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节期间，我踏上寻亲访友的路途。路上飞驰而过的风景与熟悉的乡音交织，构成了一幅流动的众生图景。我的家族目前大致呈现三代同堂的内部结构：祖辈纷纷踏入70岁大关，也正在初步面临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带来的养老问题；父辈在工作节奏方面接近稳定，但同时也在面对上有老、
赵盈月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春节期间，我踏上寻亲访友的路途。路上飞驰而过的风景与熟悉的乡音交织，构成了一幅流动的众生图景。我的家族目前大致呈现三代同堂的内部结构：祖辈纷纷踏入70岁大关，也正在初步面临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带来的养老问题；父辈在工作节奏方面接近稳定，但同时也在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子代大多正处于接受教育的阶段，面临中考、高考、择业等一系列重大人生事件。如果说养老问题是生命特定阶段必然面对的压力，那么教育问题则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二者交织在一起，串联起三代人的生活节奏与命运共同体。
我在家族同辈中年纪稍长，早早经历过高考，又还在继续深造，因此走亲访友时，常被问到高考经验、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无论是和同辈交流，还是与长辈探讨，我都能明显感受到其中强烈的功利主义导向，以及弥漫着的焦虑、迷茫情绪，这和当下的社会氛围如出一辙。这样的焦虑究竟从何而来？
个体、家庭、制度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焦虑情绪背后是什么？妹妹今年刚刚参加高考，在六月份的志愿填报阶段，这一重大家庭事件得到了全家的高度重视。姑姑建议学法学，“考公岗位多，未来工作稳定”；妈妈则倾向于计算机，在她看来互联网时代，计算机就业面向相对广阔；而妹妹自己则对商科感兴趣，想报考经管类专业。
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中反复上演。志愿填报不仅仅是个体的选择，更是一场牵动整个家族神经的“战役”。在这一过程中，家庭资本、社会关系与文化惯习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决策场域。具体而言，院校的所在地域、办学层次，还是相关专业所属的学科类别，都是决定志愿选择的重要指标。
1.复杂决策机制：院校、专业、地域与分数的博弈
首先，院校的地域不仅意味着考生未来几年时间中的生活学习场所，更涉及能够在当地获取的社会资本。大多数情况下，高校能够在所在地区获得较多的认可度、就业机会，一座城市的产业发展状况也关乎当地学校的学科设置，例如东北、西北地区的工科相对具有优势，而船舶、海洋类学科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另一方面，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关系也能够为考生提供一定生活与发展支持。综合而言，大多家庭倾向于遵循就近原则、大城市优先原则。而院校的办学层次一定程度上与就业市场的偏好相关联，尽管教育部严禁在招聘信息中发布含有限定985、211的内容，但在实际招聘过程中，办学层次仍然是重要的筛选维度，甚至具有绝对的否决权；而在考公考编的场景下，对专业的限制则要高过对院校的限制。此外，部分特定行业也有自身的筛选偏好，呈现院校与专业相结合的综合考量模式。
然而，志愿决策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在平行志愿的规则下，院校、专业、地域、分数的四重限制使得决策过程如同一场精密的博弈。截止2025年，在内蒙古告别“动态排名”的网上志愿填报模式后，我国各省将普遍采取平行志愿的填报方式，选择的重要地位被推向极致。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分数的四重限制使得决策过程中需要有所取舍；另一方面，平行志愿的调剂机制也为决策增加了风险，“求稳”也不得不被纳入考量范围。在人生的岔路口，每个考生和背后的家庭都希望得到“最优解”，但极度复杂的决策过程、多样的信息来源又让“最优解”变得格外模糊。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焦虑应运而生。
2.多元决策主体：代际冲突的集中场所
在与多位亲友的访谈中，我听到了这样的心声：“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不敢选”；“父母说这个专业没前途，我该怎么办”；“我想去远方，但家人希望我留在本省”。这些话语背后，折射出志愿填报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个体意愿与家庭期望的博弈、代际经验的冲突、地域偏好的拉扯，共同构成了一个模糊而多重的决策场域。在少子化的社会背景下，时至今日的志愿决策已经不再是考生个人的选择，而是往往需要整个家庭的共同参与。这一过程背后也隐含着代际冲突。
站在家长的视角上，考生的职业发展具有相对重要的地位。站在“过来人”的立场上，他们会希望更多的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为下一代提供更多可行的支持，对志愿的选择往往出于较为实际的考量。同时，由于这类考量出于家长个人的生活经验，因此本身也是存在制约性的，例如认为男生就要报传统工科，女生适合师范、护理一类的“传统”思维。在这一过程中学科的就业、升学状况往往得到更多的关注；
然而上一代人的经历是很难在单纯的交流中被下一代感知到的，甚至在过多的干涉中容易引起下一代的抵触情绪。考生刚刚脱离高压的高中学习生活，站在人生的起点上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相比于上一代人对稳定生活的追求，子代则更关注个人的生命体验，对未来生活城市、所在学科的想象通常处于决策的优先地位。
这样的冲突在志愿决策中并不少见，甚至被戏称为“每当报志愿的时候，就是家里吵架的时候”。电视剧《小欢喜》中，乔英子的妈妈难以理解女儿对天文学的向往；乔英子也会在妈妈极力陈述留在本地读大学的生活便捷、家庭能够提供的支持后，轻飘飘的表达“去外地读书不一定是有多少好处，我只是很想脱离你的掌控”。结合志愿选择的复杂决策机制，在地域、专业、院校等等每一个环节中都可能产生分歧、进而爆发冲突。
3.决策的提前化：新高考改革下的早期规划困境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高考改革的方案被提上日程。时至今日已有29个省份正式启动文理不分科的新高考改革。区别于从前大文、大理的分科模式，新制度下的高中生通常在高一阶段遵循“3+3”或“3+1+2”模式自行选择高考科目。取消文理分科的初衷是引导学生学好各个科目，同时规避文理偏科的现象，这一初衷也确实在改革中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但高中阶段的多样化学科选择也推动了更复杂的高校招生的专业限制，不同的选科类型关乎高考志愿的不同选择范围。高校各专业对选考科目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理工类专业通常要求选考物理，医学类专业要求化学或生物。这种绑定关系迫使学生在高一阶段就需要根据目标专业选择科目。加之新高考强调“专业+院校”的志愿填报模式，学生需要提前了解目标专业的录取要求。不同的专业组合选择所对应的可选择专业范围也不同。因此在高中生在高一阶段的选科时，必须要将未来倾向的发展方向作出初步判断，以避免高考填报志愿时的学科限制。这一改革举措直接导致了学生专业决策时间节点的显著前移，形成了"专业决策提前化"现象。志愿选择不再是高考之后的一纸清单，而是在步入高中生涯起就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然而，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对未来进行十分清晰的规划是件困难的事情。在学习与成长的过程中，学生的兴趣、能力和社会认知在不断变化，专业决策或呈现动态调整的状态。决策时间节点的前移进一步加剧了个人意愿的模糊，部分目标导向不够明确的学生更多受到家庭资源、教育期望、同辈群体、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早期决策中表现出盲目性或从众心理。
此外，新高考普遍采用等级赋分制，新制度下学生的选科成绩不仅取决于绝对分数，还取决于其在全省考生中的相对排名。这种竞争性评价机制为学生的个人规划增加了更复杂的前提，即除了绝对的分数优势以外，还需要考虑选择更具竞争优势的科目组合。在认知局限与外部干扰的双重夹击下，专业决策的提前化可能加重学生的心理负担，进一步转化为焦虑来源。
1.结构性失业悖论：有岗无人与有人无岗的并存
纵观近五年的高考专业报考数据，大致呈现理工科专业持续火热，而文史哲等基础学科报考人数逐年下降。这种趋势背后，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系统性的偏好转变与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三者深层互动的结果。在和亲友交流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很多家长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专业好就业吗？”似乎专业的价值直接取决于就业市场的供需关系，教育焦虑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就业焦虑。
通过高等教育习得专业技能，从而为步入就业市场提供基础看似顺理成章，但这样的判断背后隐藏着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在于专业与行业之间是否能够适配；其二则在于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否能够被仅仅化约为市场需求。教育焦虑引发的就业焦虑，本质是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在知识生产、技能培养和需求匹配上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现象既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复杂问题，也是全球教育体系面临的共同挑战。
当前教育场与就业场的功能、需求错位已然在不同领域得到了体现：首先当前整体劳动力市场上呈现“有岗无人”与“有人无岗”并存的态势，造成“结构性失业悖论”。一方面由于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的断裂，新兴产业多面临技能型人才短缺的困境、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加大了服务行业的缺口；另一方面，以文科、基础学科为代表的传统专业毕业生却面临过剩危机，互联网上略带调侃的“粉领一带，月薪三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根据2022年麦可思报告呈现的结果，本科毕业生专业相关度为71%，毕业生从事专业不相关工作的比例正在持续升高。
2.教育信号衰落：学历通胀与职业教育的困境
除结构性失业悖论外，就业市场也正在面临教育信号功能衰减的危机，本科学历逐渐成为基础性门槛，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分层却定位相对模糊。
一方面，职业教育仍然面临污名化困境，社会认可度的缺乏导致技能人才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从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的经验来看，理想的高等教育结构应当为“二八结构”，即20%学术型教育，80%技术技能型教育。但目前我国而从前与科研工作高度挂钩的学术型教育也在逐渐异化，例如近年来，部分高校辅导员岗位正在吸纳大量博士毕业生；部分就业导向相对弱势的基础学科呈现学历内卷格局，原本应当培养科研型人才的学术型教育，反而正在沦为就业的门槛——事实上大量工作的具体需要与学术型教育的内容毫不相干。
3.多重逻辑冲突：知识生产、市场需求与制度刚性的张力
诚然，上述错位现象不能仅仅归咎到高等教育模式、产业市场需求或社会氛围任何一者之上，而是具有深层成因的多重逻辑冲突的结果：
就教育系统的知识逻辑而言，传统教育需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更强调理论体系完整性和学术传承，这是一场长期投入的结果，然而以目前大多专业的课程设置、培养规划而言，通常呈现知识面广、对知识的横向串联与深层挖掘不足的现象，以至于大量与就业相关的专业技能需要依靠学生自学或到就业岗位学习；而产业市场的效率逻辑则更追求即时生产力转化，要求技能与岗位高度匹配，如企业更倾向"即插即用"型人才；至于制度设计的逻辑则要求具备一定的专业设置刚性，对制度的修改、完善需要时间考量，以至于高校专业审批周期长，高校内部的培养结构调整相对市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难以快速响应新兴职业需求；而在社会认知的逻辑中，教育本身具有阶层的识别属性，当教育作为"身份生产工具"的标志存在时，社会必然对学历过度推崇，从而掩盖教育作为能力培养载体的另一属性。
综上，多重逻辑的冲突造成了整体社会心态上的信任破裂。缺乏信任的社会必然会弥漫焦虑情绪。在高校专业与就业市场的用人需求不能完全适配的环境下，对于大多家庭而言，如何通过高校志愿填报时的专业选择尽可能实现与就业市场的衔接成为关键的问题。相对于基础学科而言，以计算机、医学、法律、财会为代表的更具有“专业壁垒”、更能够形成就业缺口的专业呈现热门趋势也就不足为奇。就短期影响来看，在对考生未来的周密规划中，“专业歧视”、择业与就业焦虑也在成为笼罩在整个专业决策乃至生涯发展中相当长时间的阴影；与此同时，教育投入与职业回报的预期落差也正在导致“慢就业”“躺平”等整体社会现象，教育问题的本质是一场弥漫整个社会的深刻危机。
在走访中，姑姑问了我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必要去请专门的填报顾问？听说这种志愿咨询机构现在很火，收费大概在几万元。他们比较了解高校的专业和就业市场的具体情况，能给出更实际的建议。”
姑姑的话看似稀松平常，目前志愿咨询确实已经成为了热门行业，在互联网上以志愿咨询为主要内容的主播也正在受到高度关注。然而，这一现象背后也似乎道出了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在市场化导向下，几万元的咨询费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承担的费用，更何况也并不是所有地区的家庭都能够接触到志愿咨询产业，部分家庭对于志愿填报能获取的信息仅限于学校发的报考指南和亲戚朋友的口耳相传。在交通运输和传媒规模扩大、城市化推进、教育扩张等多重因素影响的今天，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的身份群体之中，能够从扩大化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场所中获取信息，地域、阶层对信息获取的影响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资本在这里具象化为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在加剧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
在此，笔者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志愿填报决策信息中的系统性差异称为信息鸿沟。具体而言，差异体现在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解码能力和决策支持资源三个层面。
在信息获取的维度上，优势阶层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付费咨询等渠道获取更多知识乃至隐性知识，例如专业就业质量报告未公开数据或行业发展趋势的预判；而弱势群体主要依赖学校统一发放的《报考指南》等显性公共信息。然而在专业分类复杂化的当下，对报考指南理解的门槛越来越高，在缺乏信息支持的基础下，对专业认知停留在名称容易停留在字面理解层面，更遑论“智能建造”、“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生物医学工程”等具有模糊性、迷惑性的专业名称。
而就信息解码能力而言，高文化资本家庭更容易能解读如大类招生、专业组填报、调剂规则、专业级差等复杂录取规则，规避规则误读导致的填报失误；而弱势家庭在难以理解复杂规则的情况下，容易采取"分数最大化"策略，忽视专业适配性，踏入冷门基础学科的几率更大。
就决策支持资源层面的差异而言，笔者认为主要呈现地域差异主导的特征。西部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加面临“信息荒漠化”困境。当前部分上海重点中学已经引入AI志愿填报系统，能够实时分析十年录取数据波动规律，为志愿决策提供更广阔的支持资源；北京四中设有“学生发展指导中心”，能够提供个性化测评与行业对接；但与此同时，大量中西部县域中学仍依赖教师经验判断，某县中教师需要同时指导200名学生填报志愿。
上述三重不平等的表象背后，蕴含着当前教育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优势家庭的孩子通过更多的资源和信息，能够选择更好的专业和大学，从而保持或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弱势家庭的孩子由于信息不足，可能选择就业前景较差或不适合自己的专业，导致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其背后是一条“信息-选择-机会-阶层”的闭环。
在笔者看来，即便信息鸿沟造成的教育不平等难以被消除，却依然是需要并且能够尽可能降低的问题。良性的社会流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教育平等是其中的关键。首先，当前我们具有足够的基础构建更良性的信息系统，例如建立类似IPEDS数据库的专业信息强制披露制度，要求高校公布专业课程地图、毕业生职业发展追踪数据，并向弱势地区渗入；与此同时，需要对志愿咨询的市场化机构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有效增强志愿咨询服务准入标准，以避免虚假宣传机构的影响。最后，有必要增强技术治理手段，例如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去中心化信息共享网络，打破名校宣讲会、模拟志愿填报系统的地域垄断。教育必须兼具社会功能，这一功能也必须在当下被改进、重塑。
上文中，笔者已经从个体、家庭、市场、社会再生产等角度对志愿填报乃至整个高考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做出了简单的陈述，但教育肩负的使命不仅于此，也正是因为教育被寄托了巨大的责任，教育问题才显得尤为重要。对高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导向的规划背后同样是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
1.国家战略的导向性影响
当我们深入分析教育部近年来的专业设置调整，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当我们深入剖析教育部近年来的专业设置调整，便能清晰地梳理出一条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脉络。在科技飞速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增设，背后是国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培育创新型人才做出的重要决策；传统工科专业也在经历着转型升级，例如机械工程专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机械制造，而是与自动化、智能化深度融合，形成了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兴方向，从提升我国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强基计划” 聚焦于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为基础学科领域输送人才。这些举措无不体现着国家发展战略对高等教育的方向性引领。
志愿选择中的国家叙事是一种现代性治理术的具象化表达，核心在于将个体生命的规划嵌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时空坐标。通过教育政策、就业引导、资源倾斜与文化符号的综合，构建起"人才红利"与"民族复兴"的互构性话语体系，将国家需求转化为自我实现的价值标尺。至此，高考志愿填报中的私人决策成分与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得以融合。这类实践已然取得不错的成就，例如强基计划成功实现了将人口再生产导向基础科研的战略领域。
2.个体选择与国家需求的张力
然而，当个体与国家叙事相结合时，也同样存在不适配的现象。例如当国家需要更多芯片人才时，个体可能更关心这个行业的加班强度；当国家提倡乡村振兴时，年轻人可能更向往大城市的繁华。这种张力正是社会转型期的生动写照，背后是志愿选择中宏观叙事与微观个体的生存选择之间的博弈：一方面，表面上个体运用“理性选择”策略追求利益最大化，实则受制于隐蔽的符号暴力——例如重点高校的学科评估等级、人才紧缺专业目录等制度设计都在影响个体决策；另一方面，个体选择背后仍然面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例如当学生为求专业壁垒涌向计算机、金融等"高兑换率"专业时，也在客观上消解着国家期望的基础学科人才储备。这样的张力反映出重要的社会再分配问题，即如何将职业的战略价值与切实收益相匹配，是转型社会需要解决的矛盾之一。
3.全球化与地方性知识的撕裂
最后，更深层的矛盾根植于全球化与地方性知识的撕裂。在全球性竞争扩大化的当下，国家需要战略推动“新工科”建设，以此培育本土创新力量；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刚性约束使生物制药等前沿领域仍遵循“中心—边缘”发展逻辑。这种结构条件容易导致个体陷入选择困境：是投身国家主导的“专精特新”赛道承受不确定风险，还是选择跨国公司的标准化职业路径？这样的困境本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困境，为此笔者只能给出一个略带理想主义的回答：在我国面临全球知识权力体系中定位转型的当下，需要一部分人将个体生命融入更广阔的事业。即便本文在焦虑、决策、博弈中采用了大量的功利分析——这样的利益博弈当然也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在高考志愿填报这样关乎普通人切实生活的重大节点之上。但社会需要超越性的判断，需要理想主义者去做出改变。我们寄希望于建立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是重大战略问题，更是为未来建立更稳定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培养良性的本土劳动力循环提供保障。
行文至此，在高考志愿选择的背后，我们能看到一幅复杂的中国社会图景：个体与家庭、市场与国家、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力量在这里交汇。
从微观层面来看，高考志愿填报对于个体意义深远。这一选择不仅直接决定了个体在高等教育阶段的知识获取方向，还对其未来职业发展、社会流动乃至人生轨迹产生重要影响；而从宏观层面分析，众多个体的高考志愿选择共同构成了社会人才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然而，当前高考志愿填报面临着诸多困境。无论是家庭层面，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和复杂的决策机制导致了志愿填报过程中的冲突与焦虑；制度层面专业与行业的适配难题、信息鸿沟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抑或微观与宏观博弈中的张力都意味着当前制度具有改进的空间。
为此，我们应寻求一种平衡与协调。个体在进行志愿选择时，应充分考虑自身发展与国家需求的结合点，将个人的职业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应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教育和就业环境，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支持。这种互动关系的优化，不仅有利于个体实现自身价值，还能推动国家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尽管当前面临的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但对问题的挖掘本身就足够具有意义，加之持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们能够使高考志愿填报更加科学、合理，为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在理解中选择，在选择中理解，在个体与宏大叙事的互动中寻找前进的方向。
来源：新乡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