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讲好修志故事，彰显方志情怀，2025年3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的公开发行期刊《巴蜀史志》面向社会各界开展“四川地方志与我”征文活动。活动开展以来，省内外史志专家、文化学者、文史爱好者，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讲述个人关心修志事业、参与修志实践、坚守志者初心的
编者按：为讲好修志故事，彰显方志情怀，2025年3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的公开发行期刊《巴蜀史志》面向社会各界开展“四川地方志与我”征文活动。活动开展以来，省内外史志专家、文化学者、文史爱好者，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讲述个人关心修志事业、参与修志实践、坚守志者初心的感人故事，以自身感受追溯介绍个人如何与四川地方志相识结缘、四川地方志对其本人的深刻影响；从自身视角深情感慨这些年四川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变化、四川地方志影响力的持续扩大，抒发对修志工作的深厚情感，展现四川方志人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为国为民情怀。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官方微信“方志四川”将陆续发布“四川地方志与我”优秀征文作品，以飨读者。
方志与我：从笔尖到心间
陈世松
2024年5月的一天，初夏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轻柔地洒进书房。我坐在案前，摊开刚出版的《四川客家志》（新华出版社2023年12月版）样书，指间弥漫着淡淡的墨香。看着这部沉甸甸的大型客家文化地方志书，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与地方志结缘的往事像喷泉一样，在我脑海中不断涌出。
《四川客家志》（陈世松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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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方志
“老省志人”的精神风采
我今年85岁了，是“文化大革命”前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1978年秋，按照国家政策，我从成都市龙泉驿区归队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专业研究工作。当时，历史所是由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历史研究室和地方史研究室合并而成。历史研究室大多是像我这样新调入的研究人员，而地方史研究室则是由20世纪60年代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的留守人员组成，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老省志人”。
调入省社科院前，我通过四川大学历史系李润苍老师的引荐，认识了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的张至皋老师。调入省社科院后，因我住在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留守人员工作的院子（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社科院第1至6栋宿舍区）里，所以有更多机会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川省志》的老编辑们接触交流，与蒲孝荣、张至皋、鲁子健、张力、曾少敏、温贤美、尹向前、肖波、马宣伟等老师都并肩战斗过。
刚到地方史研究室时，我对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一无所知。我曾天真地以为：“《四川省志》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记述上限，与我所从事的元史研究没多大关系。”所以对保管组保存的案卷资料根本不关心，一次都没去过。
1960年6月9日《四川日报》关于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成立的报道（秦茂菡 摄于四川方志文化交流中心）
直到有一天，资料保管员、离休干部李咸宁老师提醒我，她保管的资料库里有很多1840年以前的资料，让我去看看。果然，我在《文物志》和《民族志》卷中，翻阅、抄录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比如在《文物志·元代铭刻》里，有一通《成都万户府记》（残碑文字），对理解元代镇戍制度非常重要，可我查遍文献都没记载。后来经四川省博物馆（2009年3月更名为四川博物院）核查，这碑早已不在。我抄录的这条资料，成了珍贵的孤证，后来我把它写进《四川通史》第五册。从那时起，我就真切感受到《四川省志》编委会收藏案卷资料的史料价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10月，川委发〔1981〕70号文件宣布成立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志编委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四川省志》编修工作重新启动。随着重修地方志提上日程，原由资料保管组保管的《四川省志》案卷资料，陆续移交给各厅局承编机构。那段时间，哲研所大院里，车来车往、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都是来接收省志案卷资料的。趁着移交的间隙，我联络历史室杨伟立、王纲、贾大泉等同志，赶紧抄录一些案卷的资料目录，复印了不少资料。在翻阅《教育志》案卷资料时，我发现里面的很多资料是从民国各种报刊上抄录的，真实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各地的教育发展状况，非常有参考价值。这让我更加钦佩“老省志人”，他们搜集资料的功夫真深，形成的案卷资料又系统又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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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方志
方志培训带来的成长帮助
省志编委会恢复成立后，省社科院部分同志调入省志编委会。在历史所担任副所长的蒲孝荣老师，调入省志编委会后担任总编，开始指导全省首轮志书编修工作。随着修志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修志队伍迅速壮大，人才培训成了当务之急。于是，省志编委会开始筹备四川省第一届地方志培训班。
省志编委会成立后，省社科院历史所相应调整内部机构，成立古代史、近现代史和资料室3个研究室。当时，我从历史室主任转任古代史室主任，得知举办四川省第一届地方志培训班，我和近现代史室的张志皋老师商量，觉得历史所应以服务全省修志大局为重，凭借“老省志人”集中的优势，在全省修志大潮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我们向上级建议，由历史所来承办此次培训班。这个想法得到省社科院和省志编委会领导的批准和支持。
1983年夏秋，天气酷热难耐。时任历史所副所长的我，紧锣密鼓筹备地方志培训班。我们决定分三路去外单位取经学习：一路由温贤美老师到北京中国近现代史所收集地方志参考资料，王纲老师到天津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处找地方志培训教材；一路到四川大学历史系，向曾办过地方志培训的学习办班经验；还有一路深入基层，到市县地方志办公室摸底调研。为了解地方志工作的现状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计划，我和张至皋老师先后到合江、泸州和宜宾地区地方志机构调研座谈。记得从泸州到宜宾的路上，暴雨倾盆，车厢成了“水帘洞”，我们只能用草帽遮挡。张至皋老师原本有肝病，刚到宜宾就不舒服，实在坚持不住，只好赶回成都，后来还住院治疗，没能等到地方志培训班开班就与世长辞了。想到这位“老省志人”的英年早逝，我心里就充满悲痛、愧疚和惋惜。
1984年9月至12月，由省志编委会举办的四川第一届地方志培训班在西南财经大学举行。来自全省各地近百名怀揣修志梦想的学员齐聚成都，省社科院、省志编委会的众多领导、师友都来助威，那场面真是热闹非凡，一片盛世修史的繁荣景象。有关第一届地方志培训班的办学情况，宜宾周基华撰写的《记建国后四川省第一届地方志培训班》一文（载《当代史资料》2020年第3期第26—29页）有详细记载，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我想从方志情怀的角度，谈谈这次地方志培训班对我和学员成长的帮助。
1984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届地方志培训班结业合影（苏东来 供图）
地方志既是物化的人文遗产，更是持续的精神创造过程，修志人才素质至关重要。省志编委会恢复成立后，急于培训修志人才，就是为了让“文化大革命”中受破坏停顿的修志工作重新走上正轨，推动我省修志事业快速发展。培训班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开班时，我以省社科院副院长身份全面主持培训班教学业务，省社科院办公室副主任王润学担任班主任，负责学员的日常生活管理。
培训班里，学员的学习积极性特别高，情绪饱满、充满自豪感。前两个月，教学计划推进得很顺利，可到最后一个月，出了点小意外，就是个别学员对实习地点安排不满意，甚至有人闹着要“退学”。当时我刚出差回来，得知情况后，连夜和工作人员、学员代表商量，决定第二天召开大会，我和全体学员坦诚沟通。会上，我围绕史与志、学与用、时与势的关系，阐述此次地方志培训班举办的宗旨和任务。针对部分学员提出要到西安、北京等人文胜地参观的要求，我耐心解释劝说，并告诉大家，四川历史底蕴深厚，名胜古迹众多，在省内参观考察对今后的修志业务更有帮助；而且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家百废待兴，地方志事业刚起步，培训经费也有限，不必要也没可能舍近求远，去外省实习。这番话得到大家理解认同，原本收拾好行李准备退学的学员，也决定留下来继续学习。事后，他们还主动约我在文化公园喝茶聊天，一场退学风波就这样化解。承办四川省第一届地方志培训班不仅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还让我有机会入门学习地方志知识。在培训班里，我除了讲《四川通史》元代部分，还讲授《民国四川县志佳作评介》这门专业课程。为了讲好课，我边学边教，大量研读旧志，从传统方志中汲取营养，这对我充实方志文化知识储备、提升方志鉴赏能力，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培训班结束前举行开卷考试。试题是我出的：“试用方志班学到的理论和知识，围绕地方志的继承创新问题，谈谈你对编写本县地方志的思路和设想”。这个论题比较灵活，能考察学员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水平，学员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试卷。我通看后，按优、良、及格三等分出了成绩。几年前，我在书堆里无意间发现了这批保存完好的试卷，真是太珍贵了。这次地方志培训班结业时，我对试卷进行评点，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回去工作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珍惜地方志培训这段经历，别轻易丢掉学到的知识，要把我省修志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让人欣慰的是，地方志培训班结束后，好消息不断传来。原在市县工作的马国栋调入了省志编委会，滕伟明调入了省文化厅下属单位工作。崇州市的张伯龄编修的《崇州志》被省志编委会评为佳志，在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推广交流，他还成了地方志系统高级技术职称的最先获得者之一。井研县的雷启明、蓬安县的邓郁章，带着他们编修的《井研县志》《蓬安县志》成果，专程到省社科院向我报喜。雷启明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后来还带着学术论文到省社科院哲学所交流，他的业务能力和钻研精神让人钦佩。宜宾市的周基华，参加培训班后，从中学教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地方志工作者，先后编修了《宜宾市志》等15部地方志书。他退休后还活跃在地方文史战线，2024年还牵头承担《宜宾市民族志》编修项目，邀请我到宜宾学院参加大纲评审会。周基华自豪地说，这辈子走上编修志书的道路，是他最值得自豪的事。从这些方志人的身上，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方志人那种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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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方志
从鉴赏方志到编修客家方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连续担任了几届方志档案学科组的评审专家，多次参加省社科成果评审活动，见证了很多地方志书成为四川省人民政府表彰的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9年10月，受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邀请，我担任第二轮《四川省志（1986—2005）》审核委员会委员。这十几年里，我为第二轮《四川省志》近百部部门志签署了评审验收意见，见证了第二轮《四川省志》文化工程的圆满完成。不过，这期间，我更多是扮演方志鉴赏者的角色，基本停留在“光说不练”的阶段。直到亲自参与修志实践，我才真正体会到修志的酸甜苦辣。
我参与修志实践是从2016年开始的。当时，受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志编纂委员会委托，我承担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下达的《洛带镇志》编修任务。这个项目2018年形成初稿，上报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审核。2024年，《洛带镇志》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接着，我承接了“2019年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重点编纂项目”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级重点项目”——《四川客家志》编修任务。作为首席专家和主编，我以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为平台，主要抓了三件事：制定纲目凡例、组建编辑团队、主持统稿定稿。
编修《四川客家志》是对20多年来我省客家文化研究事业的系统总结和检阅，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记述时间上限追溯到客家人迁川之前，下限截至2019年，个别事象根据需要有所突破；记述地域范围涵盖1997年3月重庆市直辖之前的川渝地区。因此前国内还没有省级客家志书可以借鉴，所以我们大胆创新，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制定了“概述+十二篇+附录”的大纲框架。其中，正文第一篇，记述客家人迁川之前的历史背景、闽粤赣原乡祖地概况和入迁四川的经过；第二至第十一篇，全面记述客家人移居四川后的人口数量、地理分布，以及在经济、社会、文教、方言、习俗、建筑、文物、艺文等方面的状况，还有涌现出的著名人物；第十二篇，记述近代以来四川客家人文化自觉的过程。
2019年8月，客家文化传承与方志文化传播论坛暨《四川客家志》开题论证会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召开，图右五为陈世松（陈世松 供图）
编纂《四川客家志》涉及面广、资料分散，工作难度极高。编辑部承担承上启下、组织协调、督促执行的重任。组建编辑团队时，我们坚持史学研究能力与方志编修经验相结合，学术研究积累与田野调查实践相结合，年龄结构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从川渝地区的客家研究学者中，挑选16名同志组成编辑部。在经过省地方志办初审、复审、终审，送交出版社付梓的过程中，我又从编辑部集中抽调6名同志，协助主编完成统稿、定稿和最后校改工作。我主持过多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但没有一个像编修《四川客家志》这样让我印象深刻。
每当我回忆起《四川客家志》的修志历程，都会被新时代客家修志群体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精诚团结、顾全大局、攻坚克难、无私奉献。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时常浮现在眼前。比如客家学者、原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志总编室副主任孙晓芬，她一生著述颇丰，为《四川客家志》的立项四处奔走呼吁，贡献巨大。她不仅亲自执笔撰写人物篇部分条目，还悉心辅导年轻修志人员。记得2023年3月的一天，编辑部举行定稿讨论会，我看到她头戴厚帽子，说话声音嘶哑费力，才知她已身患重疾。不久后，传来她因病去世的噩耗，真是太遗憾了！她没能亲眼看到《四川客家志》出版，是这本书的一大损失。还有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孙丹木，他有着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在《洛带镇志》和《四川客家志》编辑部担任常务副主编，具体主持修志业务。他工作尽心尽力，把年轻学者提供的带有史论分析表述初稿，改编成符合志体要求文本。《四川客家志》能成为西部地区首部大型特色志书，孙丹木老师功不可没。
2019年9月26日，孙晓芬同志在“礼赞新中国 奋进方志人”四川省地方志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上表演诗朗诵《我的祖国》（潘认若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老一辈客家地方志学者发挥传帮带作用，为客家志书编修树立了榜样。而新时代客家青年学者的崛起，则成了支撑《四川客家志》的主力军。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20多年来，在这一平台周边聚集了大批来自大学、科研机构和各地的文史学者，很多青年学者常年深耕在客家历史文化领域，搜集、积累了大量民间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他们不辞辛劳地踏勘客家历史文物古迹，调研记录客家方言、民俗和文化事象，为《四川客家志》编修打下了坚实基础。被选进《四川客家志》编辑部的青年学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如陈伟平、温涛、郭广辉、曾为志、苏东来、李军、傅裕等。此外，还有富有客家地区实际调研经验的李全中、康振贤、舒毕生、刘峰廷、张海熔、阚波等。他们在志稿撰写、修改过程中，服从全局需要，发扬团结协作精神，无私提供资料、图片和成稿，为按时高质量完成志书编修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
读志、用志、修志是方志情怀的重要标志和体现。《四川客家志》出版，让我实现了亲自参与修志实践的人生梦想，也让我的方志情怀更加深厚。它不再仅仅停留在笔尖，而是流淌到了我的心间。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