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4年江西永丰龙冈筹办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陈列馆，需要征集红军缴获敌十八师电台和红军创建无线电通讯的史料。笔者因此前往北京，在中组部招待所敬访了正在休养的中央军委通信兵部第一副部长刘寅，请他追忆当年在龙冈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朱德总司令在领导红军创办无线电事业

1974年江西永丰龙冈筹办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陈列馆，需要征集红军缴获敌十八师电台和红军创建无线电通讯的史料。笔者因此前往北京，在中组部招待所敬访了正在休养的中央军委通信兵部第一副部长刘寅，请他追忆当年在龙冈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朱德总司令在领导红军创办无线电事业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红军缴获敌电台不会使用，朱德运用统战吸纳行家里手

冯：据说红军打长沙和文家市时，曾缴到敌人很多电台，为何没有使用?

刘：记得在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成立大会上，朱德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那是1930年8月前后，红军打文家市缴到敌人一部电台，打长沙缴到8部电台，但没有俘获到电台人员，他们大都望风而逃了，有的则被国民党打死，所以密码也无法搞到。无线电台这种新“家伙”，红军未曾见过，当然不会使用，更不懂拆装技术。加上电台部件原始、笨重，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

每台有6个蓄电池，约60多斤，一个充电机，90多斤，还有各种用油的油瓶和机器零件箱、天线杆等。行军时全靠肩挑人抬，故而在频繁的游击战里，只好忍痛就地遗弃。

冯：如此说来，有了电台还需要有人会用。当时总司令部是怎样解决这个迫切问题的。

刘：我记得冯文彬政委同我谈起过，在一次军事干部会上。朱德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不要看红军还缺乏现代装备，包括无线电台，不论大小武器，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毛泽东更是幽默地笑道：“一定会有的，蒋总司令正在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培训电台人员，眼下正等着你们当中几位大将去要人呢!”

总体来说，红军时期的无线电人才是从三个方面解决的：一是从国民党队伍里过来参加革命的，如王诤和我等10人，这是1930年12月30日的事；二是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如曾三、伍云甫、涂作潮等，这是1931年4月以后的事：三是红军挑选有点文化的优秀党团员自己培训的，如第一批、第二批的30多人，这是1931年7月以后的事。由此看来，朱德草创红军电台，最初主要靠白区过来的人员。然而，这些人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方针政策缺乏了解。朱德就组织大家学习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红军的纪律与统战策略，并展开讨论，谈心得体会。同时引导大家控诉国民党压迫剥削的罪行，从而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革命斗志。朱德、毛泽东还深入宿营地看望大家，逐个询问籍贯、年龄、出身、家庭状况，教育这批特殊的新战士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创建自己的电台争作贡献。当时有个通信兵窃窃私语：“过去我听说朱毛是一个人，现在才知道是两个人。”毛泽东听后笑着说：“国民党有人称朱毛红军，外国人就说朱毛是一个人。确实，朱毛的革命情结犹如一个人。他(指身边的朱德)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朱毛不分家，天天在一个锅里吃饭哩!”大家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我还听别人说过宁都县东韶有个动人故事：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消灭敌谭道源第五十师一半。缴获了一部电台，可电台人员大部分逃走了，朱德十分焦虑。直到黄昏，朱德还在问黄公略军长有无电台人员的下落。正在这时，警卫员忽然想起有个电台内行。混在俘虏兵里领路费。朱德兴奋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去请他来谈一谈。”半小时后，警卫员回报此人是谭道源的同族兄弟，怕受牵连，已领路费回家去了。朱德思索了一下，抬头望见天空皎洁的月亮，连忙说：“西汉初期，有个‘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今天正好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月光明’，我们要建立无线电台。也要月下去追人才呀!”于是朱德与警卫员骑着马，星夜追赶，以体现红军的诚意。追了一段，哨兵说：“此人已离开一个多时辰了，要追上有困难。”朱德说：“红军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我一定要追到。”经过爬山涉水，终于在巫江边追上了。红军总司令披星戴月劝他回去，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朱德下令妥善爱护所缴电台，优资重用机务报务技术人才

冯：刘部长，请问您当年是怎样来到龙冈前线的?十八师电台又是怎样被红军缴获的?

刘：1930年10月中旬，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进剿中央根据地，主力张辉瓒第十八师在南昌叫嚣前去剿灭红军。国民党交通兵团便从武汉将无线电第五分队KMN电台派到南昌为张师作战服务。因我是南昌人，初中毕业后无钱升学。经朋友介绍就到电台“借读”无线电知识，当练习生。张辉瓒率师深入根据地时，我还未穿上白军服装，就跟着电台来到龙冈前线，旋即被红军包围，从而因祸得福，参加了革命队伍，当时我才20岁。

这是一部英国制造的15瓦军用电台。靠脚踏发动机转轮来充电，不甚先进。电台到龙冈后是随师部驻扎在城功下村的一个大祠堂里。12月30日凌晨战斗打响后，激战一天，红军4万人把张师9000人团团包围全歼，张辉瓒化装乘轿企图越过祠堂前面的万功山逃跑，在半山腰被红军活捉，不一会，无线电台也被缴获，红军取得了自井冈山以来的最大胜利。

冯：据说电台遭到破坏，实际只缴到半部，有否此事?

刘：的确如此，很可惜。当时红军缴获的战利品很多，电台和两箱电讯器材与资料都摆在草坪上。由于红三军是由地方武装升编的，许多战士没有见过电台，他们纷纷前来围观，有的人看见电台上的充电池和蓄电池就像盛酒的坛子，以为国民党兵打仗还喝酒，一气之下用脚去踢，有的人还用石块去砸，结果把发报机破坏了。旁边有个战士拿起耳机一听，里面的声音好像唱戏似的，觉得很新奇，就说“这东西有用，不要搞坏”，于是完好保存了收报机，所以我们说只缴到半部电台。

朱德闻讯非常生气，一面严厉批评那几个战士擅自违犯纪律，令其深刻检讨；一面下达指令：“凡不懂的东西，不得自行拆毁，务须妥善爱护，送交总部。”

冯：当时有哪些电台人员愿投身革命?其中主要技术骨干是谁?

刘：在龙冈祠堂里，电台16人全部向红军投降。这些人中有上尉分队长、中尉报务员和机务员、少尉见习生和练习生，还有上士文书、中士班长、通讯兵等。战斗结束后，红军参谋处召集开会，由郭化若处长主持，朱德宣传红军政策：愿意留下当红军的举手，有技术专长的优资重用，即上尉每月80元，中尉60元，少尉40元，准尉20元，要回家的发给路条和3元路费。当时第一个举手当红军的是王诤，第二个是我，接着还有8人也举手参加红军。

王诤是电台报务员，比我大一岁，是公认的全台楷模，技术最高。他是江苏武进县人，17岁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接着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后来参加北伐军第二军第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员。1930年调往第五分队电台任中尉报务员。他的特点是：机务、报务、英语、电知识、国民党电台密码等都非常熟悉，是个十分难得的年轻才子，朱德、毛泽东很喜欢他。他悉心钻研电讯业务，聪明能干和吃苦精神，曾受到随军的苏联红军顾问冈恰洛夫中校的称赞。

冯：龙冈半部电台当时起了什么作用?您认为总部突出重用人才有何紧迫的现实意义?

刘：龙冈半部电台在4天后打敌谭道源师时，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朱德对我们说：“这部电台发报机被砸坏了，但收报机是好的，可用来收听敌台的情报嘛!”于是王诤着手检修机器，架设天线，把电台放在八仙桌上，将开关一扳，3个灯泡同时发亮，然后套上耳机，即能听到唧唧的响声，既能收听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又能抄译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电稿及时送到朱毛手中，毛泽东说：“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大开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呀!”

次日，东韶敌谭师的电台传来消息，他们得悉十八师被歼，还活捉了张辉瓒，十分恐慌，部署撤退逃跑。王诤抄收这一重要电讯，及时送到朱毛手中，朱德立即下令红军各部星夜赶往东韶追歼，结果俘敌4000余人。如果没有这半部电台，那就无法消灭谭师一半啊，说不定敌人都跑光了。为此，朱德发两块大洋奖给收报员，王诤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只鸡、一些肉犒劳大家，以示庆祝。

朱德、毛泽东自建军以来，第一次尝到无线电现代科学的甜头。朱德极其兴奋地说：无线电台确实是个好东西，可在短时间内获取敌人重要情报，可使红军实现“天兵而降”的理想，可使部队做到既撒得开，又收得拢，及时准确地歼灭敌人，这些都要靠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因此你们通讯兵搞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无上光荣。

后来我们这些人通过政治学习，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为什么一开始便对我们如此重用和关怀。我觉得一是为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消除被俘人员的恐惧心理；二是通过重用，作出榜样，可源源不断地缴到敌人更多电台；三是重用后可提高红军现代化作战水平，增强红军的军事实力；四是优资重用电台人员，可吸引更多的国民党电台人员投诚到红军中来：五是起到“借鸡生蛋”的作用，直接为红军培养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才。

朱德精心谋划组建红军电台，教诲培育王诤等人奉献才智

冯：红军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了，总司令是怎样筹办电台的?

刘：从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到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中间相隔4个多月，为红军筹办电台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朱德利用这一机会，不断找人谈话，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熟悉无线电知识，为筹措电台酝酿构想。

朱德分析：红军现在的电台，跟敌军的大部分电台一样，都是15瓦型号，波长都在80－130米之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点，经常收听敌军电台发射的信号，从中获取敌人情报，掌握敌军动向。而要做到这点，先决条件必须能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码。正好王诤带来了国民党军队全部电报密码，熟悉敌军电台报务人员的发报手法。能从收报机的信号中判断发报人的姓名，进而判定敌军的行踪迹象。

红军有着如此优越条件，激起朱德断然决定：“方面军立即以现有一部半电台为基础，先于(1931年)1月6日在小布村总部院子里进行试装，成功后，于1月10日正式成立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部队——红军无线电大队，任命王诤为队长，任命总部警卫团副政委冯文彬兼指导员。”新建立的通信部队规模不大，属特殊的连级单位，但却享受营级待遇。其体制下设监护通讯排20余人，肩挑运输排30余人，电台训练班10余人，另加文书、司号员、勤务兵、马夫、炊事员等，合计不足100人。

冯：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刘：1月15日苏区中央局成立。代理书记项英从上海带来一部15瓦电台。朱德于月底举办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亦称学员班)，附属于无线电大队管理，从一、三军团抽调了12位战士前来报到，其条件是：政治可靠，思想先进，有一定文化，接受能力强的党团员，有的是指导员，有的是科长，女同志有3名，最小的只有15岁，如曹丹辉、胡立教、李赤华、李长春、李立田、李建华、吴茂林、钟佩兰、周藐等，据说康克清也来了，但未读完。训练班由王诤队长兼班长和主讲，讲授收发报知识和英语。毛泽东、朱德也经常抽空为学员上政治课。

当第一期快结业时，3月底，朱德又从一方面军各部队和湘赣、湘鄂赣苏区抽调25名优秀男青年，举办第二期电台训练班，新增了许多学习内容，包括大功率机器知识和收发报机的维修等。

4月中旬，党中央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工作。涂作潮因在苏联学过无线电知识，他就在训练班任兼职教员，讲授电台内部构造和故障排除等业务知识。他讲课很受学员欢迎，运用直观教学，画几幅草图，形象生动，便于理解，使学员记得深刻，业务技能普遍提高。很快成为红军无线电通讯第一批红色种子。

冯：在白手起家的艰苦条件下，朱毛首长是怎样高瞻远瞩，动情地教导、激励和唤起他们的革命情怀?

刘：朱德、毛泽东在成立无线电队大会上，作了一番重要讲话，接着在电台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会上，又作了一次十分精彩的讲话。朱德多次指出：“无线电确实是门新技术，国民党利用它，我们也利用它。对红军来说，无线电台简直是‘心肝宝贝’，其作用大得很啊!所以你们搞这门科学很有用，也很难得。不过以前你们的技术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现在你们参加红军了，红军是为工人农民求解放的，希望你们要更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讯努力工作。今天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诞生了，你们可把电台工作先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只有一部半电台，不久的将来，我们再打破敌人几次‘围剿’，会获得更多电台。人不够用怎么办?我们加速培养训练嘛!现在各军派来学习的战士，一定要虚心学习，以王诤同志为师，发奋钻研，努力克服困难，成为披荆斩棘的开路尖兵。总之，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前进的。”

毛泽东在热烈掌声中也作了幽默风趣和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革命不分先后，欢迎10位新同志当人民的红色通信兵。不要看我们的本钱只有一部半电台，蒋介石是有名的运输大队长，我们跟他每打一仗，他都要送电台给红军，还不需要打收条呢!刚才总司令说，电台是他指挥作战的‘心肝宝贝’，我说电台简直是‘千里眼、顺风耳’。因此大家要懂得革命迫切需要无线电通讯事业，电台具有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大家只有练就一套真本领，才能更好地为革命战争服务。”接着毛泽东点燃一支麻雀牌香烟，走到王诤身边，打趣地说：“我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打了许多仗，深感红军的通讯联络太原始了。由于没有电台，就好像缺少鲁班石一样。”王诤不解地问：“毛委员，何谓鲁班石?”毛泽东笑着说道：“很久以前，有条河上修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桥身修好了，但桥洞的脊梁处缺少一块坚固合适的石块，于是石匠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找到了。原来鲁班师傅路过此地，看见修桥，知道需要一块坚硬嵌石，就偷偷地按尺码凿好一块石头留下便走，从此人们就把这桥上的嵌石叫‘鲁班石’。”毛泽东舒了一口气，深吸一口烟，转向大家，语重心长地说：“革命气势汹涌澎湃，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全国十多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都要靠无线电从空中架起一座桥梁，把它们连结起来，你们想想看，今天成立的无线电大队。不就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最后毛泽东把手一挥。提高嗓门说：“别看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等到中国革命彻底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理。”大家热烈鼓掌，高兴地笑着频频点头。

王诤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动听的讲话。一股暖流贯穿全身，激动异常，更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立即当众表示：“我决不辜负毛委员、朱总司令的殷切期望，坚决保证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我们这些人听了以后，也备受鼓舞，朱毛首长一句句鼓舞人心的讲话，使我们思想豁然开朗，眼界顿时开阔，成为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

红军无线电事业迅猛发展，实现了朱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预言

冯：第二次反“围剿”首战东固的胜利。能否说主要是靠电台的“耳目”作用?

刘：是的。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围攻。王诤等人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台的信号。突然王诤截获并破译了敌王金钰第五路军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本路军南下水土不服，官兵生病达千余人，且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3人。为免遭红军突袭，特请示向富田公秉藩第二十八师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接着王诤又侦听到驻富田的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电台正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明码联络。师部电台发出：“我们现驻富田，明(5月16日)早晨出发。”吉安留守处电台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去东固。”

王诤立即把这些重要情况向朱毛报告，毛泽东非常兴奋，立即决定要打一场漂亮的运动战、歼灭战。当公秉藩师正向富田与东固40华里内的白云山移师时，乘王金钰部还未向公秉藩师靠拢，对公师奇袭，消灭公师于运动之中。为此，朱德于当日(5月15日)部署3万红军分左、中、右三路，规定午夜零时起床，一时吃饭，一时半集合出发。务于拂晓前秘密占领东固山岭有利地形，待机破敌。

经过“飞将军自重霄入”和“枪林逼”，红军很快全歼了敌二十八师，缴获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俘获全体电讯人员，公秉藩则化装混在俘虏兵中领了3块钱逃回吉安。接着朱德指挥红军“七百里驱十五日”，又在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5个胜仗，共缴获敌电台6部。至此，我们从这一辉煌战果中体会到。无线电台确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确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王诤还受到总司令的高度赞扬。

有件事顺便说一下，反“围剿”前夕，苏区中央局在青塘开会讨论军事行动，中央局书记项英鉴于“二十万军重入赣”的严峻形势。提出将红军撤退到四川去，说：“斯大林讲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会上绝大多数人同意这一主张，毛泽东则坚决反对逃跑，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要坚持就地打仗，才把全军稳定下来，结果取得伟大胜利，提高了毛泽东的威信。所以，毛泽东对王诤说：“你为红军立了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冯：有的资料说，当时任弼时从中央带来了“豪密”公语，苏区为了相呼应，编制了密码母语，是否属实?

刘：完全属实。上海党中央第一座秘密无线电台诞生后，周恩来以自己党内的化名“伍豪”，亲自研制了我党第一部密码——“豪密”，与全国各根据地通话，在我军的保密通讯中长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时，都没有被破译出来。

当时苏区缴获的100瓦电台，本可以同上海通话，但明码肯定会泄密，极不安全，周恩来就派任弼时赴江西传送“豪密”。任弼时沿途化装成牧师，带着《圣经》旅行，“豪密”就夹在《圣经》里。牧师是沾洋人的光，敌人不敢搜查。

然而光有上海“豪密”还不行，它只是密码中的“公语”，还需要苏区密码的“母语”，于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碰头讨论，编制了呼应的密码“母语”，将中央苏区各军队番号、各领导机关名称、各指挥者姓名及惯用的术语，编成代号和暗语，抄写两份，一份送朱德总司令，一份送周恩来军委书记。

冯：据说苏区密码“母语”编出后，并未很快实现与上海党中央的沟通联络，耽误了几个月，这是怎么回事?

刘：提起此事，十分惋惜。由于党中央在上海是属“地下活动”，斗争异常复杂，警惕性很高，不能有半点疏漏。在上海中央台工作的女同志是曾三的爱人，她对我们这些苏区报务员的操作手法很陌生，不敢轻易相信。后来，曾三调红军电台当政委了，曾三亲自操作，把电键调整一下才呼叫，清晰地拍了三遍，然后转动收讯机度盘，一分钟后，在上海的他的妻子听到这种熟悉的手法，深信这正是她日夜期盼的联络电台，分外高兴。不一会，收讯机里突然响起了中央台的声音，曾三也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从此，苏区才经常与中央沟通信息。这部100瓦的机器，就成为苏区中央局的专用电台了，一方面与上海党中央联络，一方面与其他苏区建立通讯，还可以用来广播苏区新闻。

冯：红军无线电总队是在何种形势下扩建的?它的出现有哪些深远意义?

刘：红军总部在建宁分兵发动群众约有一个月。朱德在此回顾了电台的成长，分析了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各军需要配置电台，各根据地也要完善无线电通讯，加上红军今后缴获的电台，将会越来越多，通讯队伍越来越大。为适应这种情况，朱德、毛泽东在建宁决定：将无线电大队扩充为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下辖5个分队，分别配属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团和后方机关。

红军电台的领导管理升编为总队，其意义非常之大，一是实现有史以来，相互间第一次无线电交流；二是延伸了电台工作的垂直机制，使之遍地开花；三是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用武之地；四是建立纵横交错网络。进而加快全军信息贯通。

冯：可不可以说，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军无线电事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中央是通过什么方式对这支队伍进行褒奖?

刘：每次反“围剿”都记载着电台的神奇功绩。报务员曹丹辉1931年7月5日的日记写道：“收到后方中央的来电，告知：敌人开始第三次‘围剿’的消息。”原来蒋介石7月1日纠集30万兵力，准备深入中央根据地大规模围攻。朱毛立即决定，离开建宁，绕道千里，昼夜兼行，于7月下旬到兴国秘密集中，以便待机破敌。

战役开始后，红军只用了6天，就三战三捷，打得非常精彩、巧妙和艺术。接着秘密休息半个月，又乘胜追击，至9月15日胜利结束。清点战果，又缴到几部电台，加上两个月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共新增了10部电台。至年底止，无线电通讯单位已发展到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江西军区、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福建军区兼十二军等，共计18部电台，机务、报务人员多达80余人。原来的电台训练班，如今升格为通讯学校了。另外新增一个通讯材料厂，由涂作潮任厂长，负责修理收发报机、蓄电池、电源插头、活塞涨圈等。至此，苏区的确开始进入无线电的鼎盛时期，只用了一年时间，变化就如此巨大，发展如此之快，奇迹般实现了朱德总司令年初对我们说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科学预言。

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一大”在瑞金召开，王诤代表通信兵当上正式代表(我列席了大会)，会上，毛泽东主席授予他一枚红星奖章，这是对红色通讯战士一年来凸显成绩的肯定与鼓励，也是红军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