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谈到我与《金瓶梅》研究的关系,老实说,我自以为我的贡献首先在于我曾于1987年夏在山东组建了“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

关于我与《金瓶梅》研究的关系，我在我的博士论文《论金瓶梅》中，曾经做过叙述，现引录如下：

谈到我与《金瓶梅》研究的关系,老实说,我自以为我的贡献首先在于我曾于1987年夏在山东组建了“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

由于学会诸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金瓶梅》方言研究,文化地理背景研究，作者研究,主题思想研究,书中历史人物研究等方面,都曾取得过令海内外的学者注目的成果。

我们的学会在《金瓶梅》研究学界曾有过相当的影响,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历史事实。

作为学会的会长,我负责组织学术研究工作,我曾为学会的学术研究工作制定过一个较为详明的系统工程规划。

我为《金瓶梅作者之谜》（《金瓶梅考论专辑》）撰写的《金瓶梅考论说明》(详本书附录一)就是这个系统工程规划的纲领。

学会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系统工程规划进行的。

谈到我本人的《金瓶梅》研究,那么我的这篇博士论文就正是我的研究成果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的研究是从“基础研究”开始的,因为我以为《金瓶梅》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而这却正是深入研究必不可缺的基础工作。

《论金瓶梅》 叶桂桐 著

在《金瓶梅》“基础研究”方面,我的贡献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问题。

我用比较确凿的材料论证《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9—20年(公元1581年—1592年)之间。

其中我所提供的材料比吴晗先生提供的材料更加具体，而且比吴晗先生所说的成书于“万历中期”的说法更加具体、明确。其中有些材料,是我首先介绍到《金瓶梅》研究中来的。

二、关于《金瓶梅》的版本问题。

第一，我通过对现存典籍的综合考查,基本上弄清了当时各种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较早地得出了《金瓶梅》不存在所谓的“内容上有较大差异”的“南方抄本”与“北方抄本”；

第二，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并非初刊本,也不是“万历本”,它是初刊本的翻刻本,大约刻于明天启年间;

第三，《金瓶梅词话》使用的是刘承禧系统的抄本;

第四、《新刻金瓶梅词话》即现存的所谓“万历本”词话与崇祯本《金瓶梅》关系很复杂,不单纯是“父子”或姊妹关系,大致说来,崇祯本作者在改写时参照过初刊本与天启本,乃至手抄本。

三、关于作者问题。

这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也是一个较为聚讼纷纭、比较混乱、令不少学者摇头厌烦的问题。

这虽然有客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我以为是不少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不够科学。其思路大致是：根据典籍记载先定出作者必须具备的若干条件,以此推论出作者,再找材料加以论证。

1９88年以后,我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总结并予以摒弃,我为《金瓶梅》作者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途径:即从文学的传播过程来探求作者。

四、我对《金瓶梅》中的宋明历史人物的考证,对于人们深入研究《金瓶梅》提供了方便。

其中有些材料是我首先介绍到《金瓶梅》研究学界中来的；有些材料,很有价值,比如陈文昭、宋乔年等人的材料。

《版本研究枢要》 叶桂桐 著

关于《金瓶梅》一书的思想、人物及艺术特色的研究,我的见解主要有下列几点:

一、我对《金瓶梅》所描写的社会风俗,结合中国风俗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查,主要见解在本书第二编的三、四两章中。

1、《金瓶梅》作者把书中人物的活动地点即所谓“清河”，设置在黄河与运河的交叉处,是有较深的用意的，这就把人物放在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的大背景之上了。

2、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金瓶梅》确实堪称为十六世纪中国的风俗画卷,民间传说把它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一起,《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确实都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有代表性的社会风俗画卷,不过表现的物质手段不同罢了。

二、关于《金瓶梅》的思想及艺术特色的研究,我主要是从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金瓶梅》的价值与地位的。

三、关于《金瓶梅》一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是有自己比较系统的见解的。

这次应台湾学生书局之约，作《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翻阅旧作，往日《金瓶梅》研究过程中的若干人事、情景，便不时地在脑海中涌现出来，其中值得提及的人物、情事不少，现在只简要叙述几桩如下：

一、关于“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

这个学会是当时中国大陆组建最早的《金瓶梅》研究学会，学会虽然叫做“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其实学会的会员不仅有当时在聊城地区工作的同志，

也有在外地工作的同志，比如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张洪魁先生、山东师范大学的董绍克先生，在山西省太原市工作的画家王莹先生，河北省清河市的赵杰先生等等。

后来，临清市、清河市又各自组建了分会。

二、关于“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的会员

“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的会员除了自己写作有关论文的学者类型的人物之外，也有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同志，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当时聊城地区政协主席许继善先生、临清市城管大队的领导张荣楷先生，他们都曾经为中国大陆多次召开的国际、国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做出过重要贡献。

这俩位先生都已经仙逝，但他们为《金瓶梅》研究所作出过的重要贡献，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作者之谜》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关于“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的顾问

“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当时曾经聘请过两位学术顾问：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晓玲先生，一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维沫先生。

杜维沫先生对于“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学术研究的指导，从他为我所主编的《〈金瓶梅〉作者之谜——〈金瓶梅〉考论第一辑》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所撰写的《序言》中就不难看出。

关于吴晓铃先生对于“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学术研究的指导，最重要的是关于《金瓶梅》的方言研究，其意见可称得上是经典性的论述。

对此，我曾经在国际与国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都口头叙述过，但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为此，我特意用文字把它记叙在这里。

1987年7月至1992年春，我先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国内访问学者，师从钟敬文、张紫晨二位学习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接着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蒋和森先生学习研治明清小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因此到吴晓铃先生府上去拜见先生比较方便。

关于《金瓶梅》的方言研究，我与吴晓铃先生认真交谈过三次，其中有一次，聊城大学的刘忠光先生、郝明朝先生也在场。

我曾经把吴晓铃先生关于《金瓶梅》方言研究的意见作过如下的总结：

吴晓铃先生充分肯定了张洪魁先生的《金瓶梅》方言研究从语音入手的论文。之后，又反复叙述过如下的意见：

一、语言有三个要素，语音、词汇、语法。

这三个方面，在《金瓶梅》方言研究中都要做。但是，如果要从方言的角度来判定《金瓶梅》作者的籍贯，在语言的这三个要素中，首先，最重要的是语音。

因为《金瓶梅》作者只要一念《金瓶梅》，我们马上就可以判断出它的籍贯。但是，《金瓶梅》的语音研究，一定要准确的作出其语音系统，然后再进行历史地理语音系统比较，这样才可以。

《金瓶梅》语音系统，用以对比的历史地理语音系统，做起来都很困难。

二、除了语音，在语言的三个要素中，比较固定、变化比较慢的是语法。

三、词汇在语言的三个要素中，是最活跃的，一个词汇，要准确判定其所属地域，比较麻烦，“说有容易，说无难”，因此单从词汇的角度来判定《金瓶梅》作者的籍贯，最不可靠。

当年“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的《金瓶梅》方言研究，正是根据吴晓铃先生的意见来进行的。

叶桂桐

2014年3月1日于山东外事翻译学院威海校区

《叶桂桐研究精选集》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2015）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本文选自叶桂桐著《中国古代小说概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8年10月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来源：金学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