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吃完晚饭再告诉你。”小叔的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容，“今晚你就住在这里吧。”
“钱我可以借给你。”小叔放下茶杯，眼神里闪着我看不懂的光芒。
“真的吗？小叔，我一定会还的！”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别急着高兴。”他摆摆手，“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吃完晚饭再告诉你。”小叔的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容，“今晚你就住在这里吧。”
那一刻，我感觉空气都凝固了。
01
我叫李小伟，今年十八岁，家住县城纺织厂家属院。
父亲李建军在厂里当搬运工，母亲王秀英在车间做挡车工，妹妹李小红上初二。
我们家住在一楼，两室一厅，墙皮发黄，地面是水泥的。
从小我就爱看电影，每周六晚上县电影院放电影，我从不错过。
《少林寺》、《庐山恋》、《牧马人》，每一部都看得如痴如醉。
别的孩子喜欢玩弹珠、跳皮筋，我喜欢模仿电影里的镜头。
用父亲的老相机对着镜子练习取景，用录音机录下电影里的对话反复听。
高三那年，我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班主任说我疯了：“你一个工人家的孩子，考什么电影学院？”
父母也不理解：“好好的师范不报，非要学那个没用的东西。”
但我心意已决。
整个高三，我都在拼命准备。
白天上课，晚上偷偷看电影理论的书。
那些日子很苦，但心里有光。
我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努力。
录取通知书到达的那天，我正在工厂帮父亲搬货。
那是1990年7月15日，一个闷热的夏天。
邮递员骑着绿色的邮政自行车，远远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丢下手里的麻袋，飞奔过去。
那个黄色的信封在阳光下发着光，像一张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票。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几个字印得清清楚楚，我的手开始发抖。
父亲看到我拿着通知书，脸上的汗珠都停止了滚动。
“真的考上了？”他声音里带着颤抖。
我点点头，眼泪莫名其妙地掉了下来。
父亲一把抱住我，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男人，竟然也哭了。
“我儿子有出息了。”他在我耳边说，“真有出息了。”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工厂家属院。
邻居们都跑来看热闹，七嘴八舌地恭喜着。
“这孩子从小就聪明，将来肯定有出息。”
“北京电影学院啊，那可是培养大导演的地方。”
“老李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着，准备庆祝的晚餐。
她一边切菜一边抹眼泪，嘴里念叨着：“总算没白费这些年的辛苦。”
妹妹从学校回来，看到家里这么热闹，也跟着笑起来。
她搂着我的胳膊说：“哥，你要去北京了，记得给我寄好吃的。”
晚饭桌上，父亲破天荒地拿出了一瓶白酒。
那是他结婚时剩下的，舍不得喝，一直放在柜子里。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我倒了半杯。
“今天咱爷俩喝一个。”他举起杯子，“为了你的前程。”
酒很辣，但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那一刻，我以为人生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错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拿着一张纸条坐在床边。
那是学校寄来的入学须知，上面详细列着各种费用。
学费3800元，住宿费400元，书本费200元，生活费每月至少300元。
加起来是8000多块钱。
这在1990年是一个天文数字。
父亲一个月工资126元，母亲一个月工资89元。
就算他们一分钱不花，也要攒三年才够。
更别说家里还有日常开销，还有妹妹的学费。
母亲拿着那张纸，手在发抖。
“这么多钱，咱们从哪里弄？”她看着父亲问。
父亲抽着烟，一支接一支，一言不发。
烟雾在屋子里弥漫，就像我们当时的心情一样沉重。
02
我拿过那张纸，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
每一个数字都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把家里的存款都拿出来吧。”父亲终于开口。
母亲摇摇头：“才1200块钱，连学费的零头都不够。”
我知道这1200块钱是怎么来的。
父亲每天中午不吃饭，省下五毛钱。
母亲每月从菜钱里扣出十块钱。
妹妹想买新书包，被拒绝了。
我想买参考书，也被拒绝了。
就这样一分一分攒了三年，才有这么点钱。
“要不然卖房子？”母亲提议。
“这房子是厂里分的，不能卖。”父亲摇头。
“那卖家具？”
“卖了也不值几个钱。”
我们能卖的东西太少了。
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买了八年，现在估计值200块。
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已经修过无数次，值100块。
母亲的缝纫机，是结婚时买的，也许能卖150块。
全部加起来，还不到500块。
“我不去了。”我突然说，“反正县城也有大学。”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胡说什么！”父亲一拍桌子，“好不容易考上，怎么能不去？”
母亲也急了：“这是你的梦想，怎么能因为钱就放弃？”
“可是没钱啊！”我忍不住大声说，“八千块钱，咱们家根本拿不出来！”
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
妹妹躲在门口，不敢进来。
我看到母亲的眼泪掉了下来。
父亲的手在颤抖，烟灰掉了一桌子。
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溺水的人看到了救生圈，却发现够不着。
梦想就在那里，但是现实把路堵死了。
“要不然，去借钱？”母亲小声地建议。
“跟谁借？”父亲苦笑，“咱们认识的人，哪个有这么多钱？”
我们在这个小县城里生活了十八年，认识的都是工人、农民、小商贩。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谁有8000块钱借给我们？
“你弟弟呢？”母亲又说，“他现在做生意，应该有钱。”
父亲的脸色变了变。
小叔叫李建国，是父亲最小的弟弟。
早年也在纺织厂上班，干了五年。
1987年，眼看改革开放的风头起来，他毅然辞职下海了。
现在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开了一家电器商店，据说生意很不错。
但是父亲和小叔的关系有些复杂。
小叔当年要辞职的时候，父亲坚决反对。
“国营企业多稳定，干嘛要去冒险？”父亲当时说。
“哥，时代变了，要敢想敢干。”小叔说。
“你就是想发财想疯了。”父亲很生气。
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小叔摔门而去。
从那以后，两家就很少来往。
逢年过节见面，也只是客气地打个招呼。
现在要去求他帮忙，父亲心里肯定不好受。
“他未必会借。”父亲说，“当年我们闹翻了，他心里有气。”
“总得试试。”母亲坚持，“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
“而且他有钱。”我补充道，“上个月我路过他店里，生意很好。”
确实，小叔的电器商店在县里算是最大的。
彩电、冰箱、洗衣机，什么都有。
每天都有顾客进进出出，看起来很赚钱。
“我去找他。”我站起来说。
“你一个孩子，他会理你吗？”父亲摇头。
“总得试试。”我已经下定决心，“再说，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母亲看了看父亲，点点头：“让孩子去试试吧，说不定有希望。”
父亲抽了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掐灭。
“去吧。”他说，“但是要有礼貌，不要给咱家丢脸。”
我点点头，心里既紧张又期待。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如果小叔不愿意借钱，我的大学梦就真的破灭了。
03
小叔的电器商店在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上。
店面很大，招牌很亮，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
我在门口徘徊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走进去。
店里摆满了各种电器，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当时都是奢侈品。
几个营业员在忙着招待顾客，声音很热情。
我找了一圈，才在后面的办公室里看到小叔。
他正在和一个客户谈生意，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看到我进来，他愣了一下，然后摆摆手示意我等一下。
我站在一边，听他们谈价格、谈付款方式、谈售后服务。
小叔说的每句话都透着精明和自信。
这和我印象中那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形象完全不同。
客户走了以后，小叔才转过身来看我。
“小伟，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他的语气很客气，但透着一种距离感。
“小叔好。”我有些紧张，“我想和您谈点事。”
“什么事？坐下说。”他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来，发现这沙发软得让人陷进去。
办公室里的装修很豪华，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桌上摆着进口的台灯。
空调开得很足，和外面的炎热形成鲜明对比。
“听说你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了？”小叔主动开口。
“嗯，刚收到通知书。”我点点头。
“不错，有出息。”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你爸妈肯定很高兴。”
“是的。”我停顿了一下，“不过......”
“不过什么？”
“学费有点贵，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我鼓起勇气说。
小叔的眼神变了变，但还是保持着客气的表情。
“哦，是这样啊。”他点点头，“需要多少？”
“八千块。”我声音很小。
这在1990年确实是一笔巨款。
小叔沉默了一会儿，开始泡茶。
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茶叶、开水、茶具，每一样都很讲究。
我坐在那里，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小伟啊。”他终于开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生意吗？”
我摇摇头。
“因为我不想过穷日子。”他递给我一杯茶，“在工厂的时候，一个月就那点工资，想买点好东西都买不起。”
我喝了一口茶，茶很香，但我品不出什么味道。
“现在不同了。”小叔继续说，“我有钱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他指了指办公室里的摆设：“这些东西，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小叔看着我，“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明白。”我说。
“那你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吗？”
“努力工作？”我试探着回答。
小叔笑了笑：“太简单了。钱是用脑子挣来的，不是用力气。”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
“你看那些在街上走的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一辈子也挣不了大钱。”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们不敢冒险，不敢改变。”小叔转过身，“就像你爸爸一样，一辈子守着那个工厂，能有什么出息？”
我有些不高兴了，但没有表现出来。
“当然，你爸爸是个好人，老实、踏实。”小叔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但是这个时代，光老实是不够的。”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小叔，您能借我这笔钱吗？”我终于问出了心里话。
小叔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钱我可以借给你。”他慢慢地说。
我一下子激动起来：“真的吗？小叔，我一定会还的！”
“别急着高兴。”他摆摆手，“我有一个条件。”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什么条件？”
小叔看了看表：“现在还早，吃完晚饭再告诉你。”
“为什么不现在说？”我有些着急。
“今晚你就住在这里吧。”小叔的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笑容，“我有很多话想和你说。”
那一刻，我感觉空气都凝固了。
小叔的表情很平静，但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04
小叔家在县城最好的小区里。
三室一厅，装修得很豪华。
客厅里摆着29寸的大彩电，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奢侈品。
沙发是真皮的，茶几是玻璃的，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气派的房子。
“坐吧，别客气。”小叔招呼我坐下。
他把包放在桌上，松了松领带。
“你小婶出差了，今天就我们爷俩。”他说着去厨房倒水。
我坐在沙发上，打量着这个房子。
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山水画，看起来价值不菲。
书架上摆着很多书，大部分是经济管理类的。
还有一台进口的录像机，旁边堆着不少录像带。
小叔端着两杯水走出来，递给我一杯。
“怎么样，我这房子还可以吧？”他有些得意。
“很好。”我点点头，“比我们家大多了。”
“这算什么。”小叔坐下来，“等过两年，我准备买套别墅。”
我有些惊讶：“别墅？”
“现在不是都在说要和国际接轨吗？”小叔笑了笑，“有钱人都应该住别墅。”
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大部分时间是小叔在说他的生意经。
我听着，心里有些不舒服。
但毕竟是来求他帮忙的，只能点头附和。
到了晚饭时间，小叔带我去了县城最高档的饭店。
包间很大，服务员很殷勤。
菜都是我没见过的，海鲜、野味，每道菜的价格都能顶我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尝尝这个鲍鱼。”小叔给我夹菜，“刚从广东空运过来的。”
我吃着，但心里想的都是那个条件。
“小叔，您说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我忍不住问。
“吃饭的时候不谈正事。”小叔摆摆手，“这是商场上的规矩。”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成功吗？”他问我。
我摇摇头。
“因为我敢赌。”他的眼神很认真，“别人不敢做的事，我敢做。别人不敢冒的险，我敢冒。”
“那如果失败了呢？”我问。
“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小叔很洒脱，“大不了回到起点。”
我想起了父亲，他从来不敢冒险，一辈子都在工厂里老老实实上班。
也许小叔说得对，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敢想敢干的人。
“你现在要去北京学电影，我觉得挺好。”小叔突然转变了话题。
“真的吗？”我有些意外，“您刚才不是说电影行业不行吗？”
“我说的是现在。”小叔笑了笑，“但未来不一定。”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说不定过几年，电影行业就火起来了。”
我点点头，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
吃完饭，我们回到他家。
小叔泡了茶，我们坐在客厅里。
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主持人在讲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小伟。”小叔突然开口，声音很严肃。
“嗯？”我看着他。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的条件了。”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但是，我需要你保证，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点点头：“我保证。”
小叔站起来，走到书房门口。
“跟我来。”他说。
我跟着他走进书房。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三面墙都是书架。
书桌很大，上面摆着计算器、合同、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文件。
小叔关上门，还从里面上了锁。
这个举动让我有些紧张。
“小叔，您这是......”
“别紧张。”他走到墙角，蹲下来搬开一个书架。
书架后面露出一个保险柜。
小叔输入密码，打开了保险柜。
里面有很多现金，还有一些文件和几盒录像带。
他拿出其中一盒录像带，又取出一台老式的摄像机。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问我。
我摇摇头。
“这是我的秘密。”小叔的声音很低，“一个连你小婶都不知道的秘密。”
05
小叔把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
电视屏幕闪烁了几下，出现了画面。
画面很粗糙，但能看清楚内容。
一个年轻的男人在指导几个演员排练。
那个男人很瘦，头发很长，穿着军绿色的外套。
我仔细看了看，突然发现那个人很像小叔。
“这是您？”我惊讶地问。
小叔点点头：“1988年拍的。”
画面里的小叔在摆弄摄像机，调整角度，指导演员的动作。
他的眼神很专注，很有激情。
和现在这个精明的商人完全不是一个人。
“您当时在拍电影？”我问。
“地下电影。”小叔纠正我，“不能在院线放映的那种。”
画面里出现了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镜头。
黑白画面，手持摄影，实验性的剪辑。
演员们的表演很自然，台词很朴实。
整个风格和当时主流的电影完全不同。
“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我问。
“《城市边缘》。”小叔说，“讲的是一群年轻人在城市里挣扎的故事。”
录像带播放了大概二十分钟，就结束了。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完整的电影。
“小叔，您当时为什么要拍这个？”我问。
小叔关掉录像机，坐在椅子上。
“因为我想表达一些东西。”他的声音很轻，“那个时候，我觉得主流电影太假了，都是一些虚假的东西。”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想拍一些真实的东西，关于普通人的故事。”
“那后来呢？”我问，“为什么不继续了？”
小叔的脸色变了变：“1989年以后，政策收紧了。这种地下电影不允许拍了。”
我明白了。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很多事情都变得敏感。
“我的朋友们都散了。”小叔继续说，“有的出国了，有的改行了，有的... ...”
他没有说完，但我能想象。
“我也改行了，开始做生意。”他自嘲地笑了笑，“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商人。”
“您不觉得可惜吗？”我问。
“可惜有什么用？”小叔摇摇头，“人总要吃饭，总要生活。”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屋子里很安静，只能听到钟表的嘀嗒声。
“小伟。”小叔突然开口，“我现在要告诉你我的条件了。”
我看着他，等待着。
“我想让你帮我完成《城市边缘》。”他说。
“什么意思？”我有些困惑。
“剧本我已经写完了，就放在这个保险柜里。”小叔指了指保险柜，“但是我没有机会拍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是商人，不是导演。”小叔苦笑，“而且，这个剧本太敏感，我不敢拍。”
“那您要我做什么？”
“你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会所有的技巧。”小叔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毕业以后，帮我把这个剧本拍成电影。”
我愣住了。
这个条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可是，我还是学生啊。”我说，“而且，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剧本很敏感... ...”
“到你毕业的时候，政策说不定就宽松了。”小叔打断我，“而且，你是科班出身，技术肯定比我好。”
我看着保险柜里那些录像带和剧本，心情很复杂。
“小叔，万一我拍不好怎么办？”我问。
“不会的。”小叔很自信，“你有天赋，我看得出来。”
“您怎么知道我有天赋？”
“因为你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小叔说，“而且，你从小就喜欢电影，这说明你有感觉。”
我想了想，觉得这个条件也不是不能接受。
反正我本来就是要学电影的，将来也要拍电影。
帮小叔拍一部电影，也算是实践的机会。
“好吧，我答应您。”我说。
小叔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真的？”
“真的。”我点点头，“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如果这部电影真的很敏感，我希望您能修改一下剧本。”我说，“我不想因为拍电影而惹麻烦。”
小叔想了想，点点头：“可以。到时候我们一起修改。”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伸出手。
小叔握住我的手：“一言为定。”
我们握手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可以去北京了。
至于将来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吧。
06
带着小叔的钱和那个沉甸甸的秘密，我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剧本被装在一个不起眼的文件袋里，夹在我的行李中间。
火车摇摇晃晃地开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了北京站。
走出车站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空气中弥漫着汽车尾气和烤红薯的香味。
这就是首都，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地方。
北京电影学院在海淀区，校园不大，但很有味道。
导演系的新生只有二十几个人，每个人都很有个性。
我算是中间那种，不起眼，但也不算太土。
宿舍是四人间，我的室友都很有意思。
我排行老四，大家都叫我小伟。
第一堂课是导演基础，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据说拍过不少著名电影。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电影是造梦的艺术。”
然后转过身来，扫视着我们每一个人。
“你们现在都是造梦师的学徒。”他说，“四年以后，你们要学会造梦。”
我坐在台下，心里想着小叔的剧本。
晚上回到宿舍，我趁室友们都去洗澡的时候，偷偷拿出剧本看了起来。
剧本的标题是《城市边缘》，副标题是“一个关于青春与现实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几个年轻人在大城市里打拼的经历。
主人公叫小军，从农村来到城市，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在工厂里干活，在夜校里学习，在出租屋里写小说。
他遇到了同样有梦想的朋友们，也遇到了现实的残酷。
整个故事很真实，很感人，但我没有看出什么敏感的地方。
也许是我太年轻，还不懂得其中的深意。
我把剧本收好，开始写日记。
这成了我在北电的习惯，每天都要记录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白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认真听课，做作业，参加讨论。
我们学习电影史，学习镜头语言，学习剪辑技巧。
老师们很严格，要求我们掌握每一个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这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话。
晚上，我会回到宿舍，继续研究小叔的剧本。
我一遍一遍地读，试图理解其中的含义。
慢慢地，我发现这个剧本确实有些特别的地方。
这些地方在当时确实是敏感的。
但是，我也发现这个剧本有很多精彩的地方。
人物形象很鲜明，对话很生动，情节很紧凑。
如果能拍出来，肯定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第一学期期末。
我们要提交一个短片作业，十分钟左右的作品。
我想了很久，决定用小叔剧本中的一个片段来拍。
当然，我做了一些修改，删掉了敏感的部分，保留了精彩的情节。
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工厂里的一天。
他早上起床，挤公交车，在流水线上工作，下班后去夜校学习。
画面很朴实，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
但是，我用镜头语言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焦虑和渴望。
作业提交以后，老师们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
“小伟的作品很有意思。”导演基础课的老师在课堂上说，“有一种朴实的力量。”
电影史的老师也夸了我：“这种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少见，很有潜力。”
最让我意外的是，系主任竟然也看了我的作品。
“小伟，你来我办公室一下。”下课后，他叫住了我。
我忐忑不安地跟着他走进办公室。
“坐下吧。”系主任指了指椅子，“你的作品我看了，很不错。”
“谢谢老师。”我有些紧张。
“这个故事是你自己写的吗？”他问。
我迟疑了一下：“是的。”
这算不算撒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对剧本进行了改写。
“很好。”系主任点点头，“我想推荐你参加明年的大学生电影节。”
大学生电影节？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级的事情。
“老师，我还是一年级学生... ...”我说。
“没关系，有才华的人不应该被年级限制。”系主任很认真，“你愿意试试吗？”
我点点头：“愿意。”
“那好，你回去准备一个更完整的作品。”系主任说，“时间是半年。”
走出办公室，我的心情很复杂。
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决定要好好把握。
07
春节假期，我回到了县城。
小叔看到我，很高兴。
“怎么样，在北京过得还好吧？”他问。
“很好。”我说，“老师们都很厉害。”
“学到什么了？”
我跟他讲了一些在学校学到的东西，镜头语言、剪辑技巧、声音设计。
小叔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头。
“看起来你进步很大。”他说，“剧本看了吗？”
“看了。”我有些犹豫，“小叔，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
“什么事？”
我把在学校的情况跟他说了，包括老师的夸奖和参加电影节的机会。
“这是好事啊。”小叔很兴奋，“说明你有天赋。”
“但是我用了您剧本里的片段。”我说，“这样合适吗？”
小叔想了想：“没关系，反正我也用不上了。”
“可是... ...”我还想说什么。
“别可是了。”小叔打断我，“既然老师看中了你，就好好表现。”
“那个完整的作品，我想继续用您的剧本。”我说，“但是需要大幅度修改。”
“随便你改。”小叔很爽快，“只要最后能拍成电影就行。”
我觉得小叔变了。
以前他对剧本很在意，现在却显得很随意。
“小叔，您现在还想拍这部电影吗？”我问。
小叔的脸色变了变：“想是想，但... ...”
“但是什么？”
“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他叹了口气，“做生意忙，而且政策还是不明朗。”
我明白了。
小叔的理想已经被现实磨得差不多了。
对他来说，电影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那您希望我怎么做？”我问。
“你先在学校好好学，有机会就拍。”小叔说，“如果实在拍不了，就算了。”
我看着他，心里有些难受。
这个曾经充满激情的地下导演，现在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商人。
回到北京以后，我开始准备参加电影节的作品。
我决定用《城市边缘》的故事框架，但是要大幅度修改内容。
我把背景从八十年代改到九十年代，把工厂改成公司，把政治色彩去掉，保留人性的部分。
这样既保持了故事的精髓，又避免了敏感的问题。
我每天晚上都在宿舍里写剧本，室友们都以为我在写作业。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新的剧本终于完成了。
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从小城市来到北京打拼的经历。
他在公司里上班，租房子住，想要在这个大城市里站稳脚跟。
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有温暖，有冷漠，有希望，有绝望。
最后，他虽然没有实现最初的梦想，但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故事比较安全，没有任何敏感的内容。
但是，它保留了原剧本的核心：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挣扎。
我把剧本交给系主任，他看了以后很满意。
“这个故事很有现实意义。”他说，“而且技术上也比较成熟。”
“老师，我可以开始拍了吗？”我问。
“可以，学校会提供设备和场地。”系主任说，“但是你需要组建团队。”
组建团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需要摄影师、录音师、美术师、演员，还有其他各种工种。
幸运的是，我的室友们都愿意帮忙。
张磊负责摄影，刘强负责美术，王小明负责录音。
演员我们从表演系的同学中挑选。
主演是一个叫李明的男生，长得很普通，但是演技很好。
女主角是一个叫小雨的女孩，声音很甜，很有灵气。
其他配角我们也都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拍摄过程很辛苦，但也很有意思。
我们在学校里拍，在街道上拍，在出租屋里拍。
每个人都很认真，每个镜头都要拍好几遍才满意。
有时候为了一个场景，我们要折腾一整天。
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拍摄进行了两个月，终于杀青了。
然后是后期制作，剪辑、调色、配音、配乐。
这些工作更加细致，需要极大的耐心。
我每天都泡在机房里，一遍一遍地调整画面和声音。
有时候为了一个剪切点，我要试验几十次。
室友们都说我着魔了，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电影就是这样，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终于，作品完成了。
08
三十分钟的短片，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第一次看完整版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是我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作品。
虽然它很稚嫩，但它凝聚了我所有的心血和梦想。
电影节的评选很严格，全国有几百部作品参赛。
我们的作品能不能入围，心里都没底。
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很紧张。
终于有一天，系主任找到我，脸上带着笑容。
“恭喜你，小伟。”他说，“你的作品入围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吗？”我问。
“真的。”系主任点点头，“而且还有希望获奖。”
那一刻，我想到了小叔。
如果没有他的剧本，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
我决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但是当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小叔的生意出了问题，欠了一屁股债，电器商店也关门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
小叔为了帮我上学，借给我八千块钱。
现在他自己却陷入了困境。
我想帮他，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作为一个学生，我没有钱，也没有能力。
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完成学业，将来有能力了再报答他。
但是，这样就够了吗？
我觉得自己欠小叔的不仅仅是钱，还有一个承诺。
我答应过要帮他拍《城市边缘》，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承诺越来越难实现了。
电影节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我们的作品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站在台上接受奖杯的时候，我想起了小叔在保险柜前的眼神。
获奖以后，有几个制片人找到我，表示有兴趣投资我的下一部作品。
其中一个是来自香港的制片人，叫陈先生。
他看起来很专业，问了我很多问题。
“小伟，你的作品很有潜力。”他说，“有兴趣拍一部商业片吗？”
“什么样的商业片？”我问。
“动作片，或者爱情片。”陈先生说，“市场比较好。”
我摇摇头：“我更喜欢现实主义的题材。”
“现实主义不好卖。”陈先生说，“你要考虑市场因素。”
“我会考虑的。”我说，“但是我有一个项目想先完成。”
“什么项目？”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叫《城市边缘》。”
陈先生的表情突然变了。
“《城市边缘》？”他重复了一遍，“你是说李建国的《城市边缘》？”
我惊讶地看着他：“您认识我小叔？”
“李建国是你小叔？”陈先生也很惊讶，“天哪，世界真小。”
原来，陈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曾经在内地投资过一些地下电影。
小叔就是他当时的合作伙伴之一。
“你小叔是个很有才华的导演。”陈先生说，“可惜后来失去了联系。”
“他现在做生意了。”我说，“而且遇到了困难。”
“这样啊。”陈先生想了想，“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我想和他谈谈。”
我点点头，心里燃起了希望。
09
我立刻给小叔打了电话，把陈先生的情况告诉了他。
小叔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
“你确定他是陈志华？”他问。
“确定，他说认识您。”我说。
“天哪，真的是他。”小叔的声音有些激动，“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陈先生和小叔约在北京见面。
我陪着小叔从县城坐火车来到北京。
这是小叔第一次来北京，他显得有些紧张。
“十年了。”他在火车上说，“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拍电影了。”
“现在机会来了。”我说，“您要把握住。”
小叔点点头，但是眼神里还是有些不确定。
我们在一个咖啡厅里见到了陈先生。
两个老朋友的重逢，场面有些感人。
“建国，你变了很多。”陈先生说。
“是啊，岁月不饶人。”小叔苦笑，“你还是老样子。”
他们聊了很久，从过去的合作到现在的境况。
小叔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都说了，包括做生意失败的事情。
陈先生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头。
“我看了小伟的作品。”陈先生说，“很有你当年的风格。”
“他比我有天赋。”小叔说，“而且是科班出身。”
“我有一个建议。”陈先生停顿了一下，“我们三个人合作，重新拍《城市边缘》。”
小叔的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陈先生点点头，“我出资，你写剧本，小伟当导演。”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但是有一个条件。”陈先生说，“剧本要适合现在的市场。”
“什么意思？”小叔问。
“敏感的内容要删掉，商业性要加强。”陈先生解释，“我们要拍一部既有艺术性又有商业价值的电影。”
小叔想了想，点点头：“可以，我来修改剧本。”
就这样，我们的合作开始了。
小叔暂时住在北京，专心修改剧本。
我继续在学校上课，同时参与剧本的讨论。
陈先生负责联系投资和发行渠道。
新的剧本比原来的要丰富很多。
保留了原有的现实主义风格，但是增加了更多的戏剧冲突。
人物关系更复杂，情节更紧凑，视觉效果更好。
最重要的是，删掉了所有敏感的内容，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人情故事。
剧本完成以后，我们开始筹备拍摄。
陈先生找来了专业的摄制组，设备很先进。
演员是从香港和内地的演员中挑选的，都很有实力。
我虽然是导演，但是小叔实际上是我的顾问。
很多重要的决定，我都会征求他的意见。
拍摄过程很顺利，大家配合得很好。
小叔重新焕发了创作的激情，每天都很兴奋。
“我以为自己再也拍不了电影了。”他对我说，“没想到还有机会。”
我看着他，心里很感动。
这个曾经被现实打败的理想主义者，现在又重新站了起来。
电影拍了三个月，后期制作又用了两个月。
终于，《城市边缘》完成了。
这是一部九十分钟的故事片，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大城市里的挣扎和成长。
画面精美，表演出色，故事感人。
虽然和小叔最初的版本有很大不同，但是精神内核没有变。
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坚持，依然在电影里闪闪发光。
1995年，《城市边缘》在香港电影节上首映。
反响出乎意料的好，观众和影评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电影获得了“最佳新导演奖”和“最佳编剧奖”。
我拿着奖杯，想起了那个夏天。
如果没有那个意外的条件，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小叔也很高兴，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这次我们是真正的合作伙伴了。”他对我说。
是的，我们不再是借钱的关系，而是创作伙伴。
电影的成功带来了很多机会。
陈先生表示愿意继续投资我们的下一部作品。
香港和台湾的发行商也表达了合作意向。
甚至有美国的公司想要购买版权。
我和小叔开始筹划下一部电影。
这一次，我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充足的资金。
小叔重新开始写剧本，我继续在学校学习。
我们约定，等我毕业以后，就正式成立制片公司。
那个夏天的条件，最终变成了一个美好的开始。
小叔的债务问题也解决了。
电影的收益足够让他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他没有再回县城做生意，而是留在北京专心创作。
“做生意是为了生存，拍电影是为了生活。”他说，“我现在终于可以为了生活而活了。”
我即将从北电毕业，前路充满了可能性。
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那个改变我命运的条件。
来源：九申篮球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