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涛 13 周昆在红大介绍时竟说—我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

摘要：先是在党内高层秘密进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不了解。我们只是从斯大林在中山大学所作的报告中嗅出点儿味道。后来，苏共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契卡”逮捕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许多托派成员，这场斗争才逐步公开。

作者：王智涛

参加苏共反“托派”斗争和清党运动

苏联共产党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是从1927年初开始的。

先是在党内高层秘密进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不了解。我们只是从斯大林在中山大学所作的报告中嗅出点儿味道。后来，苏共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契卡”逮捕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许多托派成员，这场斗争才逐步公开。

在基辅步兵学校期间，我们听取了文件的传达，参加了学习讨论，还听过列宁学院教授的辅导报告，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初步弄清楚了托派观点和为什么说托洛茨基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以及托派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等。

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先是射击教官库什廖夫等三人因托派问题被捕，接着校方根据上级指示，开展全面清查和思想教育。因为这些事情与我们关系不大，而且，大家正忙于毕业考试和工作分配，集中学习几天后，就结束了。

在莫斯科步兵学校下半学期，学校又搞了一次清查，相继逮捕了十几个“托派分子”,其中包括“中国科”的教官库西宁科夫和翻译李志琛。

随后，校政治部派人到我们“重灾区”组织揭发批判和学习讨论。会议持续了七天，通过深入学习，我才认识到反托派斗争的严肃性和必要性，才知道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就是托派，蒋经国、康泽、张镇、濮世铎等不少国民党学员也曾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观点。

莫斯科步兵学校苏军教员、学员中既有托派骨干分子，也有经他们游说、思想动摇的倾向者。

据伍修权、梁振鸿、彭文畅等几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入步校的同志反映，“中国科”的教官库西宁科夫曾利用节假日，多次拉一些人去中山大学与托派成员会晤和开会，中山大学的托派人员也曾到步兵学校来串联。

濮世铎与伍修权同是湖北人，又是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濮几次到步校试图游说伍修权、彭文畅等，但话不投机，被这些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们不软不硬地顶回去了。

1929年春，苏共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步兵学校“中国连”奉命停课参加运动，教员、学员中的党团员全体集中，接受审查。

“中国连”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单位，入校前相互都不认识，学校没有他们的档案，只有一张简单的登记表，因此，审查他们不费时，轮到谁了，谁就主动交代自己的情况。如，家庭出身、个人简历、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加入共青团、共产党以及有无政治问题等。

个人汇报之后，众人提问题和追问，然后是评议。每个人必须发言，就被审查者的个人汇报和群众意见表态，最后是支部结论，过程大体上是一个人一个小时左右。“中国连”学员认为自己仅仅是 “过客”,苏共“清党”与他们关系不大，所以早早就结束了。

我们这些身为苏联共青团员和苏联红军干部的中国人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尽管程序和学员一样，但过程却令人紧张而烦恼。我出身贫农，经历简单，虽然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五年，但那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还曾参加了北伐，在苏共组织眼里，这是一段革命历史。所以，很快就通过了审查。伍修权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出身城市贫民，历史清白，也很顺利地过了关。

那些家庭出身不好，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在旧政府、旧军警当过差的人，被审查时则遇到不少麻烦。个人交代完后，其他人连续提问和追问。如果当场回答的不能令人满意，又得进行第二次交代。没有几个回合，根本过不了关。

吉合出身地主，父亲是医生，开了一个中药铺，他在基辅步兵学校时，参加过国民党的一个会，糊里糊涂地被算作加入了国民党。审查时，他如实汇报了情况，并对剥削家庭作了批判，对草率加入国民党作了自我批评。

本来，家庭出身由不得自己，至于参加国民党，那是1926年的事情，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党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是跨党的国民党党员。因此，也不算政治问题。

可“中国科”的那些苏联同志却抓住不放，连珠炮似的追问。问他家有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租子，雇佣了多少长工和店员，他父亲有几个姨太太，参加国民党是不是为了高官厚禄，是不是也想娶几房姨太太，等等。

吉合起初还能控制情绪。当有人追问他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时，吉合压不住火了，猛地站起来，用中国话骂道： “他妈的!老子是中国人，又不是苏联共产党员，你们清党就好好清理清理你们自己呗，凭什么拿老子开刀?”

科长兼党支部书记彼得洛夫斯基听不懂，叫梁振鸿翻译，梁翻译了大意。彼得洛夫斯基一看“顶牛”了，当即宣布散会，责成吉合在第二天的会上继续交代。对吉合的审查整整搞了三天，最后还是让他过关了。

刘伯承、左权等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中国同志也是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参加清党的，不过不在“中国科”,在校训练部支部。

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刘伯承，他苦笑着说： “苏联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一个劲地追问川军的事情，有的问题荒唐得让我啼笑皆非，跟他们扯不清楚。”好在步校的清党一个月就结束了。

加入苏联共产党

“清党”后不久，科长彼得洛夫斯基通知我，根据思想和工作表现，党支部决定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我在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后，于1929年4月1 日，由彼得洛夫斯基(“中国科”科长)、瓦德曼(副科长)、赵秀峰(翻译)、吉利曼(教官)、卡宁科夫(教官)五人介绍，经党支部大会审查和投票表决，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当时，加入苏联共产党的标准非常严格，手续十分严密。

①必须是共青团员(适龄青年)。

②必须有“清党”的良好结论。

③必须由五名党龄三年以上的党员介绍。

④必须得到支部大会一半以上的同意票。

⑤从党委批准之日起，成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发予候补党员党证，候补期两年，其间须交纳党费，参加组织活动，但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⑥候补期后，由支部审查、决定是否可以转正，并报上级党委批准。

⑦党龄自转正之日起计算。

⑧转正后发给正式党员党证，并在党旗前宣誓。

⑨候补党员和正式党员都必须定期向组织进行思想汇报。

以上几条，是苏联共产党组织部根据联共(布)党章和当时组织工作的需要制定的。支部大会后，1929年4月22日，学校党委批准了支部大会的决定，我成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两年后，1931年4月22日，我在党旗下宣誓，成为正式党员。这一天是列宁的诞辰日，我感谢苏联同志的特意安排，可能他们不知道，这一天也恰好是我的生日。

解放战争期间，伍修权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我是冀察热辽军区副参谋长，在东北军区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他拿着与会代表填写的登记表问我： “我记得你入党是1929年，为什么你填的是1931年?”

我告诉他，1929年我是候补党员，1931年才成为正式党员。

伍修权说："按照当时中央组织部门的规定，在苏联加入了共青团，就算作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你入党应该是1927年，至少也应该是1929年，你应该向总政反映，更正过来，我可以为你证明。”

我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个人小事麻烦组织，恐怕不合适。再说了，党龄多几年少几年，只要组织上认为我还算是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心安理得了。"

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其中，通过中山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党务和政工干部。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回国后，积极工作，联系实际，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个别人一度掌握最高领导权，推行“左”倾路线，几乎将中国革命葬送。他们就是被毛主席严厉斥责的“教条宗派集团”,也就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山大学留学生。

1924年，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进一步密切了与苏联的合作关系。他病逝后，苏联派驻国民党的特别顾问鲍罗廷宣布，苏联将建立专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苏联共产党合作的产物。

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9月，波兰人拉狄克是第一任校长。11月，由托洛茨基主持了开学典礼，来自全国各地、各党派团体的数百人是该校第一期学员，国民党派来的人居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和三青团学员大部分回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为学员中的多数。经过苏共反对托洛茨基斗争的深入，1927年11月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撤销了拉狄克的校长职务，由副校长米夫接任。不久，米夫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他在陈绍禹陪同下到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接着奉命负责筹备中共 “ 六大 ” 。

米夫从中山大学抽调了部分干部和学生参与筹备工作。会议召开后，这些人成为会务工作人员。陈绍禹于1927年夏毕业后，留在中山大学当翻译，协助米夫研究中共呈送共产国际的报告和文件，随后成为米夫筹备和召开 “六大”的重要助手。

秦邦宪、杨尚昆、张振亚、秦曼云、瞿景白(瞿秋白的弟弟)、李培芝(王若飞的爱人)、

胡锡奎、孟庆澍(陈绍禹的爱人)、杜作祥(陈昌浩的爱人)、朱祖顺、潘文玉等，

分别为秘书组、会务组、文件组、翻译组的工作人员。

陈绍禹从比较聪明好学的普通学员成为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亲信，又利用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作的机会，拉拢他看得上眼的同学，开始形成小圈子。

后来，他们在中山大学派系之间权力之争、反托洛茨基、反江浙同乡会活动中，由于观点一致，逐步成为众所周知的群体，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算，正好是二十八个人，反对派出于嘲笑和讽刺，就用二十八的上海话谐音“尾巴”加俄文“布尔什维克”称呼他们，意指他们盲从，是布尔什维克的尾巴。之后，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闻名全校，并传播至全苏中国留学生。

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人员组成，历史上曾有若干版本，根据中山大学提供的信息，我知道的成员有：

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何克全(凯丰)、夏曦、陈昌浩、

沈泽民、杨尚昆、王盛荣、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孟庆澍、盛忠亮、

杜作祥(陈昌浩之妻)、朱子纯(女)、何子述、萧特甫、李竹声、李元杰、

孙济民、宋泮民、王保礼、王云程、汪盛荻、殷鉴、袁家庸、陈原道、朱阿根。

另外还有“二十八个半”之说，所谓的半个是指徐以新。

二十八人没有单独成立组织，没有选举或指定领导人，也没有进行地下非组织活动。这是他们针对毛泽东的斥责和批判进行自我辩解的要点。

事实上，他们根本无须另立组织，更没有必要进行秘密活动。因为，他们早已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支部的局面，而且得到了米夫所代表的中山大学党委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任和支持，在广大留学生中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只是1929 年，在分别发动的对张国焘和瞿秋白的斗争以及清党运动中，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态度以及一些过激言论使人产生反感。1929年至1932 年，二十八人中的多数相继回国。

“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大会决议和共产国际指示，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和瞿秋白的“左”倾错误，重整旗鼓；医治了大革命失败的创伤，党和军队的建设得到很大发展，武装斗争也取得了局部胜利。

至1930年初，党员总数达到十二万人，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6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推行盲动主义的“左”倾路线，领导全党在全国各地，包括中心城市进行暴动和起义，强令红军攻打城市。结果，白区地下党相继暴露，遭受很大破坏；红军攻城屡屡受挫，损失严重。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派瞿秋白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

1930年11月、米夫被共产国际任命为驻中国代表。

次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出席并作指示。

全会选举陈绍禹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

沈泽民为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张闻天为中央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

秦邦宪为中央委员、共青团总书记，

赵容(康生)为中央委员、组织部部长。

会上和会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顺利地进入了中共中央高层各级领导机构。

殷鉴、王云程和朱阿根成为上海工会和共青团的领导人，

李元杰负责山东省委，陈原道负责满洲省委，何子述负责河北省委，

王稼祥任红军政治部主任，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政委。

之后，沈泽民、张琴秋也被派往红四方面军任要职，夏曦任中共中央驻湘鄂西苏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