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寇伟退休两年后仍被查,其腐败行为贯穿任职华能集团、国家电网、中国大唐等能源央企期间,问题涉及侵吞公共财物、权钱交易、滥用职权致国家利益重大损失等多方面。
能源、金融、烟草、医药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频发,权力、资金、资源三重密集的国企正成为系统性腐败的温床。
6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报:中国大唐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寇伟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通报中“靠能源吃能源”的表述格外醒目。
寇伟退休两年后仍被查,其腐败行为贯穿任职华能集团、国家电网、中国大唐等能源央企期间,问题涉及侵吞公共财物、权钱交易、滥用职权致国家利益重大损失等多方面。
寇伟案只是2024年能源领域落马的60余名干部之一。在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中,金融领域1.7万人、国有企业9.4万人、医药领域6万人的查处数据,揭示了重点领域已成为腐败重灾区。
01 能源巨蠹,寇伟案揭示触目惊心的权力腐败
2024年12月21日,已退休两年的寇伟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位曾在国家电网提出“三型两网”战略的能源高管,最终倒在了自己编织的权力网络中。
调查发现,寇伟的问题可谓 “五毒俱全”:他丧失理想信念,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出入私人会所;在人事安排上为他人谋利;违规经商并搞权色交易;更肆无忌惮地侵吞巨额公共财物。
尤为恶劣的是,寇伟在退休后仍“退而不休”,利用自己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靠能源吃能源”,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他通过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渠道进行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其肆意决策和滥用职权最终导致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寇伟并非孤例。2024年能源系统反腐风暴中,中国石油原董事长王宜林、南方电网原纪检监察组组长龙飞、中国海油原总经理李勇等多名中管干部相继落马。
02 制度漏洞,国企已成系统性腐败重灾区
国有企业身处经济建设最前沿,掌握大量资源资金,历来是 “围猎”与“被围猎”的重灾区。 当前国企腐败呈现出系统性、隐蔽性和持续性三大特征,暴露出深层次治理危机。
“靠企吃企” 成为国企腐败的典型模式。云南省交投集团原项目经理米雄斌将行业“潜规则”带入国企管理,向劳务队伍老板索要钱财,最终导致国有资产超付款2000余万元。
该集团原督查督导员胡宝贵在工程项目中既当“组织员”又当“运动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达953.62万元。
腐败手法不断翻新升级。华润山西医药原总经理张红林成立3家“马甲”公司,通过低价采购、高价销售给关联企业赚取差价;国电成都金堂发电原总经理刘兴伟则按吨收取煤炭业务好处费,形成长期腐败模式。
更有甚者,福建龙岩交通发展集团原副总经理陈烽在项目考察中走马观花,放弃监管职责,在未履行集体决策程序情况下签订贸易合同,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制度漏洞为腐败滋生提供土壤。云南省交投集团纪委发现,下属公司监督力量薄弱,“三重一大”决策流于形式,某些制度“表面上执行,实际上虚假材料摞得整整齐齐”。
工程项目建设交易链条长、投入资金大、利益关联度高,成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高发领域。
03 全球反腐,各国“雷霆手段”与中国治理新路径
面对国企腐败这一全球性难题,各国通过严厉惩处、制度创新和国际协作探索出多样化的治理路径:
新加坡对贪腐“零容忍”。2019年,中铁隧道局新加坡分公司原总经理奚正兵因向新加坡公职人员行贿22万新加坡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新加坡的严格执法警示:跨国腐败同样难逃法网。
巴西展现反腐决心。2016年,巴西最大工程公司奥德布雷希特集团前总裁马塞洛·奥德布雷希特因卷入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被判处19年4个月重刑。此案显示,即便在废除死刑的巴西,腐败犯罪也会面临顶格惩处。
南非追赃挽损成效显著。瑞典瑞士ABB集团因在南非Kusile电站项目中通过腐败手段获取超额利润,最终被迫退还15.6亿兰特(约6.74亿人民币)给南非国家电力公司。这一案例展示了国际追赃的威慑力。
中国正构建“三不腐”长效机制: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湖南省纪委监委开展靠企吃企专项整治,严查“影子股东”“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福建龙岩推行“室组企”联动监督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云南省交投集团通过案件推动完善制度,建立劳务招募“一随机三公开”机制,制定**58项规章制度**,向下属企业选派105名外部董事强化监督。
培育“不想腐”的自觉。新余市仙女湖区纪委将领导干部及其近亲属信息录入廉政档案系统,2024年国企开展警示教育21次覆盖561人次,筑牢思想防线。
中央纪委强调“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攻”的策略,要求对重点领域“一项一项盯住抓”,深化金融、国企、能源等关键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从领域治理向全域治理拓展。
南非特别调查局2024年底成功追回瑞典瑞士ABB集团在电站项目中的15亿兰特腐败赃款;巴西对石油腐败案高管判处最高19年重刑。
这些案例证明,跨国腐败同样难逃法网。随着中国在云南交投等国企推行 “三重一大”决策清单、向下属企业派驻105名外部董事等制度创新,
以及将大数据监督嵌入国有资产监管全流程,一条融合国际经验与中国智慧的国企反腐新路正在形成——唯有让蛀虫无处藏身,方能让国企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而非“提款机”。
来源:江雨朦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