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9年，开弦弓村丝厂创办之后，曾被关注中国工业发展趋向的国际学者称为“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试验”，中国学者也确认“开弦弓丝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丝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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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开弦弓村丝厂创办之后，曾被关注中国工业发展趋向的国际学者称为“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试验”，中国学者也确认“开弦弓丝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丝厂”。

费孝通在1957

*文章节选自《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张冠生 著 三联书店2025-4）

晚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市开弦弓村（江村）石桥上

重访江村与科学体制

1936年8 月，费孝通结束初次江村调查时，留有遗憾。“要在有限定的时间中完成一个社区的研究是件极为难的事，很容易刚摸着头路，而已没有机会继续下去深入探讨。”

此后二十年里，抗战，内战，政权更替，土改，“三反”，批《武训传》，知识分子改造，院系调整，批俞平伯，批胡适，批胡风……一直处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政治运动中。再访江村、弥补遗憾的机会，不知在何时，似乎渺茫。

1956年初，悉尼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葛迪斯（W. R. Geddes）随团访华。他是费孝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后学校友，了解费孝通的学术成就，教授人类学课程一直在使用《江村经济》。他“经常在想，那里的人民后来怎样了？是不是在废墟上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农村？”。

葛迪斯在北京见到周恩来时，表示希望访问江村。周恩来答应了他。

这次会见，费孝通也在场。其后，费孝通和葛迪斯有过深谈，“在整整一个下午的深入讨论中”，葛迪斯说，费孝通“兴高采烈，深信不疑地为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处理方法辩护，并且热情歌颂当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他看来，我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自相矛盾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某些方面讲，那天下午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下午，特别是周围的气氛充满了受过灌输的一批人的千篇一律的思想，但是我毫不怀疑费孝通的真诚。固然，对各项具体政策，他可能是一个活跃的批评家，然而他坚定地赞同并支持中国规模宏大的发展计划赖以制定的那种哲学基础”。

5 月12 日，葛迪斯实现了访问江村的夙愿。据说，他“是第一个到这个村子来访问的欧洲人”。

葛迪斯利用这次调查机会写出了研究报告《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这是费孝通江村调查后二十年里人类学界描述这个村庄历史变化的第一部著作。

葛迪斯认为，类似《江村经济》这样的研究成果，“作为知识界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这是在强调追踪调查、对比研究的重要性。这说明，在葛迪斯看来，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既在于它作为既定社区社会生活的一个切片，提供观察了解途径，更在于它作为一个变迁过程的初始记录，为后续研究提供参照。

葛迪斯论证他的这个观点说：“在社会人类学形成时期所做的许多研究，其资料犹如分散的岛屿一般，彼此是孤立的。这些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实例，人们可以把这些实例作为基础来研究社会的一般理论。但是，如果研究都是孤立的，那么，对社会过程的了解无论是从实际知识的角度或从科学分析的角度来说，其作用都是有限的。有关具体地区的一些资料很快就会过时，它们只能提供关于变迁的可能性和原因方面的一些推测。因为每一具体地区的资料只能描述某一个时期的情况。然而，如果后来，同一个作者或其他作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继续以同样的精确性对同一个社会进行描述，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从不同阶段的比较就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的成果，其价值也就会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

葛迪斯表达学术洞见的同时，也在实践自己的主张，并在其学术实践中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科学合作精神。

在他看来，“重访江村”应该是社会人类学研究过程中迟早会发生的必然事件。这是从不同阶段社会实况的比较中观察变迁的需要，是揭示社会人类学可以成为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一个有效工具的需要。再次描述一个曾经被描述过的社区生活，呈现、分析其变化，也许只是“重访”意义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重访”可以上升为超越具体研究题目、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普适性方法，具有方法论价值。

葛迪斯认为，“如果费孝通能亲自重新调查这个农村，那是比较理想的”，但“费孝通的任务很重。虽然他对中国各地的发展情况，具有浓厚的政治兴趣，但民族学院的工作使他没有时间对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地方亲自进行深入的研究”。“自从二十年前他在那里进行调查以来，直至1956年底，费孝通没有再访问过这个村子”。

出于一个人类学者自觉的合作精神，葛迪斯把自己初访江村的调查看作费孝通1936年江村调查的继续。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题目下写的副题是“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一个“再”字，体现出葛迪斯的合作精神。

葛迪斯对开弦弓村的访问，成为费孝通重访江村的契机。

1957年4 月26 日到5 月16日，他和姐姐费达生一起重返开弦弓村，在村里住了二十天。费孝通记述进村时的情景说：

“我们的船刚进村栅，两岸已经传开了我们到达的消息。许多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叫着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拢来，握着她的手说：‘我们老是想念你，你怎么老是不来呀。你瞧，我已经老成这样了，你还是那样。’‘不，你们也还是那样。’真像姊妹们久别重逢。有些老年人也还记得我，笑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会认识了，你发福了。’乡亲们这样亲切，使我们感动得眼睛发酸。

“拉着手不肯放。说什么好呢？问大家生活吧：‘日子过得可好？’许多老婆婆抢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说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刚见面就讲这个，改天再谈吧。’接着问我们：‘你们老先生可好？’”

善意的乡亲岔开话题，费孝通却被“粮食”后边没有说出的话吸引住了。他熟悉家乡农民日常生活，熟悉乡亲们的语言交流方式和情绪表达习惯，包括微妙处的言传、会意。

河边看热闹的人群中，有很多孩子，也引起费孝通的注意。本该是学校上课时间，他们却聚在河边。费孝通问：“今天怎么不上学？”一位老人答：“哪里有钱念书，吃饭要紧。”即兴问答中，有当下农民生活状态的真实情况。

“粮食”后边的话被这位老人点了题，原来，这个“六百多户的村子里有不少人家感到了粮食有点紧张”。

老乡们散去后，农业社的干部向费孝通证实了这一点。

“解放”已八年，所谓剥削现象已消灭，农业合作化搞得如火如荼（开弦弓村已从互助组、合作社进入到高级社阶段），水稻单产从1936年的每亩平均350斤提高到1956年的559斤，村里每家平均分得的粮食又不少，怎么会让人觉得粮食紧张呢？又怎会闹得孩子们没有钱上学？

费孝通要证实这种情况的真实性。他悄悄找到1936年在村中做调查时照顾他生活的保姆。一坐下来，费孝通就被粮食问题包围了。他需要尽量准确而详尽地弄清从1936年到1956年间的实情及过程，从中寻找粮食紧张和孩子们没钱上学的原因。

二十天的时间里，费孝通多方找人了解情况，邀集老乡讨论，在不同意见中鉴别、还原真实情况。当时拍摄的费孝通重访江村的多幅照片，缭绕着当时气氛，细看人物表情，如闻乡音。

费孝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做调查，随他同去的几个助手也在高强度工作状态中。当时没有电灯，他们根据调查得来的数据打算盘，摇计算器，平均每晚用掉一斤灯油。在此过程中，费孝通对当时村民“粮食紧张”的缘故做出如下记录和分析：

去年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是559斤，虽则不能说很高，但是绝不能说低了。那么是不是留得少了？也不然。去年每人平均分到谷子547斤（其中有小部分是麦子和豆子），合米380多斤，应当说是够吃的。当然，够不够吃的标准原不是简单的。我们小小工作组里就有一位小伙子，他比我多吃三倍，……用这个标准计算当然不太合理，但可以说明如果大家放手吃起来，即使380多斤加一倍，一个人在一年里也满可以吃得完。

吃多少才够，一方面是营养问题，一方面也是习惯问题。习惯不同，各地认为足够的标准多少可以有些差别。因此，我们请了几位老乡一起来评，依他们多年的时间，怎样才算吃够了。我们得到的数字是男全劳力一人一月50 斤。女半劳力35 斤，十岁以下儿童20斤，婴儿不算。一家开伙，老少可以搭配。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儿童，每月是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人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这样看来，即以当地公认标准来说，现在留下的粮食应当是够的，但是也应当说，要满足这样的标准，并不宽裕；必须精打细算，……如果心中有数，把紧了吃，粮食就不至于紧张，如果放松些，很容易在青黄不接时就闹饥荒了。

费孝通重访江村之前，村里乡亲在吃粮问题上确实是放松了，所以出现“村子里有不少人家感到了粮食有点紧张”的情况。

中国农民一向克勤克俭，遵循老辈传下来的习惯，当地吃粮本不成问题。19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合作化高潮涌进江村，影响所致，也有了浮夸风的苗头。1956年，高级社成立，费孝通说：“农民们从田里回家谁都怀着兴奋的情绪，‘亩产700斤没问题’，接下去的口头禅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你想，如果一亩田真是一年收到700斤谷子，每家2000多斤的米是有把握的。放手吃吧。”

谁知天不遂人愿，8 月里，一场台风吹走了亩产700斤的预期收成，带来口粮紧张的后顾之忧。好在附近有些村子没有闹粮荒，有余粮可以调剂。可是，人家的粮食不能白送，要用钱买。这样一来，缺粮问题带出了另一个问题：缺钱。

农业里出的问题连带着副业出的问题。

费孝通1936年初访江村时就明白，村里农民种田，只是图个口粮，其他日常用度全靠副业。换句话说，吃饭靠种田，花钱靠副业。当时费孝通做过比较细致的估算，1936年前后，村民每年总收入中，四成半左右来自副业收入。

江村地处水乡，是历史上有名的生丝出产地，传统副业主要是养蚕、缫丝，家家户户都得了蚕桑之利。1930年代中期，村中所产蚕茧可供一个小型丝厂所需原料。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桑叶供应量减少，导致蚕桑业衰落。

据费孝通抽样调查，1936年，村中132户人家要养650张以上的蚕种。1956年，同样户数只养了130多张蚕种，相当于当年数量的两成。养蚕数量明显减少，从蚕桑中取得的副业收入自然也大为减少。这还只是养蚕。

过去江村的蚕农都有自家缫丝的本领和设备，都是要把蚕茧缫了丝才出卖，以获得缫丝过程中的利益。到费孝通重访江村的时候，蚕农已经不缫丝了，只是靠卖蚕茧换钱，这就又减少一层收入。

乡亲们为什么不缫丝了？

当年，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在村里帮助农民办起来的合作丝厂，对增加村民收入发生了实际效果。当时，进这个厂的有八十多个村民，每月固定拿工资。还有许多临时和零星工作，老人也可参加，零散的劳动力因此生钱，农民多了收入。

这样的小工业一边出产品，出利润，一边还能培养技术人才，像是一个设在村里的技术学校。当时向外输送的技工就有二十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相当一笔收入。同时，这个厂带有股份制性质，股东可按供给原料（茧和丝）和入股资金分红，避免了商人的盘剥，又使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润。

遗憾的是，沦陷期间，这个工厂被毁，直到费孝通重访江村，也没有得到恢复。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苏州丝厂需要人手，仅从开弦弓村就招去四十多个工人。

村民们念念不忘过去的工厂，但是按当时的国家政策，没有在村里重建工厂的可能性。村里没有工厂，没有机器，后一辈人也就没有了学习现代缫丝技术的机会，传统的土丝技术又被淘汰，养蚕的农民只好卖蚕茧了。

见微知著，面对眼前的江村实例，费孝通提出了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个普遍问题——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型丝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不但如此，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进农村技术改革的动力，许多屑物都是最好的原料，工农业在技术改进上都可以联系得起来。何况工业过分集中到城市里去，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当然，我从来就没有主张过把所有工业都分散到乡村里去。但是我至今还愿意肯定有些加工工业是可以分散，而且分散了，经济和技术上都有好处。丝厂只是一个例子。

“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这几年，似乎是农业社只搞农业，所有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里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我希望在农业社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如果领导部门觉得这种建议值得在实践里试验一下，在开弦弓恢复这个合作丝厂，我相信群众的积极性是一定很高的，而且我也愿意鼓励我的姊姊和一些专家们一起来提出具体方案的。”

1929年，开弦弓村丝厂创办之后，曾被关注中国工业发展趋向的国际学者称为“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试验”，中国学者也确认“开弦弓丝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丝厂”。

1957年，费孝通从改善农民生活出发，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基础需要出发，建议恢复当年那场“极有价值的试验”，并愿意提出具体方案。

对费孝通来说，这是他在1957年中就知识分子问题、恢复社会学问题公开发表文章之后的又一篇文章。熟悉费孝通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后期著述及影响的人，不难看出，这是他经历“思想改造”、初心不改、就民生福利和国家前途重提旧话，再次发声。

该文证实，费孝通对提高中国农民生活正途的认识，二十年前已有相当深度。他在新政权建立前夕说过的“忠实的对立面”，不是口惠，是知行合一，是真心合作，哪怕有风险。

费孝通重提“试验”，是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负责任的响应。他相信新的历史条件可能为中国带来乐观前景，其中有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服务民众的机会。

这位著名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他直率地批评“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的苟且心理、为政之道，温和质疑当年农村政策，提示“百家争鸣不应当停于揭露矛盾，还应当讲道理，出主意”，想办法，提方案，这是对“双百方针”极为重要、迄今未得充分评价的思想贡献。

费孝通以充沛的务实精神表达观点：“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了，而是怎样更顺利的在这条大家已经选择定了的道路上前进。问题这样提出来，就要求我们去观察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和怎样消除这些障碍。只看见障碍而不看见道路是不对的，但是只看见道路而不注意障碍也是不好的。”

这段文字，费孝通写在《重访江村》第一小节，可见“忠实”，可见清醒。该文既揭露矛盾，又讲出道理，提出办法。在1957年的鸣放中，是十分富于建设性和非常温和的声音。

1957年6 月1 日，《人民日报》第4 版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和“提出了有关农村建设的意见”的消息。“费孝通在开弦弓村‘下马看花’”题下，有黑体字提要——“他说：这个村的农业总产量比20 年前增加了60%，但副业产值低40%。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

费孝通的看法，可以在《毛泽东选集》中找到共识。1956年，毛泽东为《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写按语说，“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农村副业，就全国来说，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最为直接和明显的事实，就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四十多年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仍是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核心议题。

费孝通在1957年冒着风险提出这问题，如能被决策层及时认真考虑，善莫大焉。由于历史陡然转向，正在《新观察》连载的《重访江村》长文被迫中断。作者希望消除农村发展障碍的努力，迅即淹没在反右运动中。他被指责“恶意宣传农民收入减少”，“在副业生产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恶毒的指责人民政府忽视了副业生产”，“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

费孝通很难理解这些颠倒黑白的事情。当时这些帽子确实扣到了他头上。

1948年，在相近问题上，费孝通说“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能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

1987年，在一次少有的直率交谈中，费孝通回忆当时情况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我写过的一切东西中找出一些内容来批判。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都起来批判和谴责我。他们都出来抨击我。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我发现自己被孤立了。我失去了社会地位、失去了工作的意义。”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中的费先生塑像。背景是该馆主体建筑（张冠生 摄影）

“科学体制”问题，是费孝通在1957年积极参与国是讨论的又一个题目。

当时，科学体制问题被科学界广泛关注、热烈讨论。人们讨论的热情，和他们在1956年6 月13日《人民日报》上读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有直接关系。

该文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

“百家争鸣”象征的学术天地，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国。民盟中央主办的《争鸣》月刊邀请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在1957年4 月5日开座谈会。会议由千家驹和曾昭抡主持。张景钺、钱端升、李宗恩、钱学森、童第周、曾昭抡、褚圣麟、吴景超、马大猷、孙渠、陈士骅、张维、翦伯赞、费孝通、钱伟长等在会上发言（其中后六人系书面发言）。

费孝通说：“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是怎样发挥许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问题。我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关键还是在我们怎样对待旧的社会科学。这个态度问题不解决，那些过去搞过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还是发挥不出来的。”“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谈得到真正对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团结改造工作。这是发展社会科学的第一步，是起码的一步。”

6 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召集民盟部分知名学者，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会，讨论时局。与会者有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和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等。李文宜说：“座谈时大家忧心忡忡，说有的学校学生要求党委退出学校，而校党委听之任之，似乎已经瘫痪，已无力控制学生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策略），认为民盟的教授们有责任帮助党劝阻学生不要闹事，以免发生小匈牙利事件。”

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这次会议被视为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史称“六教授会议”。这个会议本意是为执政党分忧，却被诬为“向党进攻”的黑会，成了当时形势急剧转折的一个关节，甚至成了一根导火索。费孝通在此后反右高潮中成为挨批最多、最重的人物之一。

早在“六教授会议”二十天之前，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评论员文章，已做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判断，并考虑反右斗争的步调与时机。从此后一系列起到定调作用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喻为“引蛇出洞”的策略。

5 月15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事情正在起变化》原来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毛泽东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改了题目，“在其上方加写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的字样，题下加写了说明：‘（此文可登党刊，但不公开发表。此文是五月中旬写的）。……6 月12日，此文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在右上角‘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后加写了以下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

5 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时又说：“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6 月6 日，即“六教授会议”当天，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说：“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谈到上述《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说：“照这个指示所表明的意图，公开转入反右派斗争，是6 月15日左右之后的某一天。这一转变却是提前到来了。提前的原因，也就是6 月6日这一天，发生了另外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这一天，章伯钧邀集了民主同盟六位教授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因此载入史册。费孝通很可能因参加此会和此前发表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重访江村》等文章成了全国最著名“右派”人物之一。

反右运动突然改变了当时的社会气氛。费孝通从此进入与前半生完全不同的时期。一夜间，他从一个有名望、有代表性、受尊敬、身兼要职的知识分子，掉进一个无从挣扎的泥潭，成了必须接受公开批判的人，在一个接一个会议上被当面痛斥。

民盟中央的会议、民盟北京市委的会议、国务院专家局的会议、中央民族学院的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

费孝通说：“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这种经验。群众攻击！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在一周之中！”

对于费孝通，那些态度激烈、言辞尖锐、无所不用其极的批判，迫使他在狂乱喧嚣中低头。对他构成更大精神压力的，恐怕还是“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

所有批判者都说他错了，说他反动、有罪，费孝通本人也在轮番批判中陷入思想混乱。他说：“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了，错了，错了，你怎么能站得住？一定是有某些错误！”

对于某些人的批判，费孝通当然清楚，他们的声讨不过是个人攻击。有人和费孝通在学术的长期竞争中一直落后，可以借机会把个人嫉妒转化为公众场合的言论攻击，抬高自己，释放学术上长期以来己不如人的心理压力与忌恨情绪。同时，费孝通也清楚，“某些人”之外，更多的人与他素无恩怨，没有竞争，诸如同行、同事、助手、学生，他们也在说他错了，说他反动、有罪，这使费孝通无法不去认真检讨自己有哪些罪与错。

1957年7 月13 日下午，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费孝通以“向人民伏罪”为题做大会发言，不得不做自我批判。在历数自己十几项“罪行”之后，他说：“为什么我会犯下这样大罪？……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让我勇敢地投入这个门，走上生路，彻底改造自己，创造向人民赎罪的机会。”

多年后回首前尘，费孝通承认：“这些是混乱的头脑的产物。”“我真是混乱了！”“确实如此，我的思想很混乱。”

混乱的心境，泰山压顶般的政治帽子，几分自我反省的真诚，加上“不可抗拒的压力”，费孝通从“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里走出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度过1957年的严酷之夏、萧瑟之秋和凋零之冬。

“大跃进”高潮即将到来，浮夸风将吹遍中国城乡，费孝通此时陷入被迫的沉默。

1957年5 月31 日，费孝通曾在《“早春”前后》一文结语处说：“‘早春’之后，来日方长，暂时说到这里吧。”一语成谶，“来日”之“长”，是在二十多年之后。

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

张冠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4

ISBN：9787108079824 定价：79.00元

一本呈现费孝通独特一生的传记。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其《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等著述已成为经典学术著作，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全书把费孝通近百年人生分三个时段：第一个为1910—1949年，是他成长、留学与以学术扬名海内外的黄金时段；第二个为1949—1978年，费孝通从清华园到西柏坡，接受全国院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期间参与主持国家“民族识别工作”，在西部许多少数民族当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带动和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学研究者，在学界提出与解决了许多学术和现实问题。但这段时期内，也被中断了个人的学术生命。第三个为1978—2005年，费迎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同时也是他政务最为繁忙时期。

全书写出了一辈子以“秀才”自居的费孝通，在为人为学为政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眼睛总是看着世界和中国，心里装着学术、学生与百姓，他的一生是志在学术、志在富民、志在国家天下认同的一生。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 记录整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5

ISBN：9787108064165 定价：88.00元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时间段为1993—2000年，为张冠生跟随费孝通时，亲笔记下了费老当时的一言一行；第二部分的时间段为1981—1999年，为费老生前陆续交张保存的一些谈话录资料，不是张在现场记录整理出来的文字，但亦为费的“晚年谈话”，具有史料价值。

全书费的语言简淡而意蕴深远，真实地记录了费于近二十年时间内，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大江南北、老少边穷之地，他的足迹遍布除西藏与台湾外的全国各地。可这一切不是流于表面的官员视察，而是真真切切的调查，并希翼从中找问题、想办法，为老百姓找出路，真实呈现这位大知识分子救民济世的赤子情怀。

全书还记录了费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历史的纠葛、对于中国农民问题、对于中国文化如何自觉的思考，对于学术生命的延续、做学问与做人，以及对于反右、“文革”等问题的独特思考。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为少见的具有自己学术理论语言的学者，他在官与学之间的经历也给他的谈话带来许多值得后人认真思考的空间。此书即为这样一本充满费氏语言特色、令人捧卷深思的著作。

费孝通作品精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11

ISBN：9787108069832 定价：935.00元

精选费孝通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凡12种，三百余万字，涉及农村农民问题、边区民族问题、文明文化问题、世界观察、学术反思等多个层面。其中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中国士绅》《行行重行行》等有关中国乡村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特质及其现代转型的经典论述；费老一生关怀不辍的民族学研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晚年的文化文明论述与学术反思《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师承·补课·治学》；《留英记》《美国与美国人》是从跨文化与比较人类学的视野对西方世界的观察剖析，其中《美国人的性格》被称为《乡土中国》的姊妹篇；《茧》则是近期发现的作者1936年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为首次翻译出版，对于理解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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