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对主流媒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新要求。本文从政策话语、媒体功能属性和实践驱动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提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在于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立足于国家治理对象、治理工具和治理主体的定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从导向、内容、平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及实现路径

强月新、杨雨凌

摘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对主流媒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新要求。本文从政策话语、媒体功能属性和实践驱动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提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在于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立足于国家治理对象、治理工具和治理主体的定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从导向、内容、平台和服务四方面着力：坚持党管媒体的政治导向、聚焦核心内容生产、打造“智治”全媒体平台、深耕“新闻+”模式，在主流价值引领、治理资源凝聚和公共服务供给上释放更大的力量，助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

关键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价值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作出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从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再到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顶层设计不断加强，方向路径日益明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未来主流媒体发展指明了方向。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界业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现有研究已对其动因、内涵等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与阐释。本文聚焦价值逻辑层面，探究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及其实现路径。正如有学者所言，改革总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支配下进行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也不例外。从其提出背景来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我们党基于对现代传播规律、媒体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作出的重要改革举措，因而具有价值承载性，即蕴含了党和国家对变革主体（主流媒体）、如何变革（系统性）、变革结果（全媒体传播体系）等价值选择的意义赋予。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作为一项价值行动，构成了本文的分析前提。同时，任何价值选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由一定的价值逻辑所驱动。价值逻辑不仅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内在动力，还影响着变革的方向、方式和效果。 因此，探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从价值逻辑出发，进而明确未来变革的路径，一方面有助于定位当下媒体转型的价值坐标，另一方面也能为破解改革中存在的价值悬浮、价值损耗等困境提供理论参照。

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价值逻辑的内涵

在探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之前，需要明晰“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价值逻辑”的基本内涵，即何为“系统性变革”以及何为“价值逻辑”。从政策视角看，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开展的主流媒体生态化改革实践，也是继“媒体融合”和“媒体深度融合”之后，对主流媒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新要求。这一要求的背后，不仅是系统观念在传媒改革中的具体应用，更关乎着中国式现代化全局、适应媒介化生态性革命以及中国传媒业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涵盖了组织架构、管理流程、运营模式等多个变革层面。由是观之，理解“系统性变革”需把握两个关键：一是其全面性与深入性，即系统性变革是触及主流媒体运作全环节、全流程、全要素的根本性变革，最终实现主流媒体质的飞跃；二是其协同性与整体性，即系统性变革不仅是主流媒体内部子系统与诸要素之间的合作、协调和同步，而且是主流媒体与外部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社会运转系统）的协同配合。从战略规划层面加入“系统性”三个字，体现了党中央对主流媒体变革广度、力度、深度与高度的强调和期盼，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独特意蕴正源于此。

相较于“系统性变革”，“价值逻辑”的相关研究虽然有很多，但也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清晰定义。在许多研究中，价值逻辑都被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多数情况下可以和“价值”“价值取向”“价值意蕴”等概念互换。从已有研究的使用情况来看，大致存在两种关于价值逻辑的理解：一种是偏静态的，即认为价值逻辑就是一项行动背后的价值选择和考量，也就是行为或过程本身具有的意义和功效是什么。另一种则是偏动态的，即价值逻辑就是价值从生成、发展再到实现的逻辑结构。价值何以存在、内涵为何以及如何行动，其间的判断推理就是价值逻辑。本文亦采用动态理解的方式，将价值逻辑定义为贯穿行动始终的价值导向，这种导向不仅关乎价值本身（即具有何种意义或功效），也强调价值在行动过程中的生成、演化路径。把握价值逻辑，一方面要关注特定情境下价值选择与考量的依据，结合价值的形成条件——客体的属性功能与主体的需要提炼价值的内涵；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价值从生成、发展到实现的过程，在实践中揭示价值的作用机制。

概言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就是贯穿主流媒体系统变革这一行动的核心价值导向，这一导向不仅关乎主流媒体系统变革的目标定位，也直接影响着变革的路径甚至是实施效果。

二、国家治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

价值的形成源自主体需要，是客体的功能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结果。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既源于其自身的功能属性，也源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具体而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政策话语蕴含着服务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主流媒体功能属性的拓展使参与治理成为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而媒体深度融合与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则驱动着国家通过系统性变革提升主流媒体服务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政策话语：媒体融合的国家治理命题

从《决定》的文本结构来看，“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被置于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一部分。这一部署本身就意味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落实到传媒领域，就是要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全媒体传播体系就一直是媒体融合发展的行动指南。从最初的现代传播体系到全媒体传播格局，再到当前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持续系统化的政策布局下，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决定》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进一步将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引向深层改革实践。可以说，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此前媒体融合系列政策部署的深化与推进。相应地，对其价值逻辑的理解，也应回到媒体融合这一国家行动上来。

与西方媒体融合侧重于市场和技术要素不同，我国的媒体融合兼顾政治、技术和市场等多重要素。其中，政治要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由于我国传媒政治逻辑的独特性，在中国语境下，媒体融合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和业务问题，更是传媒政治问题，是现代化背景下政治沟通所主导的国家行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明确了媒体融合的价值坐标，即构建政府面向社会的沟通能力，推动社会共识更广泛和最大化的达成。从“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到“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再到“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种种举措无不体现国家借媒体改革之策，使主流媒体在履行自身职能的同时，实现与国家、社会发展同构的深刻意涵。因此，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不仅是系统性提升主流媒体各方面能力，更重要的是发挥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以媒体融合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功能属性：主流媒体从传播到治理的角色拓展

角色与功能是一体两分的关系，主流媒体功能属性的变化折射出其角色定位的拓展。大众传播时代，主流媒体承载着议程设置、舆论引导、民意沟通等重要功能，但这些功能的实现更多依靠信息生产与传播来完成，主流媒体扮演的角色仍属于治理工具层面的“信息传递者”。然而，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步入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时代，媒体不再是游离在社会运行系统之外的平行力量，而是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日益渗透至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社会媒介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以新闻传播为核心的社会信息传播体系与以政务信息传播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趋于一体同构，传播即治理、治理即传播成为必然。主流媒体作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主导力量，更是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节点与关系网络，通过搭建多元对话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激活公众参与等方式，实现了由“信息传递者”向“治理参与者”的转换，从而具备了治理属性。

与此同时，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也为主流媒体的角色拓展提供了保障。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新理念，并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与强调单一主体主导的“管治”或“管理”相比，治理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的沟通协商、协同共治。在社会治理语境下，主流媒体不仅是工具和中介，而且是多元治理主体之一，扮演着社会对话的组织者、社会冲突的减压者、社会协同的链接者等多重角色。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主流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从顶层设计层面给予政策指导和业务支持，鼓励主流媒体在创新实践中探索新路径，进一步为其治理角色和功能的发挥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实践驱动：媒体深度融合与治理现代化过程存在的隐忧

价值逻辑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实践，并以实践为判据。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本质上是针对我国媒体融合实践与具体的现代化议题作出的及时响应，隐含着治理主流媒体与运用主流媒体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双重考量。

一方面，随着媒体融合迈向深度融合阶段，主流媒体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发展隐忧。一是部分主流媒体存在“不主流”的现象。由于线性思维和垄断者心理依然作祟，部分主流媒体在体制机制上僵化、观念创新乏力、政策落实不彻底，导致其在适应新技术、新应用以及满足现代受众需求方面表现不足或滞后。二是部分主流媒体在融合转型过程中片面地追求“流量至上”，将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与“流量”“热度”画等号，产生“标题党”等新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给国家治理现代化造成阻力。因此，必须加强对主流媒体的监管引导，通过系统性变革重塑主流价值，实现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信息失序、效率增益性不足、治理单元区隔化等诸多障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尽管近年来在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各级主流媒体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存在若干问题。例如，中央级主流媒体在助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力度需要加强，既缺乏自主可控的融媒治理平台，也未与政府部门、社会机构、民众等其他社会主体形成协调与联合的常态化治理机制；省市级主流媒体在平台建设、资源共享、功能聚合等方面存在不足，面临媒体参与国家治理层次的“腰部塌陷”风险；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时，遭遇体制机制瓶颈、内生动力不足等挑战。此外，不同层级主流媒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尚未完全打通，导致资源分散和效率低下，难以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不利于国家治理系统整体效能的提升。因此，主流媒体需从局部性创新走向系统性融合，通过构建协同高效的传播格局，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价值逻辑的实现路径

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施对象，又是党和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倚赖的战略力量。作为治理对象，主流媒体的活动、报道和观点直接关系着行业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党管媒体的正确政治导向；作为战略力量，主流媒体不仅通过提供内容和平台，发挥着提升治理主体能力、优化治理流程、促进治理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等工具性作用，还以治理主体的身份，通过公共服务参与治理。因此，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从导向、内容、平台、服务四方面深入推进，主动将自身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主流价值引领、治理资源凝聚、公共服务供给上释放更大的力量。

（一）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巩固意识形态主阵地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是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语境下实现主流媒体自身价值、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新闻舆论工作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前沿，主流媒体属于党的宣传系统，由党委直接领导是长期不变的要求。在当前国际形势日益复杂、意识形态斗争愈发激烈、舆论环境持续变革的背景下，坚持党管媒体更是巩固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关键举措，有助于防范各种错误思想言论的侵蚀，确保主流媒体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在《决定》中被纳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范畴之中，进一步凸显了主流媒体作为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定位。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必须始终将党媒姓党、党管媒体作为核心原则，贯穿改革的各个环节。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作用，以主力军身份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确保意识形态安全与执政安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主流媒体应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综合实力有多强、影响力有多大，都必须坚决抵制一切错误观念，坚守党管媒体这一正确政治导向。

（二）聚焦核心内容生产，提升主流价值引领力

内容是主流媒体的主责主业和立身之本。只有保持内容优势，主流媒体才能在多元主体的竞争格局中赢得话语权，从而更有效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和参与社会治理。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初，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变革主要是基于互联网平台进行适应性改造，表现为碎片化、短平快、易传播、可交互的泛互联网化信息生产。这种泛内容生产模式虽然能让主流媒体顺利融入平台，却无法使其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脱颖而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权威性消解、价值引导失焦等困境。因此，主流媒体新一轮内容建设需从“泛化”转向“聚焦”，即以强化核心内容生产为导向，推动内容供给、表现形态、评价体系的系统革新。相较于泛内容生产，核心内容生产更加强调主流媒体的核心使命、核心用户和强专业机构属性，不仅有助于主流媒体形成自身的品牌与竞争力，也能够发挥其核心内容的强连接性、建设性和公共性，促进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对此，一是推进内容供给侧改革，通过“关停并转”淘汰落后、同质化产能，集中资源做好优质核心内容的供给。要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和民生关切，深挖社会重大议题，以深度调查、专家智库、数据挖掘等方式提升内容的思想深度和专业水准。二是创新内容表现形态，既包括内容形式的更迭，也包括内在传播逻辑的重构。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发交互式数据新闻、虚拟主播等新型叙事形态，通过个性化、人格化等柔性传播策略，增强主流话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三是完善内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涵盖传播广度、思想深度、价值效度的多维指标。不仅要关注内容的触达，而且要注重内容的社会影响力和价值引领作用，避免单纯以流量和点击率评价内容质量。

（三）打造“智治”全媒体平台，增强多元共治凝聚力

平台化是主流媒体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内容传播与服务的阵地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由此看，国家对媒体融合的要求不仅限于新闻的平台，还需要构建“智治”全媒体平台，即融合了各种社会资源、治理大数据和国家治理多元主体的综合平台。“全媒体”指的是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为特征的新型传媒形态，通过整合多种传播渠道、技术平台和用户终端，实现内容生产、传播与互动的全方位覆盖。“智治”则是一种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智能化、智慧化治理模式。首先，无论是全媒体平台的搭建，还是平台向“智治”的升级，都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撑。一方面，各级主流媒体要深入挖掘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优势潜能，加强新技术在内容生产、精准分发、服务功能上的应用，重构媒体融合发展技术底座。另一方面，必须坚守技术伦理，走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技术路线，防范信息茧房与流量异化的风险。其次，要强化数据流建设，提升“智治”全媒体平台的数据支撑能力。在当前的网络社会中，数据已然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由社会网络化发展催生的海量数据资源不仅是平台运转的重要驱动，还能作为社会活动状态的直观反映，为相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主流媒体要高度重视数据的收集、整合与共享，构建动态更新的数据库，为平台运行与治理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最后，打造“智治”全媒体平台的目的是建立起整体性的治理行动者网络，以平台之力凝聚多元治理合力。对主流媒体来说，除了要充分发挥议题设置、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等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承担起协调和连接的关键节点作用，深度汇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不同主体，破除因跨区域、跨领域导致的阻隔，促进多元主体之间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与协同行动。

（四）深耕“新闻+”模式，拓展公共服务供给力

主流媒体作为新闻媒体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必然是“传媒化”的，即以融合平台为基础，通过信息传播和公共服务来达成治理效能。“新闻+”模式便是集上述两种方式于一体的创新路径。新闻即内容，体现了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的主责主业，“+”则是以内容为基底的媒体功能拓展。在社会媒介化与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语境下，“新闻+”不仅是主流媒体建构主体性、实现主流化的必然在地实践，而且是汇聚外部资源、实现跨界连接与社会共治的重要机制。首先，主流媒体要立足自身“跨界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定位，在做好信息传播服务的基础上，拓宽服务范围。通过将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商务服务有机融合，搭建社会治理的多元场景。例如，人民网推出的“领导留言板”，为各级党委政府搭建了网上群众工作平台，促进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互动；苏州日报社倾力打造“带无恙”公益服务平台，通过政企互通、民情互动与乡村数字化服务等功能，助推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其次，主流媒体要提升服务的精准度，需重点聚焦两个层面：一是供给层面，要坚持用户思维，构建基于用户需求图谱的智能服务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和不同群体进行精准定位，实施精细化供给；二是协同层面，根据不同媒体的资源禀赋、行动传统和区位优势，建立四级媒体联动机制——中央级媒体着力构建标准化服务体系，省级媒体推进跨区域服务资源共享，市级媒体强化在地服务需求对接，县级媒体深耕基层服务“毛细血管”。通过层级间的服务协同和互补，主流媒体不仅能够实现系统内部的差异化发展，还能借助外部资源，形成覆盖广泛、多维立体的公共服务供给网络，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服务水平。

四、结语

历经十余年的融合探索，我国各级主流媒体基本完成了单个机构内部的重组和内容生产流程的再造。然而，仅靠个体层面的融合，主流媒体还难以扮演好数字时代基础设施这一重要角色，更无法发挥其国家治理主体的重要作用。既有融合实践表明，只有通过加强媒体系统内外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才能构建起适应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正因如此，主流媒体从局部创新走向系统性变革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或业务调整，更是一场关于媒体角色定位、功能体现与社会价值创造的深刻转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始终围绕服务国家治理的价值逻辑，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全局出发，立足主流媒体发展的实际状况，对导向、内容、平台、服务等多方面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系统性变革后的主流媒体将超越工具性手段，以主体身份最大程度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承担起数字基础设施和多功能服务平台的作用，通过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公共服务等多重功能的实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力量。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发表于《中国编辑》2025年第5期。

引用参考：

强月新,杨雨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及实现路径.中国编辑,2025,(05):81-86.

作者简介：

强月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雨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自 |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