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清末诗人易顺鼎的一首《天桥曲》，道出了天桥一带曾经的热闹与繁华。天桥不仅存留了市井生活的烟火和喧闹，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拯救国家危亡、谋求民族解放的拼搏和牺牲。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清末诗人易顺鼎的一首《天桥曲》，道出了天桥一带曾经的热闹与繁华。天桥不仅存留了市井生活的烟火和喧闹，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拯救国家危亡、谋求民族解放的拼搏和牺牲。

老百姓买卖游乐场

天桥因桥得名。明清时期天子祭祀、巡幸、游猎必须经过这座石拱桥，故称天桥。但这座桥建于何年何月，已无史可考。

元、明及清代前期，天桥周边为一片沼泽地带。明成祖为祭祀天地山川，在正阳门外东南方建天地坛（今天坛）、西南方建山川坛（今先农坛）。皇帝祭祀出紫禁城经正阳门向南，走过的这条大街被人们称为“天街”。天街中段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水沟，为方便皇帝出行，就在水沟上建造了一座石桥。老百姓通常把天街视为龙脉，把正阳门视为龙头，把石桥视为龙鼻，把这条水沟视为龙须，故有“龙须沟”之称。明嘉靖时期，天桥已成为自正阳门经永定门出入北京的交通要道。

到了清代，龙须沟上的这座石桥不仅是皇帝祭天祭农的必经之路，也是去南海子游猎、阅兵的必过之桥。百姓过龙须沟时，一般要走天桥东、西两侧搭建的木板平桥。

清初，实行旗民分治政策，天桥一带人口骤然增加，逐渐热闹起来。道光、咸丰年间，小商小贩利用天坛及先农坛墙根，摆设浮摊，售卖杂货，因无须缴纳地租，逐渐发展成为市场。天街东侧一带为摊贩聚集地，西侧空地则成为各门艺人的游艺场。天桥地区五行八作兴起，三教九流会聚。

民国初年，聚居在东龙须沟的商贩被允许回到天桥以南大街两侧居住和经商。正阳门瓮城改造时，聚居在瓮城内的商户也被迁移到这里。随着人口增多、拓街开路，到20世纪30年代天桥彻底拆除。存在数百年的石桥不见了踪影，仅留下一个地名，出现了80多年“有名无桥”的现象，直到2013年天桥复建。当时，周边已然成为市民买卖、吃喝、听戏、看杂耍的消遣地，也成为北平市民社会的一个缩影。正如民俗学者齐如山在《天桥一览序》中所言：“天桥者，因北平下级民众会合憩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会风俗，一斑可见。”

邵飘萍英勇就义处

与丰富的民间娱乐、发达的商贸相比，天桥的刑场深埋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从清末民初开始，天桥即有刑场。老北京人曾将被砍头或枪毙的人叫作“上天桥啦”。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在天桥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轰动国内外。

邵飘萍，清光绪十二年（1886）生于浙江东阳，自幼才华横溢，大学时期就主张利用报刊唤醒民众。他曾被聘为上海《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并因报道中国即将对德宣战的独家新闻而声名远播。1918年10月，创办旨在“必使政府听命于民意”的独家报纸《京报》。邵飘萍主张《京报》应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锐利武器。他亲自手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京报》编辑室。“铁肩”承担社会公义，“辣手”书写社红会真相，勉励同人身处险恶政治环境要敢于秉笔直书、宣达民意。在他的主持下，《京报》针砭时弊、伸张正义，很快成为北京最有声望和影响的报纸之一。

为培养新闻人才，1918年，邵飘萍建议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设立新闻学研究会，他被聘为研究会导师，开设新闻学课程。当时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成为邵飘萍的一名忠实听众。毛泽东回湘后创办《湘江评论》等报刊，用其所学撰写时政稿件，激浊扬清。18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深情地回忆道：“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以《京报》为平台，刊发檄文，揭露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流的卖国行径，矛头直指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由此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北洋军阀政府遂以扰乱京师治安为罪名，下令缉捕邵飘萍并查封《京报》。迫于险恶局势，邵飘萍不得已东渡日本。

一年后，邵飘萍回国，《京报》复刊。1920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一直关注着这位热诚传播马列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青年报人，都同他交往密切。邵飘萍借助记者的特殊身份，通过政府机关、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等途径，为党组织获取大量重要信息，《京报》成为北京党组织的宣传舆论阵地。1925年春，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的秘密党员。坚持真理、匡扶正义，是邵飘萍办报的执着追求。他因抨击黑暗社会和腐败政府，多次遭到当局的通缉。1926年4月24日，他被奉系军阀逮捕。4月26日凌晨1时许，草草审讯后，邵飘萍就被定为“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宣判死刑。拂晓时分，他被绑赴天桥刑场。临刑前，邵飘萍从容地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英勇就义。

1978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罗章龙，在回忆北大新闻学研究318会的历史时，首次提到邵飘萍是一名秘密党员，由他和李大钊介绍入党。1986年8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邵飘萍于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邵飘萍牺牲60年后，其中共党员身份才被公之于世。

一二·九运动见证地

天桥还有一段抹不掉的红色记忆。1935年12月16日，一个戴着礼帽的年轻人，被人托起来站在第二路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这是美国记者斯诺在现场抓拍的一幅照片，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见证。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划“华北自治”，企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日寇步步紧逼，觊觎全中国；国民党当局屈从于侵略者的压力，步步退让，计划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整个华北危在旦夕。身处华北一线的北平人民尤感屈辱，爱国青年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于12月9日举行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

这天，阴云密布，朔风凛冽。清晨，北平古城在沉睡中被广大爱国学生唤醒，“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街头，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会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

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派秘书出来与学生会面，谎称他不在北平，有什么要求秘书可以代为转达。面对秘书的一味敷衍搪塞，同学们激愤难抑，大喊：“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上千人的学生队伍从新华门出发，沿着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游行。广大学生高呼“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停止内战，一致抗红日”等口号，游行示威。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爱国学生的抗日烈火是扑不灭的。当得知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北平学联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召开市民大会，把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一二·一六天桥集会上黄敬攀着电车向与会群众演讲

16日上午11时许，北平部分大中学校学生冲破军警层层封锁，会集到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有名学生爬上电车，大声演讲，高呼口号，广场上顿时口号声此起彼伏，城内外连成一片，声振寰宇。这一幕被在现场的斯诺拍了下来。市民大会结束后，1万多名爱国学生和市民从天桥出发，沿正阳门大街举行游行示威，再次遭到反动军警镇压，数十名学生被捕，受伤者达300余人。

在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从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抗日运动，许多地方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上海等地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深刻地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缅怀远逝的青春，追忆难忘的年华。当年革命先驱在天桥留下的奋斗足迹，已经成为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红色基因，更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增添了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辉煌。

文章引自：《北京老城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作者：北京市方志馆

来源：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