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京剧：在守正中创新

摘要：京剧，作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国粹”，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更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追求。

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5年第11期

国粹京剧：在守正中创新

文—苏移

京剧，作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国粹”，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更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追求。

从清代中期的萌芽，到民国时期的繁荣，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传承与创新，京剧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反映着人民的心声。它以“唱、念、做、打”为核心，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融为一体，通过虚拟化的舞台表现和象征性的艺术手法，展现出超越现实的意境美，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京剧不仅是精湛技艺的展示，更是对民族精神与审美情趣的深刻诠释。

京剧的渊源及发展

京剧自清代形成以来，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从繁荣到变革的漫长历程，每一个阶段都反映了京剧与社会变迁的紧密联系，也展现了其不断适应时代需求符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旺盛生命力。

明清时期是中国戏曲的繁荣时代，地方剧种竞相发展，为京剧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明代中后期，昆曲成为主导剧种，其典雅的唱腔和精致的表演深受文人推崇。昆曲以“水磨调”著称，唱词讲究字正腔圆，表情细腻，身段传神，代表作《牡丹亭》至今传唱不衰。与此同时，弋阳腔等高腔戏曲在民间流行，其粗犷豪放的风格与昆曲形成南北对峙之势。清初，地方戏曲开始崛起，其中徽剧成为京剧形成的关键。徽剧起源于安徽，融合了弋阳腔与青阳腔的特点，发展出“二黄”声腔，其旋律柔和而富有表现力。此外，汉调（即西皮调）在清代传入北京，与徽剧交融，为京剧的音乐体系奠基。秦腔等西北剧种的加入，则为京剧注入了苍劲有力的特质。明清戏曲的多样性与流动性，为京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艺术基因。

京剧的正式形成始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这一年，徽剧“三庆班”进京为乾隆帝祝寿，开启了徽班北上的历史进程。当时，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戏曲艺人。徽班进京后，以其精湛的表演赢得观众喜爱，随后“四喜班”“春台班”等徽班相继北上。这些戏班并未固守传统，而是吸收汉调、秦腔、昆曲的元素，形成了以西皮和二黄为主的声腔体系。同时，北京的语言和文化也对徽剧产生影响，唱腔和念白逐渐融入京音京韵，促进了徽调京化。19世纪初，“皮黄戏”从地方戏曲中独立出来，被称为“京剧”。道光年间，程长庚等艺人规范了京剧的表演技艺，其老生表演以沉稳大气著称，被誉为“老生泰斗”。这一时期的京剧，既保留了徽剧的音乐根基，又融入了北京的文化特色，成为清代戏曲的主流，标志着一个全新艺术形式的诞生。

1.清代中期的成熟

京剧在清道光至咸丰年间（1821—1861）进入成熟期。这一时期，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被誉为“老生三杰”，他们以精湛的表演和规范的艺术手法奠定了京剧的基础。程长庚尤为突出，他擅演忠义英雄角色，如《战太平》中的花云，其嗓音洪亮、表演沉稳，为老生行当树立了标杆。与此同时，京剧的剧目和表演形式逐渐丰富，涵盖了历史剧、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如《群英会》《宇宙锋》等经典剧目相继问世。到了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京剧艺术日臻成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此时又出现了三位老生流派的代表人物，即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这一时期，京剧不仅成为宫廷娱乐的重要形式，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大戏班声名鹊起，奠定了京剧作为主流剧种的地位。

2.民国时期的繁荣与变革

民国时期（1912—1949）是京剧的黄金时代，也是其艺术创新的转折点，京剧表演流派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尽管战乱频仍，京剧仍以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民族情怀，成为凝聚民心的文化力量。如果说在此以前京剧的表演流派主要体现在老生行当上，那么到了此时，不仅老生表演流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麒麟童（周信芳）、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旦角表演艺术在王瑶卿开创的王派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出现了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净行演员出现了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此时期出现的表演流派，数量不仅比以前更多，表演水平也大大超过了以往，使京剧表演艺术更加光彩夺目。

3.新中国成立后的传承与创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京剧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改造戏曲从业者（改人）、戏曲剧目内容（改戏）以及戏曲管理体制（改制）的戏曲改革任务，使传统戏曲适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社会需求。“改人”聚焦于戏曲演员与从业者的思想改造和社会地位提升。传统戏曲艺人常被视为“戏子”，地位低下，戏改通过政治教育和职业培训，将其转变为“文艺工作者”，融入国家文化建设。“改戏”则针对剧目内容，剔除被认为“封建迷信”或“落后”的情节，注入革命主题与现代意识。剧目从民间娱乐转向宣传工具，既保留了艺术形式，又服务于人民群众。“改制”涉及组织管理层面的变革，建立剧团国有化、规范化体制，打破旧有的家族式传承与商业化运作模式，使戏曲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戏改的背景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折射出中国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调适与平衡。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在艺术创作上要解放思想，发扬学术民主，让各种艺术形式、风格自由发展。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在科学文化工作中，把政治思想问题与学术、艺术问题区分开来，鼓励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导下，京剧艺术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和发展，舞台面貌焕然一新，各行当、各流派异彩纷呈。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1955年，国家京剧院成立，汇集了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翁偶虹、范钧宏、阿甲、郑亦秋、刘吉典等一大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和剧作家、导演艺术家、作曲家、舞台美术家，组成了精英荟萃、实力雄厚的京剧艺术表演团体。70年来，剧院善于继承、长于借鉴、勇于创新，创编上演了600多部不同题材的优秀剧目，形成了思想鲜明、内涵丰富、艺术严谨、舞台清新、流派纷呈、阵容齐整的舞台艺术风格。经典代表剧目有《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野猪林》《白蛇传》《满江红》《谢瑶环》《大闹天宫》《春草闯堂》《文姬归汉》《三打祝家庄》《红灯记》《平原作战》《蝶恋花》等，赋予京剧新的生命力。近年来，剧院秉承“三并举”剧目方针，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优秀传统剧目，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编历史剧目，以优秀作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开创改编经典名剧、经典名著的“两改”创作思路，培根铸魂，守正创新。剧院陆续推出了《大漠苏武》《曙色紫禁城》《安国夫人》《江姐》《西安事变》《党的女儿》《红军故事》《风华正茂》《五女拜寿》《主角》《纳土归宋》《老阿姨》等新编和新创剧目，具有广泛影响，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京剧之所以被誉为“国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离不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体现在“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虚拟与写意结合的舞台表现之中，不仅展现了京剧的高度程式化和技艺性，更蕴含了中华民族对美的独特理解与表达。

1.“唱、念、做、打”的综合艺术

京剧的核心在于“唱、念、做、打”四种表演形式的有机结合，每一种形式都以独特的艺术语言传递情感与故事。“唱”是京剧的灵魂，以西皮和二黄两大声腔为主。西皮激昂高亢，适于表现豪迈或悲愤之情，如《空城计》中诸葛亮的慷慨陈词，唱腔中起伏跌宕的节奏令人振奋；二黄则低回婉转，擅于抒发深沉情感，如《西厢记》中崔莺莺的柔情悱恻，细腻的音调直击人心。演员需通过气息控制和腔调变化，将人物内心世界与剧情融为一体，形成“以声传情”的艺术效果。

“念”以韵白和京白为主，既是语言的艺术，也是表演的延伸。韵白讲究音韵和谐，如《武家坡》中的王宝钏在剧中有一段经典的韵白，用于表达她对丈夫薛平贵的思念之情；京白则贴近北京方言，朴实自然，如《龙凤呈祥》中刘备的念白，亲切中透着威严。这种语言美感不仅塑造了人物性格，也保留了汉语的音韵之美。

“做”是京剧表演的精髓，通过身段、手势和眼神传递角色的内心活动，如《失子惊疯》中胡氏在失子后疯癫奔走，脚步踉跄却又带有急切之感，通过快速而不规则的步伐，表现出她精神错乱、内心焦虑的状态；又如《拾玉镯》中孙玉姣通过细腻的动作表现穿针引线、刺绣、轰鸡、喂鸡的场景，以身段动作传达信息。做功的虚拟性要求演员以简驭繁，用程式化动作激发观众想象。

“打”则是武戏的亮点，将武术与艺术相融合。京剧武打注重节奏与美感，如《雁荡山》中惊险的武打场面，翻腾跳跃间紧张激烈，展现了力与美的和谐。这些程式化设计，使武打不仅是技巧的展示，更成为剧情推进的关键。

“唱、念、做、打”的综合性使京剧成为一门高度凝练的舞台艺术，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都经过精心设计，体现了演员的功底与艺术的精妙。

2.虚拟与写意的舞台表现

京剧的舞台呈现以虚拟与写意著称，这种表现手法突破了现实的局限，赋予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京剧舞台通常没有实景布景，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和简单的道具营造场景。例如，一根马鞭代表骑马，一张桌子可象征高山，演员通过步伐和身段模拟奔驰或攀登，如《挑滑车》中高宠的马战戏，仅凭身法便生动再现战场激斗。这种虚拟性不仅降低了舞台成本，更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表演本身，凸显了艺术的表现力。写意性则体现在京剧对意境的追求。如《贵妃醉酒》中杨玉环醉态的刻画，通过夸张的身段和缓慢的节奏，展现出“醉态可掬”的美感，既不过分写实，又充满诗意。京剧的道具也多具象征意义，如扇子既可代表风，又可象征门，简约中蕴含深意。这种虚拟与写意的结合，反映了中华文化“以少胜多”的审美哲学，使京剧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成为一种高雅的艺术体验。

3.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体现

京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是艺术技巧的展现，更是民族精神与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其通过剧目传递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怀和艺术追求；通过表演展现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品位，反映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哲学思想。

京剧的剧目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要义。京剧形成初期，其剧目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为揭露封建压迫，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反对民族侵略，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歌颂妇女的婚姻自主，反抗封建礼教；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歌颂正义秉公的清官。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人们对于戏剧艺术的社会功能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剧作家逐步深化主题思想，开始注重并着力于运用戏曲形式“借古喻今”或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突出抗争精神，显示并歌颂大众智慧和力量，以积极的是非观代替消极的宿命论观点。时至今日，褒扬家国情怀、忠孝节义，歌颂人民大众，传递向上向善正能量，反映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品格等多元精神的融合，使京剧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

京剧的审美情趣体现在其“程式化表演”与“意境美”的追求上。首先，京剧追求“意境美”，以简驭繁，形成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如《三岔口》的暗斗戏，舞台一片漆黑，仅凭演员的动作与音效营造紧张氛围，这种“留白”手法激发观众想象，体现了东方美学“虚实相生”的精髓。其次，京剧的程式化表演注重和谐与平衡。例如，“唱”中的音韵协调、“做”中的身段对称、“打”中的节奏掌控，无不体现出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剑舞，动作虽程式化，却柔中带刚，既有女性的柔美，又有诀别的刚烈，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此外，京剧对细节的精雕细琢也反映了审美情趣，如脸谱的色彩搭配、服饰的刺绣工艺，皆以精致见长。这种对美的极致追求，不仅是技艺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对生活艺术化的态度。京剧的审美还表现为对“韵味”的重视。无论是唱腔的抑扬顿挫，还是念白的节奏感，都以韵律为核心。如《拾玉镯》中孙玉姣的念白，俏皮中带着韵律，仿佛诗歌朗诵。这种韵味不仅悦耳，更通过节奏的变化传递情感，体现了中华文化对音韵美的偏爱。

京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不仅传承了民族的文化基因，还通过艺术形式弘扬了中华文明的价值与精神。封建社会，京剧是宫廷贵族与民间百姓共享的艺术形式，通过历史故事与道德剧目传播文化价值，如《空城计》中的智谋、《铡美案》中的正义。当代，京剧被纳入国家文化战略，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艺术形式，京剧的传承与发展更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其作用贯穿于历史与现实之中。

京剧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其历史渊源深厚，发展历程丰富多彩，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智慧与精神追求。从清代宫廷到现代舞台，京剧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行。作为国粹，京剧凝聚了历史的记忆，承载了文化的灵魂，不仅是技艺的巅峰，更是民族精神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京剧院以其国家级院团的地位，为京剧的保护、发展与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创作了经典剧目，培养了艺术人才，推动了国际化与现代化进程。

新时代新征程上，国家京剧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的重要回信精神，传承前辈名家优良传统，践行艺术为民，坚持崇德尚艺、守正创新，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为繁荣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