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话题总是能够勾起人们的兴趣，也存在过无数个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答案，其千门万户与千人千面也足以让人放弃寻求“终极答案”的欲望。而如果把问题题干缩小，比如说那些做出颠覆性成就的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特质，答案也许就会更具参考价值。
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显得桀骜不驯、积极进取、渴望叛逆与创新，又有的人似乎从小就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不愿质疑与冒险？
这个话题总是能够勾起人们的兴趣，也存在过无数个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答案，其千门万户与千人千面也足以让人放弃寻求“终极答案”的欲望。而如果把问题题干缩小，比如说那些做出颠覆性成就的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特质，答案也许就会更具参考价值。
从继承权说起：先天与后天，“命“与“运”
近年来，“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突然之间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论者从各个角度论证，个体的原生家庭会对这个人的一生产生决定且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诸如“原生家庭幸福会治愈一生”“用一生治愈原生家庭的不幸”的说法随处可见。
不少理论认为，原生家庭的因素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毕竟人生的头二十年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而在“原生家庭”之外，所谓“基因彩票”的理论也进一步证明，父母赋予孩子的基因同样会在一个人呱呱坠地之际就为他或她的一生写好了“源代码”。
而无论是“原生家庭”还是“基因彩票”，这些理论绝不是在鼓吹“先天决定论”，更不是赞同“人生来就不平等”与类似的丛林法则甚至是优生学理论，而是号召早已经过“自由、平等、博爱”洗礼的现代人，重新严肃审慎地认知这些先天因素的重要性。
先天的“命定”，重要性绝不在后天的“运势”之下。“基因彩票”称得上是“命定”，而“原生家庭”却介于“命定”与“运势”之间。所谓“养恩大于生恩”，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哪个家庭，但其生长发育的过程却是可塑造的。即便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他们经历感受的“原生家庭”也是不尽相同的。史上有不少流行的俗语就总结了类似现象，比如“龙生九子各不同”“老来子受宠”“长兄如父”的说法。
就出生次序而言，长子与幼子会在生长发育中得到特别的对待，人生历程也明显区别于其他兄弟姐妹。这当然是源于朴素的人性，也会继而形成种种偏好、风俗、习惯乃至法律。最为显而易见的是，世界各大文明都发展出了有关长子/幼子的独特风俗习惯，在继承法上也有相应的侧重与偏好。
“头生子献祭”，是东西初民都有过的习俗。以发源于近东地区的亚伯拉罕诸教（天启宗教）为例，宗教律法里就提到过“凡是头生的都要归神”，亚伯拉罕献祭长子以撒就是最著名的一段掌故。中国先秦时代典籍如《墨子》也记载了类似的“杀长子而食”的习俗，古人相信这种习俗有益于后面出生的孩子，也就是“宜弟”。
东西方的初民社会各自演化出要把长子杀掉的习俗，背后展现的是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向上天/上帝/诸神献祭头生子与第一批庄稼，之后的人丁与收成方能兴旺。
而在文明进步之后，“长子继承制”则慢慢浮现。长子最为年长也最为得力，天生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也顺理成章地逐渐化身为唯一继承人，在东方有嫡长子继承制，在西方则有日耳曼法，其目的都是以长子的力量来守护家族资源（土地与财产）的完整，杜绝家族内部不必要的继承权纠纷。
中国古代自西周之后逐渐形成的宗法制度，也在法律上肯定了长子尤其是嫡长子的地位。北宋学者张载《西铭》里的“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就以宗法制度的长幼次序比喻君臣关系的政治制度。“废长立幼”也往往被称为是“取乱之道”，在历朝历代均有相当之多的反面案例。
不过，统治阶级以嫡长子继承制来承续权力，编户齐民以降的万民则以诸子均分制来析分财产，同样是秦汉以降中国继承制度的鲜明特征。
同样地，“幼子继承制”“幼子守灶”也在边疆民族那里较为常见，长子需要外出开拓新的资源自立门户，幼子则得以继承父辈的财产，这与游牧或是渔猎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关。以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而言，“长子西征”与“幼子即位”演化为四大汗国与元朝，打造了中世纪的蒙古时代。
当然，以诸子均分制为代表的“均分继承制”在后世也渐渐成型，并成为今天世界主流的继承权模式。继承权只是出生次序影响一个人命运的显性特征。出生之际的长幼次序，对于一个人在家族中能够享受何种权利、又应当承担何种义务起着决定作用，而这些因长幼次序而带来的个人权责是否对等，同样可以极大地作用于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成长轨迹。
近代以来，学界也从其他角度入手，探讨了更多出生次序给人带来的种种隐性影响，“出生次序”也成为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细分学科。
阿德勒与出生次序理论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最早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位“个体心理学之父”提出，个人的“家庭结构”决定了可预测的个性特征。阿德勒在 1931 年写道：“家庭地位对个人的生活方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个人在家中的出生次序，对其人格与行为发展均有一定的影响。
阿德勒的理论认为，长子可以从父母那里博得更多的关注与宠爱，他们往往呈现出规则导向、严格律己、行事谨慎的性格特征，容易成长为负责任的领袖，思想也更倾向于墨守成规。作为对照的是，次子与出生次序居中的人则会成为家庭里的“和平使者”，因为他们需要调和长子与幼子之间的冲突。同时，次子与出生次序居中的人也更喜欢出风头，与长子抢夺父母的注意力与关爱。
阿德勒本人是家中次子，他以个人经验现身说法，认为次子比长子更有合作意识，并与长子存在某种“争宠”的竞争格局，“次子的成长就像参加竞赛，时时刻刻开足马力，持续发力赶超长子”。同时，父母将一部分注意力与关爱从长子那里转移到了次子身上，也会造成长子的危机感也即“黜位感”（dethroned），反过来型塑长子的性格特征。长子应对“黜位感”的方式往往是更积极地赶超父母，希望早日取代父母的地位，这也让长子会重视现有的法律与秩序，成为“渴求权力的保守派”。
而就幼子而言，阿德勒认为父母的育儿经验虽然已经丰富，但此时的父母也更为忙碌，对于幼子的培养更像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因此幼子也会表现得更加任性、自我中心、去责任化，思想上更趋向于天马行空，行为上更加自由随意，人际关系上则更依赖与邻家同龄小孩社交而非兄长。阿德勒师承弗洛伊德学派，他的“个体心理学”理论也因为研究视野的拓展而得以自立门户。
总结阿德勒的出生次序理论，长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责任感，次子的受关注度则较小也因此更为独立，幼子则会有更多的自由度也会更欠缺纪律性。
中国民间“老大憨，老二精，老小坏”的俗语与阿德勒的理论不无暗合之处，在西方文化传统里也不难找到不少对应之处：老成持重、死而后已的赫克托耳是长子，而风流不羁、惹祸上身的帕里斯则是次子；圣经故事里在埃及拜相的人是雅各的小儿子约瑟，后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也是居幼的摩西。
支持阿德勒理论的人认为这并不是巧合，半信史或是神话传说也是现实生活的映照。
长子继承制与近代英国社会
阿德勒的出生次序理论还只是基于经验性的观察，西方史上盛行的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为这个理论做了注脚。比起隐性或是方差较大的经验性观察，制度性的安排更能强化不同出生次序子女之间的性格与行为模式差异。
以英国而言，源于13世纪末的长子继承制在历经几百年演变之后，在16世纪与17世纪得到确认。1660年查理二世颁布使用权废除法，将所有土地都纳入可遗赠地产范畴，从而使长子继承制成为全国一体化的地产授受制度。
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长子继承制避免了家庭财产的平均分配，让家族财富得以世代传承，不至于因为平均析产而演变为中国式的“千年田，八百主”“富不过三代”现象。
爵位与遗产只能一代代地由长子完整继承，这让土地与财产不至于像“推恩令”式地分割消散，让大地产制始终在英国社会流行，保障了贵族的经济社会地位，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原始资本。
其次，长子继承制让其他诸子如果也想继承庞大遗产的话，就只能选择与其他只有女儿的贵族联姻，这也是从简·奥斯丁、狄更斯到英剧《唐顿庄园》等文学影视作品里的一大母题。
而对于那些无论如何都难以继承财产的幼子而言，他们只能到社会上去自己打拼，从事其他职业自食其力。常见的出路就有做牧师、参军、经商、学医或是研究学问，成为社会的多元力量，正如英国学者黑尔（M. Hare）总结的那样，“长子继承土地的习惯，使次子幼子们都去从事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正因为此，近代英国史上写满了“长子继承家业，幼子外出开拓”的情节。大量无法继承家业的次子幼子热衷从军改变命运，出海冒险去各大洲拓殖，“全球布武”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同时，也为自身找到了新的出路。
詹姆斯·库克船长，霍雷肖·纳尔逊，近代英国殖民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幼子次子将领”写成的，他们头衔上的“第一代”也昭示着以自身努力推动历史行程的印记。
英国的长子继承制直至1925年才在法律意义上废止，数百年以来的殖民史也见证了“幼子次子”们的力量，这一点在其他领域也都得到了一一验证，尤其是在科学领域。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长子继承制让出生次序对个体的影响由隐而显。德意志地区在史上也长期盛行类似的“一子继承制”（Anerbenrecht），这也是启发阿德勒“出生次序理论”的直接来源。
出生次序，五大人格维度与家庭结构
而在阿德勒之后的近百年来，学界对出生次序理论（birth order theory）也有不少实证研究。美国心理学家/科学史家弗兰克·苏洛威的著作《天生反叛：出生次序，家庭动态与创造力人生》一书，就是从对科学界人物的研究入手，力图验证出生次序理论的真伪，丰富出生次序理论的内涵。
苏洛威先是将五大人格维度（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与出生次序进行关联统计，研究一个人的出生次序会如何影响这五大维度：外向性，宜人性/对抗性，责任心，神经质，以及经验开放性。
苏洛威认为，出生次序与五大维度之间的关联性，本身是家庭结构或者说家庭动态关系（family dynamics）作用的结果。长幼尊卑、父辈期许与兄弟竞争，都会型塑出不同的性格。
苏洛威的统计显示，幼子更为外向，更具对抗性，更少责任心也更不神经质，而在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上尤胜一筹。相较于兄长，幼子更容易去探索非常规的思想、培养出离经叛道的兴趣。正因为他们不需要背负兄长身上的责任感与压力，也就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去从事创造性的职业，探索非主流的人生路径。以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容错率”与冗余度都要高上不少。
如此一来，长子就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职业、更具领袖气质，而幼子则更倾向于进军非传统的领域。家庭动态关系并不仅仅是兄弟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反映了更宽广的心理学模式，影响不同出生次序者对传统、权威、社会主流与世界的看法，进而左右他们长大成人之后的性格与行动。
天生反叛？科学史上的革命者们
苏洛威进一步提出，在科学研究上，幼子就呈现出叛逆与进取的特质，更相信眼见为实的经验，也更乐于提出自己开创性的新说。即便同样是科学家，长子科学家的研究就偏于保守，这一点在社科领域也同样适用，两者的对比犹如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那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科学革命，那些引领突破式创新的大人物里，有不少都在印证着苏洛威的理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是家中最小的儿子，长大之后却自述在青少年时期“只学到了拉丁语与愚蠢”。伏尔泰对两个哥哥的怨念也溢于言表，他在戏剧中设计了与两个哥哥的对话，长兄在伏尔泰笔下成了“一个严肃的傻瓜”“行为一丝不苟，呆板到发指”，二兄则是“活着就是取悦人，或被人取悦”。
纵观伏尔泰的一生，他对宗教教条、王权专制与社会成规都不以为然，展现出强烈的反叛性，一生颠沛流离而不改其志，而他对几个哥哥的评价也大致符合阿德勒提出的出生次序理论。宗教信仰虔诚的长兄是伏尔泰眼中的傻瓜，二兄的宜人性在伏尔泰笔下则成了一种讨厌的性格特质。
近代德国著名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与其哥哥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之间的对比则更鲜明。
在威廉的笔下，弟弟堪称是一个异类：“有时我会幻想自己能拥有弟弟的性格。他会抱怨生活沉闷，总体上他也善于自娱自乐。他永远闲不住，也总是在开玩笑……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兄弟相处，也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们却很少心念相通，我们的人格差异实在太大了。”
历史也记下了两人完全不同的生命历程。亚历山大踏上了全球旅行考察之路，在当时西方人未知的地理区域进行了长达四万英里的航行与跋涉，足迹遍布中美洲、南美洲与西伯利亚，成为震古烁今的伟大博物学家。
查尔斯·达尔文则更能体现这一点，因为他本人的生活经验与他提出的生物进化论，都能证明出生次序对个体性格与行为模式的影响。
达尔文本人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他自述与长他四岁的兄长的差异时如是说，“我们的思维与品位是如此迥异……以至于我并不认为我在智识上受他多少影响——还有我的姐姐同样如此，他们都有着非常不同的性格。”在达尔文的学说里，在竞争性环境里的“改变”“适应”“差异性需要”迫使生物不得不做出进化。
也是在此类似的情形下，出身幼子的达尔文的一生都更热爱冒险、倾向于拥抱直接经验，提出了惊天动地的生物进化论，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以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提到的“范式颠覆”而言，完成“范式颠覆”的科学家里竟然大多数都是出生次序靠后的小儿子，如果以重要性论的话这个比例甚至还会上升：哥白尼，达尔文，孟德尔，麦克斯韦，特斯拉，爱因斯坦。而其他的重要人物如伽利略与牛顿也并非长子而是独子。
苏洛威还研究了新兴理论的接受情况。即以争议最大的生物进化论而言，同样是出身幼子的科学家更倾向于相信达尔文石破天惊的理论，乃至不惜冒着悖逆传统而“社死”的风险。
近代以来中国人熟知的那位“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也是家中八个孩子的第七子，并不宽裕的童年迫使他早早辍学也早早脱离原生家庭，靠着勤奋自学与高度好奇心而成才。不难推知的是，赫胥黎的幼子身份与童年经历，确实对他后来的性格特征与学术观点有塑造之功。
推而广之，苏洛威在社会科学与政治领域也发现，宗教改革、法国革命与民权运动里的领导者与追随者也多有“幼子”身份，时隔四百年的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与美国民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都是家中次子。
苏洛威的总体结论是，兄弟姐妹可能注定要争夺父母的宠爱，但他们在自己家庭中采取的特殊策略是由他们成长的特定环境决定的。一般来说，长子往往比弟弟妹妹更自觉，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后盾，而幼子往往更合群、更外向、对经验更开放（从不服输的意义上来说）。
当然，“出生次序理论”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影响一个人性格特征与人生轨迹的因素可谓数不胜数，即便是在出生次序之外的“家庭成员关系”领域里，尚有年龄差距、性别、父母婚姻类型等多种因素。
也就是说，出生次序与性格特征之间仅仅存在相关性而非因果性。唯有在控制变量统计之后的误差范围之内，研究出生次序对性格特征的型塑作用才是有说服力的。
往大了说，从近代以来科学界的情况来看，次子更倾向于颠覆式创新，是一个有事实基础的归纳性结论；往小了说，出生次序理论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以在探讨个体性格心理的时候，多一条解释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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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兢
责编 陈斌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