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稿件一旦录用将提供有
编者按：《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稿件一旦录用将提供有竞争力的稿费（单篇400-500元），并有机会参与CISS实习生项目和战略青年的后续活动。优秀稿件将推荐至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已有部分稿件被“中美聚焦”、澎湃新闻等转载。
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147篇文章，美国泛安全化政策在冷战时期初见苗头，冷战后不断深化。其通过话语叙事泛化国家安全议题，将众多非传统领域纳入其中，具有延长霸权、转移内部矛盾、打压对手等战略意图。但该政策在全球化时代得不偿失，若进一步推行将产生全球供应链受阻、破坏全球化进程、阻碍中美科技合作、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力、失去其盟友信任的效应，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龚筱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生
2024年11月24日，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为解决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将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表示上任后同时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加征25%的额外关税[1]。该行为是典型的美国采取泛安全化手段以应对霸权衰落的具体体现，然而，该行为反而加剧了美国的资源错配与全球化困境。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从气候变化、勒索软件、个人防护装备、关键矿产，到人工智能，现在一切议题都被描述为国家安全，如此一来，美国的国家安全将不再有优先事项[2]。”
泛安全化政策的核心之一是通过话语叙事来泛化国家安全议题，从而逐步实现所有情况的“武器化”。泛安全化与安全化的区别在于关注议题有所不同，前者关注传统安全议题，而后者则关注非传统安全。泛安全化对众多非安全化议题进行安全化建构，使安全的边界、范畴与维护安全的手段极度扩张，进而导致国家安全议程变得无所不包。
在相似性上，泛安全化与传统安全化在传导机制上相似，卢凌宇将美国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的传导机制勾勒为“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三阶段，与安全化的“问题描述—受众接受—诉诸紧急措施”三阶段相对应[3]。在第一个危机感知阶段，美国感知到崛起国对自身霸权的挑战，基于此确定后续手段和内容。美国在第二个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阶段，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通过公共言论、政策声明、媒体报道等话语叙事，对“威胁”进行定义并夸大。尤其在高新技术、信息流、供应链等领域，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通过广泛传播，让公众接受并默认这些“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例如，近年来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华为公司对5G网络构成的“安全隐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促成抵制华为设备的共识。在第三个泛安全化阶段，当“威胁”成功被公众认同后，美国政府便可以诉诸紧急措施，将其泛安全化政策付诸行动。这种紧急措施通常表现为对崛起国的制裁、限制政策或实施法律。例如，美国针对部分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限制措施，禁止特定技术和产品出口，并限制外国技术进口，以此“确保”国家安全。通过这种手段，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实现对其他国家和领域的控制与干涉。
美国泛安全化政策的表现
泛安全化在学界惯常指过度安全化，即“对于众多非安全化议题进行安全化建构，使安全的边界、范畴与维护安全的手段极度扩张，进而导致国家安全议程变得无所不包”[4]。美国泛安全化政策是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对抗与国家安全体系扩张的产物，并在冷战后借助单极霸权而持续深化。
冷战期间，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与意识形态对抗加剧，泛安全化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与实践策略逐渐显现其雏形。最早，美国以“杜鲁门主义”为标志，将意识形态竞争视为关乎生死存亡的安全问题，赋予经济、文化、科技等非传统领域以高度安全化的属性。此后，美国又将防务领域的安全问题延伸至经济、能源等领域。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泛安全化进程加剧。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将安全化议题从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张，包括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核扩散以及气候变化等，这些议题被逐步纳入国家安全议程，成为泛安全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小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反恐斗争拓展为涉及全球的安全化议程[5]。2011年，美国将网络空间列入国家安全威胁范围，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强化网络安全化建设[6]。2016年，奥巴马签署“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要求各政府部门在制定落实国家安全政策和计划时必须将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7]。2024年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发布《新的安全挑战报告》，进一步将气候变化、资源稀缺、传染病的蔓延、不平等武器化与身份认同纳入安全议题[8
美国泛安全化政策的战略意图
美国泛安全化政策的战略意图有以下三个考量：第一，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通过该手段延长霸权。霸权国的权力更替一般是由军事、经济领域的权力变化驱动，但为了防患于未然，霸权国会竭力避免自身在军事、经济层面受到挑战。美国出于对自身霸权地位的担忧，开始将“安全”的概念延伸至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试图避免崛起国影响其全球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将安全化的对象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对手扩展到了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家以及个人等多个行为体。
第二，塑造外部威胁，转移美国价值观崩裂的内部矛盾。美国的价值观正在面临冲击和挑战：一方面，美国以“宗教与文明”为突出表征的西方价值观逐渐和以“民主与资本主义”为表征的价值观存在混乱，难以塑造美国的内部团结。另一方面，美国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概念（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在当前肤色、宗教、族裔多样化的世界中不再是主流，文化多元才是当前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主流认同，这导致了美国民众身份认同危机[9]。为缓解这些内部矛盾，美国将目光转向外部，通过泛安全化政策塑造一系列‘外部威胁’，这种‘外部威胁’的塑造不仅体现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还延伸至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第三，打压竞争对手，加强本国产业链建设、强化供应链韧性、分散风险。美国政府对与其相关的技术出口和投资活动实施严格的监管与限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负责审查所有涉及外国实体的投资案，一旦发现其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便会限制或否决此类交易。例如，美国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控加强，禁止将相关技术出口至中国的企业，防止潜在竞争对手在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在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上，美国逐渐将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作为一项重要目标。美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方式，鼓励本土企业或盟国企业在本土或美国的盟友国家建立新的生产线。近年来，美国政府加强与日韩芯片制造方面的合作，以期形成一个与中国无关的芯片供应链，逐步建立一个远离中国的“清洁供应链”。
美国泛安全化政策的影响与展望
美国通过泛安全化政策试图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但这一策略在全球化时代显得得不偿失。美国不断将安全议题扩展至经济、科技、环境等领域。然而，这种“无所不包”的安全化逻辑不仅会削弱全球化的合作基础、加剧国际竞争，还会反噬美国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领导力。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可能采取更进一步的泛安全化措施。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继续将经贸问题与国家安全紧密挂钩，实施贸易保护主义。2025年6月3日，特朗普再次提出将进口钢铁和铝及其衍生制品的关税从25%提高至50%，声称该行为旨在应对"危害国家安全的非公平贸易行为"[10]。
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对华科技制裁[11]，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范围，限制中国获取美国的关键技术，并通过次级制裁施压其他国家，要求其与中国科技企业脱钩。美方在2025年5月结束的日内瓦经贸会谈后，又陆续新增出台多项对华歧视性限制措施，包括发布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指南、对第三方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设置障碍、停止对华芯片设计软件（EDA）销售、宣布撤销中国留学生签证等[12]。
第三，在军事领域，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对华军事威慑，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特朗普可能会强化“印太北约”构想，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军事合作，推动“印太战略”的深化。《韩国中央日报》2025年6月4日发文称在美日两国的战略主导下，印太地区正在逐步构建一个具有集体安全性质的区域性防务合作架构，被部分学者认为是“亚太版北约”。该报分析道，5月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及菲律宾四国国防部长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对试图通过胁迫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的严重关切”，这明显是直指中国[13]。
第四，在网络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对华网络攻击的防范，尤其是在关键基础设施和金融领域。特朗普可能会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限制中国企业在美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与自主发展。例如，中国5G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高度依赖先进半导体器件及核心组件的稳定供应，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对中国相关关键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或供应链中断，制约5G通信系统的部署进度与商业化进程。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其泛安全化相关政策的负面效应或将进一步显现：一方面，将导致国际经济和科技合作的碎片化，破坏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美国在多领域对抗中消耗资源，难以应对多重挑战。在全球化深度交织的今天，国家安全与国际合作并非零和博弈。
美国若继续泛安全化的政策路径，将贸易、投资、技术交流等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实施限制性政策，将导致：第一，全球供应链受阻，国际合作受限。第二，美国破坏全球化的基础，增加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第三，美国阻碍中美科技合作，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第四，美国陷入多线对抗，消耗大量资源，削弱其全球领导力；第五，盟友对美国政策的不满增加，国际社会对其信任度下降，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进程。正如《地缘政治风险与脱钩：来自美国出口管制的证据》报告早在2024年就指出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实体清单越长，受其影响的美国企业就越多。报告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造成相关美国企业营收平均下降8.6个百分点，息税前利润平均下降25个百分点，受出口管制措施影响的美国企业雇员总数量下降了7.1个百分点[16]。这种竞争态势对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不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也可能最终失去其盟友的信任。
结论
美国通过歪曲事实塑造外部威胁将只会制造焦虑与恐慌，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1]。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认为，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思考什么是真正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因素，美国将可能陷入一种“任何事情都必然做不好”的模式[12]。国际社会期待美国能够审慎调整政策，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问题，与其他国家携手应对21世纪的共同挑战。
来源：清华战略安全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