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秋季七月，他自平城启程前往盛乐、阴山。当年，拓跋部的始祖拓跋力微统率二十万兵马南下阴山，“迁移至定襄的盛乐”，开创了基业。阴山总能激起游牧民族内心的情感，北魏前期，帝王常常有巡视阴山的举动，孝文帝刚继承皇位、年纪还小的时候也来过两次。

公元494年，也就是北魏太和十八年，在迁都洛阳的当口，孝文帝反而动身北上巡视。

秋季七月，他自平城启程前往盛乐、阴山。当年，拓跋部的始祖拓跋力微统率二十万兵马南下阴山，“迁移至定襄的盛乐”，开创了基业。阴山总能激起游牧民族内心的情感，北魏前期，帝王常常有巡视阴山的举动，孝文帝刚继承皇位、年纪还小的时候也来过两次。

郦道元是这次北巡的随行人员。他于《水经注》里提及，孝文帝在讲武台对军队进行检阅，讲武台的东边，有孝文帝所立的讲武碑，讲武台的西边，一座较为华丽的行宫——广德殿，坐落在那光秃秃的山上。

随后，孝文帝持续向北进发，“癸丑日，前往怀朔镇。己未日，前往武川镇。辛酉日，前往抚冥镇。甲子日，前往柔玄镇”。这四个镇再加上沃野镇、怀荒镇，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六镇”。孝文帝每到一处，都帮扶老人、救济贫困，以此践行孝义，全然是一副汉人皇帝的行事风格。

旅程的最后一处目的地，是文明太后长眠之所——永固陵。

洛阳的宏大篇章缓缓开启，拓跋一族打算迁都并向东进发，以融入中原社会。平城、盛乐和四镇，都将化作过往的记忆。

从那之后，北魏的帝王很少前往北方巡视，即便有北巡之举，也再也没有踏入阴山范围。

▲北魏孝文帝。图片来源：影视剧画面

正光四年（523），距孝文帝将都城迁至洛阳仅仅过了30年，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发起叛乱，刹那间便在北方各地蔓延开来。

皇族大臣元渊上奏书分析动乱产生的缘由，提及了六镇的由来：“从前皇始年间把移防当作重要事务，精心挑选皇室宗亲与贤能之人，让他们持节前往镇守，还为其配备世家大族子弟，让他们拼死防御。”大致意思是，拓跋家族任用皇族中的有功之臣，让他们带领部落，驻守在某个地方。

在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期间，他战胜了各方敌手，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不管是哪个胡族建立起统治，都好似处于被中原汉人和其他胡族所包围的茫茫大海里，在人口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军事上的监管是不可或缺的。

那时，北方各地皆有胡族分布，拓跋一族每攻占一处地方，就会把顽强抵抗的部落迁移到某个军事据点，或者另外修筑城镇安置他们，由本族的功勋贵族率领其部落进行镇守。只有那些早早投降且顺从听话的部落，才有可能不被迁徙。

汉族人居住的区域，依旧以郡县制度作为主要治理模式。北魏任用汉族的豪门大族担任郡县的守宰，这些地方势力大多待在坞堡里。拓跋族的首领则带领他们的部落，占据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威慑中原地区。

依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结果，北魏时期的军镇总计有93个，分布于东北、漠南、河北、河东、关陇以及南边等地区。

在道武帝与明元帝在位期间，柔然迅速兴起并统一了漠北草原，成为拓跋氏的强劲对手。为抵御柔然的侵扰，北魏于阴山以北的辽阔草原上，相继设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这六个军镇。

神䴥二年（429），太武帝拓跋焘亲自统领大军向北讨伐柔然，取得了重大胜利，高车各个部落“先后向魏国投降的有三十多万落”。草原上的民族居住在穹庐里，“落”是他们基本的生活单元，有人觉得“落”等同于家、户，就算按照一落5人来计算，投降的人起码也有150多万。

同一年，这一批俘虏被转移到漠南地区。高车部落不太老实，有些人对魏军的压迫感到不满，打算逃回漠北。魏将刘洁与安原提议，趁着“河冰还未融化”，把这些人迁移到河西。在神䴥二年冬季到三年春季这段时间，北魏把高车部落三万多落迁移到河西，还让刘洁率领部队驻扎在“五原河北”，也就是后来怀朔镇西南不太远的地方；安原则在“悦拔城北”驻守，这里是沃野镇的前身，以此防止高车部落从凉州逃走。

六镇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管控这些胡族。胡人部落如同漫山遍野的牛羊，被圈养于漠南这片辽阔的土地，为北魏持续不断地提供兵源与财富。

在十六国时期，各个国家大多推行“胡汉分治”政策。统治者为了赢得胡族的忠心，准许他们保留部落组织。然而，当胡族踏入农耕地区后，就难以阻挡汉化的进程。发达的农业生产、丰饶的物产只是其中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中原的典章制度能让统治者以较低的成本，从百姓那里获取更多的财富。在战争期间，统治者没有精力关注社会治理，但一旦战事平息，就会终止军事化管理模式，解散部落，把众多胡族百姓纳入编户齐民体系。

身为编户齐民，要向官府缴纳赋税，响应征召去服徭役。不少胡族的部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不愿受到约束与剥削，所以极为抵触。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4），冀州刺史元遥打算给胡人登记户籍，“打算对他们征税，来补充军费”，胡人不愿意，便诬告元遥收受贿赂。御史下来调查，居然情况属实，元遥被革除官职。此后，元遥不停喊冤，宣武帝让相关部门重新审理此案，最终为元遥洗刷了冤屈。那时，北魏占领冀州已达百年，可汉化的进程依旧波折不断。

然而，高车人并不甘心接受统治，企图向北逃窜。北魏军队追上他们后，进行了一番屠杀，随后强迫他们迁移到内地。例如，在孝文帝延兴元年（471），沃野、统万镇的高车部落发动叛乱，最终部落被打散，他们被迁往河北各州，充任营户。营户指的是一种地位低于民户、隶属于军队的户口。这些人的命运与冀州胡人形成了强烈反差：高车人追求自由，以一种血腥的方式快速实现了汉化；而冀州胡人早早便臣服于北魏，反倒在更长时间里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

为震慑潜在的反抗力量，北部的六个军镇获得了“特殊待遇”，成为特殊区域。他们肩负着戍卫边疆的使命，能够保留家产以及游牧的习惯，无需解散部落。

▲拓跋焘。图片来源：影视剧画面

北魏在设立六镇的前后阶段，恰好处于统一北方的鼎盛时期。

神瑞二年（415），水灾和旱灾频繁发生，饥荒在北方地区大肆扩散。明元帝拓跋嗣打算把都城迁至邺城，以此来缓解粮食短缺的状况。出身于汉族高门世家的崔浩挺身而出表示反对，他的理由主要有：一旦迁都，天下容易滋生不忠之心，赫连勃勃和柔然会趁机发起进攻，届时云中、平城就有被攻陷的危险；暂时不迁都，就算太行山以东地区出现变乱，也能够派出轻骑兵迅速出击，进行打击。这就是“北攻南守”的策略。正是依据这样的战略，后来继位的太武帝拓跋焘击败大夏、消灭北凉、征伐吐谷浑、征讨高句丽……

由于具有游牧的特性，柔然常常在秋冬时节向南侵犯。北魏无需在“绵延两千多里”的漠南地区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队，只需在特定季节出动主力部队进行北伐。实际上，与其说没必要，不如说是漠南地区无法为一支大规模的常驻军队提供足够的物资。此外，北魏对柔然发起进攻，能够抢夺大量的战利品，进而缓解北镇的压力。崔浩曾说过：“朝廷中的大臣以及西北的守将，跟随陛下征战讨伐，向西灭掉了赫连，向北击败了蠕蠕，获得了众多美女和珍宝，马匹牲畜多得成群。南方各镇的将领听闻后心生羡慕，也想向南劫掠，以获取财物。”

▲崔浩的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后来，柔然因多次遭劫掠而心有余悸，只要北魏军队出动，便逃往漠北深处。北魏若出动主力去征讨柔然，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北魏只能通过长途运输物资、开展屯田等举措，保障六镇的物资供应，让六镇肩负起防御柔然的重任。这便是元渊提及的“昔皇始以移防为重”。

太和年间，高闾呈上奏章，提及“（柔然）擅长的是野外作战，不擅长的是攻城，要是用敌人不擅长的，来克制其擅长的，那么即便他们人数众多，也无法造成祸患”，并提议在六镇周边新修筑长城。这显然是汉人的思路。考古研究发现，从武川县北部到沽源县北部留存着北魏时期的长城，这表明高闾的建议最终得到了采纳。

高闾曾是崔浩的幕僚，对汉人典章制度颇为了解，十分清楚怎样借助帝国体制来集中、调配资源。太和十四年（490 年），他向孝文帝上书，在谈及六镇军民时表示：“打开云中、马城的粮食储备来赈济他们，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为边境效力……让幽、定、安、并四州的租粮，通过运输送到那里。”由此可见，幽、定、安、并四州是向六镇输送物资的主要区域。恰巧，北魏在各地废除了宗主督护制，推行三长制和均田制，开辟了众多财源。不难想象，众多刚刚获得土地的小农，转眼间就加入到转运的队伍中，用自己的血汗供养着边地的城民、镇兵和徙民。

毋庸置疑，南方或许存在着更为庞大的劳动力群体。

孝文帝刚即位时，北魏便在淮北地区发动战事。据史料记载，此次向南征伐时，军队将目标围困起来，历经数年才攻克，崤山以东的百姓都因征战戍守和物资转运而疲惫不堪。作为中军的羽林、虎贲部队持续往南方进发，由于战事紧迫，他们长期在当地驻守。“南方军事压力重、北方军事压力轻”的局面渐渐形成。

相较于北方，南方的战争更为激烈，物资消耗也成倍增加。其一，自孝文帝将都城迁至洛阳起，直至六镇起义的这30年间，萧梁频繁发起北伐行动，北魏与南朝仅有8年未爆发大规模战事。其二，南方水网纵横，地形复杂，不利于骑兵施展优势，使得野战的机会大幅减少，北魏因此陷入了消耗战的困境，可谓“每日耗费千金”。其三，新征服地区的民心尚未稳定，北魏向南推进得越远，就越需要储备粮食和驻扎军队。

河北堪称供应江淮物资的关键区域，有“国之资储，唯藉河北”的说法。前文提到的供应六镇的幽、定、安三州，同样位于河北。就当时的民众能力而言，根本无法同时保障两条供应线。除非南朝在极短时间内彻底失败，否则北魏只能着重加强往南方的物资运输，如此一来，六镇的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害。

孝文帝将都城迁至洛阳，绝不仅仅是因为对汉文化心生倾慕。随着城池作战的情况大幅增多，胡族骑兵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而擅长守城和攻城的汉人则获得了重用。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军费的支出，北魏必须掌握帝国运转的规则。可以说，中原地区始终在牵引着北魏，让其陷入汉家的逻辑之中，最终难以脱身。

从这个时候起，六镇便开始走向衰落。

六镇住着怎样的一群人呢？依照高欢的说法，他们是一群“背井离乡之人”。

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移民，乃至难民，都聚集到了这里。他们既不能前往北方，也不能去往南方，仿佛被牢牢固定在了漠南这片荒芜的草原上。

可把其划分成两类：一类为鲜卑贵族、归附部落、汉族豪强之类；另一类是高车、匈奴、吐谷浑等胡族。北魏能依靠的军事力量是前者；被监视的对象则是后者。

六镇的镇将大多由宗室勋贵出任，但他们并不在当地定居，其家族要么位于平城，要么身处洛阳。在六镇定居的军官家族，基本都是被迁移至此的，属于权贵阶层中的中下层，社会地位并不高。

在六镇中，出身颇为显贵的家族仅有独孤、贺兰、贺拔等寥寥几家。独孤、贺兰原本属于勋臣八姓，早年，道武帝战胜独孤和贺兰两部后，将其部落打散，致使这两部的势力急剧衰落。独孤信的祖父独孤俟尼是以“良家子”的身份去镇守武川镇的。到了他父亲独孤库者那一代，北魏才给予其家族“领民酋长”的地位，让他们“家传酋长之官”。

▲独孤信身为西魏“八柱国”成员之一。图片来源：影视剧画面

宇文泰的祖先本属于昌黎的南匈奴部落，后来融入了鲜卑族，称宇文部，历代都担任部落首领。宇文泰的高祖宇文陵曾任后燕的驸马都尉，被封为玄菟公。皇始二年（397 年），道武帝拓跋珪攻克了后燕的都城中山。宇文陵是顽强抵抗之人，直至决战落败，才带领五百名披甲骑兵向北魏投降。

除宇文泰家族之外，宇文部还有宇文福、宇文测等家族。宇文福的祖父宇文活拨曾担任后燕唐郡内史，被封为辽东公，其地位和宇文陵相当。不过，宇文活拨进入北魏后，北魏朝廷给予他“第一客”的政治优待。宇文测的祖父在北魏担任营州刺史，父亲担任武川镇将，官位十分显赫。宇文福和宇文测这两个家族应该是主动归降北魏的，并非像宇文陵那样因处境困窘才投降，所以赢得了拓跋氏的信任。

祖辈和父辈们的一个抉择，造就了两种大相径庭的命运。宇文泰随家族迁移到北地，担负起镇守边疆的重任；宇文福则成了河南洛阳人，跟随孝文帝四处征战；宇文测迎娶了宣武帝元恪的侄女阳平公主，尽享富贵荣耀。宇文福和宇文测虽然迁居到了中原，但他们能被称作背井离乡之人吗？

北方的贵族抵达洛阳之后，参与到汉人的贵族娱乐活动中。他们竭力让自身门阀化，和高门士大夫融为一体。

孝文帝极为看重门第婚姻，他规定宗室诸王的正妃必须出自“八族及清修之门”，还强行要求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迎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以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的女子为妃，此前他们所娶的女子，都降为妾室。

孝文帝在位期间，不少贵族对南迁一事持反对态度，然而鲜卑勋臣八姓中的于氏一族，却坚决地支持皇帝。于烈和于忠先后执掌禁军，于烈的侄女还被册立为宣武帝的皇后，家族地位十分尊崇。宣武帝的弟弟元愉，迎娶了于皇后的妹妹作为正妻。

不过，身为皇室成员的元愉是个深情之人。他爱上了并非出身名门的东郡杨氏女，期望能让这位心爱的女子成为自己的正妃。元愉心里清楚杨氏的门第不够高，兄长是不会认可她的，所以让杨氏冒充赵郡李氏的养女，以此改变出身。于皇后得知此事后，想为妹妹出气，把杨氏召进宫中，羞辱了她一番，还逼迫她出家做了尼姑。

后来，元愉起兵反叛，将杨氏册立为皇后，终是为自己的爱情正了名。只可惜元愉并非英雄豪杰，造反仅持续了一个多月，全家便都被擒获。在被押解的路上，元愉依旧与杨氏柔情缱绻，由此可见二人感情着实深厚。

于元愉之子元宝月的墓志当中，杨氏的郡望转而变为弘农杨氏。有意思的是，彼时在北魏政坛颇为活跃的杨播一族，自称“恒农华阴人”，本身就存在假冒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于北朝而言，近乎整个社会的上层人士都在乐此不疲地攀附祖先、假冒郡望。中古时代看似连贯无间的士族谱系，实则不知混入了多少不同来源的血脉。

北方六镇固然没办法参与这场门阀之间的博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对此满怀憧憬。就像高欢在权势显赫之后，对外宣称自己出自渤海高氏。唐太宗在位期间，高欢堂弟高岳的孙子高士廉负责编撰《氏族志》，这使得高欢的虚假身份得到了确认，甚至高欢这一支脉成了渤海高氏的中坚力量。又如李唐王朝假称自己源自陇西李氏的郡望，杨坚这一支则混入了弘农杨氏，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

然而在那个时候，这些人仅仅是一群落魄之人：势力已然式微的部落首领，毫无地位的部落头领，被迫向北魏投降的官员，诸如此类。他们祖祖辈辈受困于军镇制度之中，和走向门阀化的统治阶层之间的差距也日益增大。

设想一番，边地的武人在部落里生活，并且不能离开，难以接触到汉人的文化，平常也就是喜欢行侠仗义、乐善好施，所交往的都是镇上其他军官的晚辈。若想确立家族的权势，唯有与当地军官联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军镇内部构成了利益共同体，然而军镇和军镇之间却是相互割裂的。这为日后六镇义军的或联合或分裂埋下了隐患。

对于六镇武人来说，很难说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困苦、地位有多么卑微，毕竟他们还能够欺压那些如同牛羊般被圈禁在六镇的胡族部落。唯一让人感到郁闷的是，通往南方的通道正逐渐关闭。

▲宇文泰。图片来源：影视剧画面

公元503年，即景明四年，大臣源怀前往六镇巡查。彼时，北方地区连续多年遭受严重旱灾，百姓生活艰难困苦，不过，更为严峻的问题却是人为灾祸。

源怀察觉到六镇的军官凭借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在分配事务上有失公平，还欺压当地镇民。沃野镇的守将于祚是源怀的旧友，他的父亲于劲在朝中权势极大。源怀一到，于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迎接，然而源怀却不与他搭话，直接将他的官职罢免。怀朔镇将元尼须身为宗室大臣，同样和源怀交情匪浅。在一场酒宴上，他对源怀说道：“我的生死全由你掌控，你就网开一面吧。”源怀回应道：“今天来赴宴，是和老友叙旧；明天到了公堂之上，就开始揭发你的罪行。”

即便存在如此刚正的大臣，依旧难以撼动六镇的既得利益团体。漠南地区气候条件欠佳，经济产业以游牧为主，仅有河套区域具备耕种条件，物产并不丰富。随着大量物资运往南方，北方的六镇迅速陷入了贫困的境地。资源越是匮乏，人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就越发激烈。军人向上晋升没有途径，心里只盘算着如何聚敛钱财，进而使得行贿受贿之风盛行。仅沃野这一个镇，从镇将往下的大小官吏就多达八百余人，这比中原地区一个州的公职人员数量多出数倍还不止。各个家族想尽办法跻身官僚系统，不仅是为了骗取俸禄，更是为了获取权力，以此来剥削镇里的百姓。

胡族的普通民众缺乏权势，只能规规矩矩地提供兵员、财物和马匹，最终陷入了生存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位胡族首领站出来发起反抗，就能够引发巨大的动荡。

正光四年（523），柔然南下侵犯，“驱赶掳掠了两千良民，带着公私驿站的数十万马匹、牛羊向北逃窜”。这一举动直接破坏了六镇的经济，让底层镇民失去了生存的途径。

公元524年，即正光五年，匈奴首领破六韩拔陵率先发起反抗，成功占领沃野镇，由此开启了六镇起义的篇章。众多没有政治地位的胡族首领纷纷追随破六韩拔陵，其中主要是高车人和匈奴人。

起义军气势凶猛，六镇的豪强为了守护家园、保障自身利益，成为战斗意志最为坚定的力量。彼时，沃野、柔玄、抚冥、怀荒等镇已被攻克，起义军首领卫可孤率领军队向东进发，攻打怀朔和武川两镇。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在前方冲锋陷阵时，不小心从马上坠落，他的长子宇文颢赶忙前去营救，杀死了数十人，宇文肱这才得以逃脱，然而宇文颢却在战场上牺牲了。

随后，宇文肱在贺拔度拔的引领下，帮助怀朔镇的将领守卫城池。但是，卫可孤的庞大军队锐不可当，武川、怀朔两座城镇相继沦陷。与此同时，北魏的官方军队也被破六韩拔陵击败。正当起义军的势力极为强盛之际，贺拔度拔、贺拔胜、宇文肱等人偷袭并杀死了卫可孤，曾一度收复了怀朔。不久后，起义军展开反击，贺拔度拔遇害，贺拔胜、宇文肱往南方逃走。

公元525年（孝昌元年），柔然挥师南下，从武川向西进发至沃野，协助北魏镇压起义军。在柔然与北魏官军的两面夹攻之下，破六韩拔陵的主力部队战败，“先后投降归附的有二十万人”。

起义爆发之前，大臣李崇、元渊曾先后上奏，提议把六镇改设为州，让镇民转变为编户。很明显，他们察觉到了问题的关键：不管是镇民、酋帅，还是军官，都无法一直处于这种不规范的移民社会里。从一定程度来讲，向南迁徙是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进程。既然北魏政权决定进行转型，那么六镇就只能与中原社会相互融合。

六镇起义发生之后，元渊率领军队前去镇压，朝廷经过商议，决定采用之前的提议，派遣郦道元前往六镇把军镇改为州制。然而，因为起义军的进攻势头过于强劲，这项举措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六镇起义发生以后，“恒代以北的地区，全都沦为废墟”。要是让六镇的豪强以及投降被俘的人继续留在这个地方，肯定又会引发一场灾祸，只能把他们迁移到河北，分散到冀、定、瀛三州去获取食物。

六镇的豪强率领着部下前往河北，此前他们就已历经背井离乡的苦难，抵达后又和当地的大族争抢土地与资源。从生存的角度出发，他们不得不与曾经的对手、如今的降俘一同发起叛乱。

上谷地区，柔玄镇的士兵杜洛周起兵反叛；定州之处，怀朔镇的士兵鲜于修礼也举旗造反。鲜于修礼发动叛乱之际，宇文肱一家原本在博陵郡躲避灾祸，打算前往左人城投奔鲜于修礼。在路途中，他们遭遇定州官军的拦截攻击，宇文肱不幸战死，其部众也四处离散。家中众多女眷和孩童，被抓到了定州城。宇文泰逃进鲜于修礼的军队中，获取情报后，率领部队出击，成功救回了自己的家人。

杜洛周的部下中有许多武川镇的军人，怀朔军人高欢、段荣、蔡儁、尉景等人虽也身在杜洛周的军队里，却既没有担任任何官职，也未参与任何战事。后来，高欢对杜洛周的所作所为不满，便私下与段荣、蔡儁、尉景谋划杀掉杜洛周，计划失败后，他们转而投靠了葛荣。

鲜于修礼这一方人员构成较为繁杂，其中有怀朔镇的葛荣、可朱浑元，还有曾和六镇叛军激烈交战过的武川镇宇文肱家族，甚至还包括北魏官军统军毛普贤以及北魏大臣元叉的堂弟元洪业。所以，鲜于修礼的义军内部存在着诸多矛盾。最后，元洪业斩杀了鲜于修礼，葛荣又杀掉了元洪业。

公元528年，也就是武泰元年，葛荣将杜洛周的部属吞并，掌控了散布于河北地区的六镇豪帅与降户。

然而，葛荣对六镇军人心存疑虑，一直对他们有所防范。为稳固自身统治，他更愿意拉拢胡汉高门士族。他俘获崔巨伦后，“想让其担任黄门侍郎”；俘获杨愔后，“打算把女儿嫁给他”。这二人，一个出自博陵崔氏，一个来自弘农杨氏。反观六镇军人，很难跻身义军核心圈子。他们各自带领着自己的部众，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联合。对于这种状况，尔朱荣看得明明白白：“葛荣虽吞并了洛周，但威望和恩德尚未彰显，人员情况不同，局势是可以分化的。”

最为关键的是，起义军大多是为了生存而作战，饥荒就像一把利刃，始终高悬在各个部落头顶。葛荣依靠暴力且血腥的手段来获取粮食，这进一步激化了当地官民的反抗情绪，致使其在河北始终难以站稳脚跟。怪不得高欢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葛荣，转而投靠实力强大的尔朱荣。

同一年的九月，葛荣和尔朱荣在滏口（如今河北磁县西北）进行会战，起义军一交战就被击败。河北地区的暴动渐渐平息，尔朱荣成了一时的赢家。

▲尔朱荣。图片来源：影视剧画面

在整个六镇起义期间，存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失败者，而他或许距离成功仅仅一步之遥。这个人便是本文多次提及的广阳王元渊。

六镇起义发生后，元渊带领军队前往北方征讨，和六镇的豪强往来密切。那时，贺拔度拔、贺拔胜、宇文肱等人偷袭并杀死了卫可孤，接着度拔战死，贺拔胜投靠了元渊，担任帐内军主，很受器重。

后来，元渊联合柔然对义军形成夹击之势，打了一场大胜仗。当北魏打算把六镇的投降人员迁到河北时，元渊挺身而出表示反对：“这些人会再次沦为流民，灾祸和动乱恐怕会由此引发。”遗憾的是，朝廷并未采纳他的意见。

鲜于修礼起兵反叛后，朝廷重新启用元渊，委任他为大都督，去征讨叛军。然而，元渊的对手元徽向朝廷上书称：“广阳王让自己疼爱的儿子在外掌握兵权，其意图难以揣测。”胡太后于是派遣章武王元融随军出征，以此来监视元渊。

元渊向北进发，和鲜于修礼隔着漳水对峙，并不急于发起会战，而是着手离间起义军的成员。他离间的主要目标是朔州人毛普贤，这个人曾经担任恒州统军，是元渊的下属。果真，起义军内部爆发了冲突，葛荣借此机会取得了领导地位。

葛荣自行称帝后，将官军打得大败，章武王元融战死沙场，元渊随后朝着定州撤退。然而，定州刺史杨津“怀疑他心怀不轨”，拒绝让元渊进入城内。与此同时，朝廷中有官员向胡太后上书，指责元渊“徘徊不前，妄图谋取非分之位”。

朝廷察觉到元渊和六镇势力之间存在着难以言明的关联。彼时，贺拔胜正在元渊的军队里服役，和他关系不错的武川镇豪强宇文氏家族刚好在鲜于修礼的军队中。而且，元渊和毛普贤的关系本就令人起疑，说是互相离间，也有可能是暗中勾结。或许，在元渊和鲜于修礼隔岸对峙的时候，关于他可能谋逆的传言就已经沸沸扬扬了。

三天过后，元渊把部下聚集起来，商定在危急时刻彼此帮扶。都督毛谥察觉事情有异，赶忙告知杨津。不久，元渊对自己率领的部队失去掌控，只好带着心腹离开。可他并未朝着洛阳的方向行进，反倒朝东而去，最终被葛荣军的巡逻骑兵擒获。

奇怪的是，“贼人见到（元）深（也就是元渊），有不少表现出欣喜之情”，葛荣为树立威望，把他杀了。不难推断，起义军高层里有一些人对元渊表达了拥护之意，这才招致了葛荣的忌恨。

元渊离世后，“投降贼寇”的罪名被正式坐定。直至高欢掌权，广阳王家族获得平反，再度在政坛崭露头角。他们掩盖了元渊的野心，还把他的失败归咎于政敌的陷害。

倘若元渊的野心没有如此迅速地暴露，凭借他身为宗室的背景，再加上六镇豪强的拥护，其能够发挥出的能量会十分庞大，说不定之后就没有尔朱荣什么机会了。

然而历史终究无法假定，只有潜在的规律隐隐约约地呈现——元渊的失利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也就是说，六镇的武力虽然极为强大，可它终究得和已经成效显著的北魏典章制度相互融合，才能够开辟出全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北齐]魏收所著《魏书》，由北京的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

[唐]李延寿所著《北史》，由位于北京的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

唐长孺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于2011年由位于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

唐长孺所著《山居存稿》，于2011年由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中古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纂：《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五卷），中西书局，2015年

薛海波所著《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于202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牟发松所著《北魏军镇起源新探》发表于《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的初步探究——由谈起》，《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潘子正所著《两线物流的困境——关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新考察》，发表于2013年《史耘》第16期

何德章所著《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刊载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0年刊。

徐冲所著《元渊之死与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渊墓志为线索》，发表于《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