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城千年事，尽在方寸间。千年罗城不仅存在于泛黄的卷宗里，更流淌在每道城门砖缝间，镌刻在每条街巷肌理中。宁波市档案馆、海曙区档案馆、海曙区社科联特别推出了“走进千年罗城”专题栏目，循着《古城新韵铸辉煌——宁波罗城的千年印记》的历史经纬，用现代视角重读古城基因。让

一城千年事，尽在方寸间。千年罗城不仅存在于泛黄的卷宗里，更流淌在每道城门砖缝间，镌刻在每条街巷肌理中。宁波市档案馆、海曙区档案馆、海曙区社科联特别推出了“走进千年罗城”专题栏目，循着《古城新韵铸辉煌——宁波罗城的千年印记》的历史经纬，用现代视角重读古城基因。让读者通过一本书了解一座城，用文字触摸城市的心跳，于历史的褶皱里寻找文明的坐标。

今天该专题推出第一篇《析越东境置明州》，以飨读者。

析越东境置明州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汇集于三江口，构成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这里有距今约8000年的井头山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源头。稍后的河姆渡文化，在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春秋战国时越国兴起，北上争霸，加快了鄞、句章的开发。经历朝开发，至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新财富之地，句章成为滨海要津。随着隋唐的统一、大运河的建设、经济重心的南移，浙东经济快速发展，开始跻身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成为重要财富来源地，为越州东境设州创造了条件。

经济崛起

1973年，在宁波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约 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此后的40多年间，又先后发现了众多河姆渡文化聚落，显示出稻作农业的成熟。2013年10月，在宁波余姚市发现了井头山遗址，经考古调查发现了距今8300—7800年的贝丘遗址，是以海洋生态经济为主要依托的文化类型，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源头。

夏商西周，越人以山阴（ 今绍兴）为中心建立越国，北上争霸。勾践“ 卧薪尝胆”，自强不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终于击败强大的吴国，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把越国带上辉煌的顶峰。这一时期，句甬地区得到开发，水上交通和造船业发展迅速，位于现慈城王家坝村的句章港与碣石（ 今秦皇岛）、转附（ 今烟台）、琅琊（ 今胶南县）、会稽（ 今绍兴）并列为五大港。

秦统一全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今宁波之地设有鄞、鄮 、句章、余姚四县，发展缓慢。两汉之际，中原人口南迁，严子陵和虞氏祖先虞竟于此时避乱江南，定居余姚。“ 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人们修浚了杜湖、白洋湖、上林湖、烛溪等十多个湖泊，建筑了梅墟、汉陂，开始围涂造田。“ 秦始皇至会稽、句章，渡海至此”的记载，说明句章、鄞、鄮的海上航运已南达闽越，北抵琅琊碣石。海外贸易有所发展，“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其“ 人民时至会稽”；又云：“ 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 东鳀”“ 亶洲”即今日本，“ 会稽东县”即指句章、鄮县，说明汉代宁波海外贸易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发展。

六朝时期的鄮、鄞、句章、余姚四县划区稳定，属扬州会稽郡。地处王畿腹地的浙江，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进入又一个发展高潮。为躲避战乱，北人大批南迁。三国时，“ 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东晋南朝，“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由于太湖流域早被开发，北来世家大族就向南扩展，圈占杭州湾南岸临海山地平原；又兴修了东钱湖、罂脰湖，孔灵符“ 徙无资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开发穴湖，湖水灌溉一县，并为良畴。到南朝末年，鄞、鄮、句章、余姚终于成为富庶之地。史称“ 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亩，膏腴上地，亩值一金”，“ 虽凶荒之余，犹为殷富”。而鄮县作为重要贸易港口，已“ 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了（ 陆云《 答车茂安书》）。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获得全面发展。隋建立前，江南社会经济已达“ 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的盛状。到了隋朝，南方户口增，田野辟，浙东一带更是“ 川泽沃野，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为了维护王朝大一统局面，加强对江南的控制，巩固后方，方便调动资源东征高句丽，隋炀帝实施了科举取士、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巡游江都等大事。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连为一体，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融合与繁荣，为宁波区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唐代，气候条件变化，水土流失加重，加速了北方经济的衰弱。统治阶级需另辟新道，寻求新财源。江南成为唐朝财赋的重要供给地之一。越州东境自然条件优越，河网密集，水路交通发达，港口和外贸基础良好，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造纸业、制盐业兴起，人口集聚，具备了进一步开发建设的条件，一个新的经济中心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区域行政中心呼之欲出。

运河贯通

交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浙东地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自西向东由山地丘陵转至冲积平原，江河伴随地势贯穿了整个浙东地区，钱塘江、浦阳江、平水江（ 若耶溪）、曹娥江、通明河、余姚江、甬江自北向南排列，形成郦道元所谓“ 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的形势。为了沟通河流之间的交通，在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历代修建了多段人工运河以连接自然河流，同时修建碶闸、堰坝等调节不同河段的水位，形成了西起西兴、东至宁波甬江入海口，全长239公里的浙东运河。

浙东运河历史悠久，最初开凿的部分位于今绍兴市境内的山阴故水道，始建于春秋时期，至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春秋时，诸侯争霸，为方便军事、运输、灌溉和防洪，争相开凿人工运河，吴、越两国即开凿了邗沟和山阴水道。《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 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越王勾践在越地北部利用自然河道修建了从现绍兴城到曹娥的一段河道，这是现存有关浙东运河的最早记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修建鉴湖，“ 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其陂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其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但客观上将原山阴水道纳入鉴湖流域，形成了一个东邻曹娥江、向西经会稽郡城南、止于钱清江的东西狭长的鉴湖，提高了航运能力。东晋时会稽内史贺循依鉴湖围堤“ 凿此以溉田”，开凿西兴运河，西起萧山西陵，往东经钱清、柯桥，至会稽郡城，通贯山阴境内。浙东运河西段基本成型。

而曹娥江以东以余姚江、甬江为主的浙东运河东段，勾践复国称霸的过程中是以“ 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开发平原为基础的。勾践加强了对东部甬句区域的开发和建设，并在今慈城王家坝一带建句章城，设句章港，用于训练水师和对外交往。据此，专家推断山阴与句章已有内河相连。而《 汉书》关于“ 句章渠水东入海”的记载，则是通过对天然河道的渠化，使句章港通海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汉时“ 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是余姚江、甬江通海航运能力提升的表现。晋代陆云《 答车茂安书》说：“（鄮）县去郡治，不出三日，直东而出，水陆并通。”说明从山阴由曹娥江经通明堰入余姚江，向东可直达宁波三江口。两晋时期的三江口东临巨海，泛船长驱，可“ 北接青徐，东洞交广”，已成为濒海要津。以天然潮汐江为主的浙东运河东段至此与浙东运河西段全线贯通，经过南北朝时官方和民间的经营，运河的形制已经基本成型。而江南运河吴凿破岗渎、萧梁开上容渎，作为建康通向江南腹地的交通干线，与浙东运河连成一线，成为贯通当时最为发达的浙北、浙东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为唐代越州东境的进一步发展和港口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六朝江南持续发展，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到隋朝之前，关中的租赋已不能自给，常依赖江淮租税。隋朝统一为大规模开凿整治南北各段运河和大规模的漕运奠定了基础。隋王朝对全国运河进行了全面规划，尤其是隋炀帝即位后，从大业元年至六年（605—610），利用地形和河湖水源的自然环境，兴建或整治了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江南运河，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南达余杭，北经河洛抵于燕蓟，西至长安，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长达2700多千米的庞大水运系统。

唐代仍定都长安，由于国土辽阔，经济上更加依赖江南。漕运的主要任务是把江淮诸道的财赋运往长安，畅通运河、保证漕运是唐代治邦兴国的基本国策。唐初始把东南财赋运输到长安，主要运道是：由东南往西北，自长江、淮河进入汴河、黄河，至东都含嘉仓，再陆运至陕（ 今河南陕县），继而陆运或水运至长安。唐代把隋朝各段运河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称为汴渠（ 汴河、汴水），邗沟、江南运河称为官河，永济渠仍依旧名。汴渠和官河最为重要，是唐朝廷的生命线。除原有运河外，从唐武德六年（623）至开元二十六年（738）明州设州这一年，为完善运河水系网络，又开凿了运渠、长丰渠、西渠、升原渠、沣水渠、新漕渠、湛渠、高泉渠、敷水渠、通利渠、伊娄河等十几条运河漕渠。开元初，洛阳以东实行“ 直运”，江南船民因不识各段河流水性，船行困难，风险高，间行陆路，费用高，时间长。开元十八年（730），京兆尹裴耀卿上奏《 漕议》，建议采取分段转输法和整理关中的漕运。后裴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改革漕运，实行转搬法，规定“ 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沿岸设仓，分段运输，大大提高了漕运效率。

作为区域性航道的浙东运河自此纳入全国运河网络体系，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为越州东境的发展和港口的崛起提供了极大的机遇。

来源：云贵高原生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