻、化学风化）已能模拟古代工艺，使得高海拔地区的 “实证” 未必可靠。学术争议与方士思维的现代回响：
当前支持石刻真实性的观点，仍带有 “方士式” 的神秘主义倾向。例如，部分学者将石刻视为 “改写中西交通史” 的 “突破性发现”，甚至与 “唐蕃古道先秦开通” 等宏大叙事挂钩28，这种急于填补历史空白的心态，与古代方士 “无中生有” 的造神逻辑异曲同工。方士的生存策略：通过伪造帝王求仙的 “官方记录”，方士可延续自身 “沟通天人” 的权威，同时为丹药、符水等骗术提供历史背书。地域文化的建构需求：青藏高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长期依赖传说与想象，伪造秦代 “采药昆仑” 的石刻，有助于将青藏纳入 “华夏正统” 叙事，服务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边疆治理或宗教整合。学术范式的局限性：考古学对文字、地层的依赖，难以完全排除 “高仿古” 伪造的可能，而方士传统中 “以假乱真” 的技术积累（如《道教碑》的集字伪造9），为这类操作提供了历史参照。
若要最终破解争议，需结合碳十四测年、古文字工艺分析及区域历史语境的深度考察，但方士的系统性欺骗传统已为石刻的真实性投下浓重阴影。
来源：林徽因仰望的灵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