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天：晚唐—两宋时期杯式炉的源流及功用

摘要：晚唐—两宋时期，盛行过一种杯式香炉，质地有金属、陶瓷等，陶瓷质地居多，不同窑口均有烧造，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器型，但都没有脱离杯子（高足杯）这一基本样式，囿于之前考古资料之不足，存在定名及功用认识上混淆的情况。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考古文献及文物资料，梳理、罗列了晚唐

#我的宝藏兴趣#晚唐—两宋时期，盛行过一种杯式香炉，质地有金属、陶瓷等，陶瓷质地居多，不同窑口均有烧造，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器型，但都没有脱离杯子（高足杯）这一基本样式，囿于之前考古资料之不足，存在定名及功用认识上混淆的情况。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考古文献及文物资料，梳理、罗列了晚唐—两宋时期“杯式炉”的形制、源流，在进一步确定其功用的同时，总结出其形制特征。

先从两次著名的地宫考古发掘说起。1963年，浙江东阳中兴寺塔地宫出土了一只铜香炉，侈口，平底，喇叭形圈足，素面无装饰。器腹刻有铭文“中兴寺，岁次辛酉建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当寺僧敬恩舍”。中兴寺，旧名法华寺，位于东阳南部勒马峰北麓，始建于梁天监六年（507年），废于明代后期。寺内砖塔始建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建隆三年（962年）竣工。此铜炉为建塔期间供养者舍入，专用于佛事供养。

1982年发掘的宁波天封塔地宫也出土过银香炉一只，侈口，平底，高圈足，造型似杯。炉身刻楷书12行59字，“绍兴拾肆年岁次甲子三月十八日，女弟倪氏廿一娘行年癸亥命六十二岁闰六月初二日亥时生，法明净日舍香炉壹只，入天封塔地宫永充供养者”。

这2件器物如果不是出土于寺塔地宫且有明确的铭文记载，研究者很难会把它们与礼佛所用的香炉联系起来，这也正体现了考古的重要性。这里我们暂且将此类形制的香炉称之为“杯式炉”。

作为礼佛所用的杯式瓷炉，各地窑口多有烧造，形制上大同小异，如镇江谏壁砖瓦厂出土北宋青白釉刻花高足炉，侈口，深曲腹，柱式饼形足，腹部外壁饰螺旋纹。

佛家认为“香为佛使”“香为信心之使”，唐宋时期佛法盛行，佛事活动尚“行香”，即手捧香炉围着佛像绕行三圈、七圈或更多，是佛事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代皇室、官员多在特殊日子入寺行香，其中国祭行香是唐代佛寺行香的一大特点，并成为朝廷的法定仪式。《唐会要·节日》载：“中书门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后令以素食宴乐。”不仅如此，士大夫也多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张籍《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行香暂出天桥上，巡礼常过禁殿中。”白居易《行香归》：“出作行香客，归如坐夏僧。”

到了宋代，行香之风依然盛行。姚宽《西溪丛语》卷下云：“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燃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设斋行香，事无经据，乃罢。宣宗复释教，行其仪。朱梁开国，大明节，百官行香祝寿。石晋天福中，窦正固奏，国忌行香，宰臣跪炉，百官立班，仍饭僧百人，即为规式。国朝至今因之。”程大昌《演繁露》载：“行香即释教之谓行道烧香也。行道者，主斋之人亲自周行道场之中；烧香者，爇之于炉也。”后又有民间以行香祝寿或超度亡灵的，民俗中庙会、求福、祈祷丰年、官场仪式、新官赴任、店铺开张等活动都有所谓的行香，一时间，行香成为民间表达人们良好祝愿的常用方式。

行香过程中，手持的小巧杯式炉既可以固定放置，也可手持行走使用，因此又称“行炉”，它是陶瓷研究者赋予古代行香礼佛时手执特定香炉的一个新名词。作为晚唐—两宋时期常见的一种祭祀、礼佛的供器，杯式炉在不同的时期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制，同一时期的样式亦有差异，形成各异的风格。其中磁州窑行炉制品较为多见，它们在形制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高足，平阔折沿，筒腹，下为喇叭形长足，造型修长，足部或炉身多饰有莲瓣纹，形似酒杯或高足杯，成为宋代磁州窑杯式炉的典型定式。

山西临猗仁寿寺塔宫出土白釉刻花折沿炉的确切纪年为北宋嘉祐元年（1056），宽平折沿，桶形炉身，釉色白中闪黄，出土时尚残留少量浅灰色香灰，是一件礼佛所用香炉无疑。此类形制的豆形炉在宋代颇为流行，由于外形和豆形油灯极为类似，考古上常有定名混淆的情况。

图① 山西临猗仁寿寺塔宫出土白釉刻花折沿炉，高 23 厘米，口径 18.3 厘米，底径 13.2 厘米

图② 《番王礼佛图》局部

图③ 浙江开化村头镇出土青白瓷炉，高 13.5 厘米，口径 10.5 厘米，底径 9 厘米

现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宋代名画《番王礼佛图》中，也绘有当时中原周边民族酋长、番王朝拜佛像的场景，其中手持金色鹊尾炉番王身后的第二位番王，手捧一只圆形宽平口沿的器物，我们可以在磁州窑的出土物中找到与之形制一模一样的对应物——北宋磁州窑剔花填釉大行炉，现藏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2008年发掘的河南荥阳宋墓壁画中更清晰表现了豆形杯式炉的使用，画者有意绘出了杯式炉上方的袅袅青烟，一看就知是香炉而非油灯。这是目前为止最直观、且最具说服力的有关杯式炉使用情况的考古发现。

类似形制的杯式炉在考古中出土不少，浙江开化村头镇出土的青白瓷炉，撇口、弧腹、莲瓣状圈足，下承二层塔式底座，属于高足杯式炉，是宋时香炉中最为简洁实用和具有代表性的样式之一。

安徽博物院藏有数量较多的杯式炉，多为宋代墓葬出土，釉色有青白釉、白釉、绿釉等，以青白釉为主，其窑口包括了磁州窑、繁昌窑、吉州窑等，地域特色鲜明。

形制渊源与特征

晚唐—两宋时期杯式炉的形制经较长时间的演变，器形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发现与考古发掘是近20年来陶瓷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不仅确定了这里是宋代生产天青釉汝窑瓷器的窑场，而且在器类、器形、纹饰内容和装饰方法等方面出土了大量的新材料。该遗址第二号澄泥池（过滤池）中，出土了一只莲花形香炉，可看作杯式炉的“豪华版”，该炉分为炉身和炉座上下两部分。炉身为直口、双唇，内唇直圆、外唇为花瓣形，内外唇之间有凹槽；扁圆腹，外壁印三层仰莲瓣纹，并贴塑模印的纹样；下有圈足，足壁外弧，并有三个模印的龙头形斗拱，圈足外壁雕刻有如意形纹并有模印的花纹。炉座上部有圆顶，正好与炉身下部的圈足相套接，座腹外撇微弧，足部翻卷，整个器座如覆置的荷叶，叶脉纹络清楚。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这件莲花形香炉并非孤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汝窑遗址出土标本中就有莲花形香炉的口沿残片2件。同时，该遗址还出土有制作莲花形香炉的外模，不仅可以说明汝窑莲花形香炉的成形工艺，而且在大小、形制上也可以证明该窑场生产的莲花形香炉的规格具有多样性。

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莲花形香炉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件银镀金莲花形香炉，与清凉寺汝窑遗址莲花形香炉在形制上如出一辙，只是多了一个器盖而已。有关该香炉的文字记载见于同遗址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账”碑铭记第12行，原名为“香炉一副并椀子”（“椀”同“碗”）。地宫文字记载称之为香炉，严格来讲，香炉和香熏是有区别的，有盖的应该称之为香熏或熏香炉，无盖的则为香炉。可以看出，同样作为礼佛的供器，因使用的场合及功能几乎完全相同，古人对于香炉和香熏，有时候也并不作刻意的区分。

法门寺地宫出土银镀金莲花形香炉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账”和“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两块碑文均表明，地宫封闭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四日，因此这件银镀金莲花形香炉的制成时间必定不晚于这个时间，年代上属于唐晚期，即此类杯式炉最早不迟于唐晚期就已出现。与北宋清凉寺汝窑遗址莲花形香炉相比，尽管材质有异，但形制、尺寸相仿，功能相同，二者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更有明确的碑文记载，其作为礼佛所用香炉之功用毋庸置疑。

清凉寺汝窑遗址还出土了另一种款式的杯式炉——宋三彩刻花炉，尖唇，折沿下斜，深曲腹、细饼，中部出箍圈，台式圈足。棕灰胎，坚致。器表施酱、黄、绿色彩，再罩一层透明釉，柄以下露胎，外腹部刻有单重莲瓣纹。类似的器型山东淄博博山区也出土过一件三彩莲花炉，上为深腹贴塑莲瓣纹炉体，莲瓣内刻背光坐佛，显示其作为礼佛香炉的功用。广东广州出土酱釉堆贴花炉、河南鲁山段店窑出土宋三彩行炉等也皆为类似器。

宋三彩刻花炉、三彩莲花炉、酱釉堆贴花炉、宋三彩行炉等名称、形制大同小异，结合其特有的纹饰、出土地点等各方面情况，对其作为一种礼佛、祭祀供器的功用的认定上，不应存在任何异议。这些香炉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焚香礼佛盛行的状况。

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宋三彩刻花炉，高 12.9 厘米，口径 11.6 厘米，足径 7.4 厘米

山东淄博博山区出土三彩莲花炉

杯式炉器型虽变化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由于其功用的特定性，无论器型如何变化，其小巧、可手持性以及“炉身呈杯状”，是其形制上的最大共性。这一特点也影响到了香熏在器型上的变化。香炉与香熏功能相近，从礼佛角度来看，二者功用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安徽宿松北宋元祐二年（1087）墓出土了一件吉州窑绿釉狮盖香熏，器身分为二部分，用子母口连接。上部为一盖，盖上塑有一只摇头玩球的狮子，口中空，可出香；下部是一器座，母口与盖相接，器座中空，可以燃香，其上部外塑一周仰莲纹，下部塑一周覆莲纹，炉底塑成一莲花形须弥座（须弥座是安置佛、菩萨像的台座，其作为礼佛香熏之功用）。

山东新泰禹村镇大生寺塔地宫出土一件与之形制类似的青白釉狮形盖熏炉：炉盖作蹲狮状，张口怒目，蕉叶尾上翘，腹空与嘴相通，盖底圆形子母口与炉身相扣合，炉身呈杯状，直口，平折沿，圆唇，深腹，圈足上卷，上有三道花形突棱，胎白色，釉色晶莹呈半透明状，质地细腻坚硬。所谓“三道花形突棱”，实为莲瓣纹的变体。与吉州窑绿釉狮盖香熏相比，二者在造型、大小和纹饰上异曲同工，均可纳入“杯式炉”这一特定范式内。

图① 安徽宿松出土吉州窑绿釉狮盖香熏，高32厘米，口径12.2厘米，腹径10.8厘米，底径12.3厘米

图② 新泰大生寺塔地宫出土青白釉狮形盖熏炉，通高 20厘米

图③ 吉州窑绿釉狮盖香熏炉身及器盖

总体而言，晚唐—两宋时期杯式炉在形制上具有如下特征：杯式炉身，侈口或直口，中有把手，圈足或高圈足。高度多在20厘米以下，上口径10厘米左右，下口径稍小，总体呈杯状或高足杯的样式，多饰莲瓣纹，各地窑口均有所出土。尽管因制式及材质的不同，称呼有异，但均可纳入“杯式炉”这一范式内。

杯式炉中数量较为多见的宋代磁州窑豆形香炉，学界多称之为“行炉”：高喇叭状圈足、筒腹、平阔折沿，颇似高足杯，为宋代磁州窑行炉的标准定式。杯式炉的杯体、把手甚至圈足中装饰的莲花或莲瓣纹，在佛教中被尊为“圣物”，蕴含清净的功德与清凉的智慧，为佛门弟子所崇仰，为世间善众所喜爱，历来被认为是含有佛教意义的纹饰。

1976年，江阴申港出土了一件青白釉莲瓣纹高足杯，侈口，腹较深，杯壁下半部饰雕刻的仰莲瓣纹，杯把手装饰三层覆莲瓣纹，胎体洁白致密，墓主为北宋绍圣二年（1095）张十七郎。至于其基本功用，有油灯说、杯子说等。无独有偶，与之相邻的张家港博物馆也有一件出土于小河坝村宋墓的莲花瓷尊，通体莲瓣纹。两件器物除尺寸稍有差异外，在器型、纹饰、材质、甚至年代上，并无二致。定名的不同，反映出对其功用的认定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参考前文所述各类“杯式炉”之器型特点，将二者与吉州窑绿釉狮盖香熏或青白釉狮形盖熏炉相比，几乎是用同一种材料、同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结合近几十年各地的出土发现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这两件器物的准确定名应为青白釉（或影青）莲瓣纹香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