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清同志，你和韦拔群是不是一家亲？”1971年8月30日深夜，长沙九所六号楼里飘着淡淡的茶香。毛主席放下手里的线装书，突然向坐在藤椅上的韦国清抛出这个问题。这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一书记愣了一下，没想到相隔四十年的人和事，在领袖心里依然鲜活如昨。

“国清同志，你和韦拔群是不是一家亲？”1971年8月30日深夜，长沙九所六号楼里飘着淡淡的茶香。毛主席放下手里的线装书，突然向坐在藤椅上的韦国清抛出这个问题。这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一书记愣了一下，没想到相隔四十年的人和事，在领袖心里依然鲜活如昨。

此刻窗外传来几声秋蝉鸣叫，把韦国清的思绪拉回1923年的东兰县。那时他家茅屋前的虎爪峰还飘着硝烟，父亲韦宗典正带着武术队的汉子们，跟着“拔哥”韦拔群第三次攻打县城。十一岁的他趴在草垛上，看着那些绑着红布条的叔叔们冲过田埂，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四十年后自己会坐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和改变了整个中国命运的伟人谈论那位传奇同乡。

要说东兰韦氏的渊源，确实绕不开“五服”这个传统宗族概念。韦国清端起白瓷杯抿了口茶，向主席解释他们虽同姓却非近亲的关系时，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1925年某个闷热的夏夜，父亲韦宗典从拔哥办的农讲所回来，油灯下给全家讲“阶级压迫”的新词儿。十四岁的他听得入神，却不知这些话语都源自千里之外广州农讲所里，那个操湖南口音的年轻教员。

“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主席突然摆手的动作，让韦国清想起父亲讲述拔哥时的神情。当年韦拔群从广州带回的岂止是农运经验？那些用壮语改编的《国际歌》，那些写在芭蕉叶上的斗争纲领，早已超越了师生关系的范畴。就像右江的支流最终汇入珠江，不同地域的革命火种在历史长河里交融激荡。

有意思的是，当韦拔群在广州如饥似渴地学习农民运动理论时，毛泽东正在湖南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两个相隔千里的革命者或许不曾想到，他们播撒的火种会在桂西群山间产生奇妙共振。1926年东兰农讲所开课时，韦宗典等276名学员拿到的教材里，既有拔哥自编的《工农兵识字课本》，也有从湖南传来的《向导》周报。

板梅乡的竹林见证过太多血色往事。韦国清至今记得1926年那个暴雨将至的午后，乡民们抬回父亲遗体时，母亲死死抠住门框的手指节发白。敌人将韦宗典骗下山杀害的卑劣手段，与五年后他们诱捕韦拔群如出一辙。这些惨痛教训让少年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当主席说起“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时，韦国清突然理解了两代革命者的时空对话。韦拔群在右江地区首创的“三抗”运动（抗捐、抗粮、抗债），不正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早期实践？那些用壮语传唱的《苏维埃快快成立》，何尝不是星火燎原的序曲？这种来自泥土的智慧，确实给后来的理论总结提供了鲜活样本。

不得不提的是，韦氏父子的命运轨迹犹如革命洪流中的两面镜子。韦宗典用五亩水田换来的自由，终究在1926年的血色黄昏画上句号；而韦拔群倾家荡产创办的农讲所，却在二十年后催生出真正的土地改革。当韦国清1949年随大军南下时，右江两岸正在进土改工作队——历史在此刻完成了一个悲壮的闭环。

谈话结束时已是凌晨，主席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韦国清添了件外套。这个细节让他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拔哥给佃户送盐时总会包两层油纸。真正的革命者，骨子里都带着对群众的体贴。从东兰农运到百色起义，从右江苏区到解放广西，这种温度始终在血脉中流淌。

回招待所的路上，吉普车碾过几片梧桐落叶。韦国清忽然想起1954年回乡的情景：在父亲遇害的那块巨石前，他抓起把红土攥在手心。当时随行的秘书不明白首长为何驻足良久，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捧红土里沉淀着两代人的热血与遗憾。此刻隔着车窗望出去，长沙的夜空竟与东兰的星斗如此相似。

来源：历史茶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