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是因为哪个大师“押中高考”，也不是因为作文题太奇葩，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千万考生面前炸出一句如雷贯耳的诗：
2025年6月7日中午，一场语文考试刚落下帷幕，网络瞬间炸锅了。
不是因为哪个大师“押中高考”，也不是因为作文题太奇葩，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千万考生面前炸出一句如雷贯耳的诗：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他叫穆旦。
那一刻，无数人问：“穆旦是谁？”
在这个网络信息过载的年代，一个已经去世47年的诗人，居然一跃成为热搜第一。
这不是炒作，也不是凑巧，而是一次迟来的注目，他，本该被记住。
如果你只知道他是个诗人，你可能以为他就是个写点文艺句子的文青；
可真正的穆旦，曾亲历远征缅甸的战场，在热带丛林里与死神擦肩、饥饿八日，他笔下的诗句是真正的“血与火中淬炼出的语言”。
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年出生在天津，祖籍浙江海宁，是查氏望族之后。
他的父亲是天津《大公报》的撰稿人，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家境尚可但不富裕，从小生活节俭。
他自小便表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初中时期就会读莎士比亚原文剧本。
高中在南开中学，是校刊《南开日报》的主笔，发表诗歌和短评，并以文学社社长的身份组织多场朗读会。
1935年，17岁的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与王佐良、许渊冲、季羡林等人成为同窗。
他精通英语，能背诵大量西方诗作，常在课堂上与教授讨论英美文学，甚至被誉为“眼里带着野火的中国诗人”。
他曾是浪漫派的信徒，写过仿雪莱的诗句，也热爱英国文学。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北平沦陷，清华被迫南迁，之后又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他跟随师生徒步穿越湘黔滇，三个月时间走了3000多公里，在长途跋涉中亲眼见证民间疾苦，也见证了国家的崩塌与坚韧。
同行的王佐良说，穆旦脚上长满血泡，但每天依旧坚持走完路程，晚上在煤油灯下写诗、翻译、记日记。
他亲眼看到乡村的破败、平民的苦难，也看到农民用绳子勒紧裤腰带从日本人手里救出自己的家人。
这时，穆旦的诗风开始转变，从抒情浪漫变得沉郁深沉。
1941年，他写下那首被高考选中的《赞美》，彼时中国正值抗战第四年，云南昆明成为战时文化中心，但物资极度短缺。
穆旦白天教书，晚上写诗，在没有热水和纸张的情况下，用废纸拼贴，完成了这首传世之作。
这不是一句装腔作势的“文艺语录”，而是那个时代，一个诗人对民族生死存亡的直接响应。
1942年，穆旦做了一个让无数人敬佩的决定：弃教从戎。
当时他已经在西南联大任教，却放弃安稳岗位，加入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前线担任翻译官。
这一年，他24岁。
他不是去当挂名“文职”，而是真正跟着部队穿越热带丛林、经历弹雨、染上痢疾，体重骤减近30斤，曾八天无粮，仅靠溪水和野果生存。
他亲历了一次次战斗、溃退与尸横遍野。他写到：“看到战友倒在我前面，我的笔再也无法浪漫。”
那次远征，3.5万人出发，最终生还者不到一成。
穆旦，是从死人堆里活下来的。
他在日记中写下那些“丛林、尸体、疾病与饥饿”，不是想象出来的“家国情怀”，而是用生命写下来的“诗意现实主义”。
撤退途中，他用干树枝在泥土上练字，在雨中默写莎士比亚。他说，诗和语言，是他唯一保住理智的方式。
战争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文学是春风，后来才知道，它是火把。”
后面他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专攻西方文学。
1953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同时投身翻译工作。
他翻译了拜伦的《唐璜》、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济慈、雪莱等人的诗集，几乎一个人完成了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桥梁铺设”。
他的译作极具文学感染力，不是教科书式的翻译，而是“诗人译诗”，不仅传神，还具备节奏感和语言张力。
他不仅自己翻译，还培养出一批诗人兼译者，如王佐良、许渊冲等。
有人说，他的翻译，让中国读者第一次通过中文真正“听懂”了雪莱的呐喊和拜伦的自由精神。
也有人说，他是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接地气”地带入汉语世界的第一人。
即使只能图书馆做资料员，穆旦也没有放弃。
他偷偷翻译《普希金诗选》，藏在抽屉暗格里。
直到1976年，他重返创作，写下生命中最后一首诗《冬》：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这是他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行字。
1977年2月26日，穆旦因心脏病在天津离世。
2025年高考，选中穆旦。
有人说这是偶然，有人说这是“难度升级”。
不少人吐槽“考生都不知道他是谁”，但认真看题目你会发现，真正要写的，是“表达与传承”，而穆旦的一生，恰好是这两个词最好的表达。
他不是靠堆砌辞藻赢得掌声，他的诗，写的是内战、战火、饥饿、行军，是国家崛起前的黑暗和血。
他比谁都知道自由有多珍贵，尊严有多难保。
就像高考那道作文题里写的那样：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要在历史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穆旦找到了。
来源：作家赵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