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见性（visibility）的概念往往在讨论可供性（affordance）时会出现，比如Treem和Leonardi考察组织结构中的社交媒体使用，概括了四种媒介可供性：可见性、可编辑、可持续、可联系。根据Treem等人的分析，传播可见性包括三个维度：行动者的

这几年，新闻传播研究中出现了一群新的关于“性”的新概念，透明性、可供性、物质性、具身性……2023年新传考研中开始有学校考察“可见性”这个概念。

根据汤普森的界定，“可见”意味着“什么能被看见，什么能在视野中被感知”，不可见则意味着被隐匿。

可见性（visibility）的概念往往在讨论可供性（affordance）时会出现，比如Treem和Leonardi考察组织结构中的社交媒体使用，概括了四种媒介可供性：可见性、可编辑、可持续、可联系。根据Treem等人的分析，传播可见性包括三个维度：行动者的行动（如向媒体投书、在网上发帖）、观察者的行动（如浏览媒体报道、点击网络帖子、参加讨论，或视而不见、沉默），以及传播发生的社会-物质情境（如媒体属性、平台、算法等）。

2013年，丹尼尔·戴扬（Daniel Dayan）针对以虚拟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出现后当下公共空间领域发生的转向，提出了“可见性”（visibility）的概念，将可见性定义为新媒体时代的三项公众权利，包括“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的定义被看见的权利、让他人被看见的权利”。

根据戴扬的理解，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可以被定义为“公共注意力的权威管理者”（managers of collective attention.），它通过“展演”（monstration）来“管理他人的可见性”，记者曾经是公共领域里的“神父”（priest），他们通过赋予“可见性”来唤起社会注意。而新媒体不仅使公众获得可见性，并且是“以他们自己定义的方式”（on theirown terms），这就使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权利被分散化，每个能够使用社会化媒体的人都可以定义自己被“看见”的方式，公共议题在从“遮蔽”走向“去蔽”的同时，其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可见”的不仅仅是对象本身，也是那些使“可见”成为可能的条件。就像随着社会领域的兴起，那些在古典时期被贬低的劳动和经济因素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当社会化媒体的触角伸进个人的生活，个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之间鸿沟也在逐渐消失。

进入现代性，可见性具有高度的中介化与媒介化特征。可见性的实践不再由身体在场的面对面展演主导（尽管身体始终未从可见性中退场），而成为中介化可见性（mediated visibility）与媒介化可见性（mediatized visibility），前者强调媒介成为可见性实践的载体与中介，后者强调可见性逻辑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

这两年，我国传播学领域也涌现了形形色色的以可见性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取向：

一是可见性的量化，比如把短视频平台上的“可见性”操作化为平台用户“关注”、“阅读/在看”、“点赞”、“转发”等行，为可见性的效果测量提供具体的标准。

二是从公共性的角度审视可见性，比如将社交媒体可见性视为新的公共性，建立在阿伦特的“自由言说”和戈夫曼的“自我呈现”之上，认为可见性完成了对“言说”和“展演”这两条路径的整合。作为公共性的可见性也受到了文化研究的青睐，他们分析了城市青年流动群体、美妆视频博主等亚文化群体如何通过以自身为核心的内容生产，实现自我赋权。

三是对可见性进行社会权力分析，如刘涛认为，“空间规训的本质是对空间可见性的生产”，即互联网通过可见性这一生产性资源形成了新型的控制。在平台媒体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可见性背后的权力：商品化、算法和资本掌握着可见性的“密码”，不断制造着网络社会的“贫富差距”。

当然我们也要反思可见性可能的糟糕后果，诚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液态监视》(Liquid Surveillence)中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监视的形式，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化监视即“全景监视”在当代社会逐渐弱化，一种去中心化的“液态监视”正在四处蔓延，每个网络节点都同时是监视主体和监视客体。鲍曼的液态监视启发我们，数字时代的监视主体不再局限于福柯式的等级化监视主体，在社交媒体语境下显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他指出，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性监视，数据公司和具有信息可及性（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的网络用户都被纳入进监视者的范围中来，由此开启了“后全景敞视时代”，数据隐私的可见性成为数字时代无法绕开的社会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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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一点：“液态监视”（Liquid Surveillance）

“液态监视”这一概念并非专指某种技术或工具，而是由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在其著作中提出的，用来描述现代社会中监控体系的一种状态。鲍曼借用“液态”一词来比喻现代社会中监控的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在，以及其流动性、无缝对接和难以察觉的特点。

在液态监视的社会中，监控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传统监视手段，而是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电子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种先进技术实现。个人信息在网络上的每一次点击、浏览、搜索、购买等行为都会被记录和分析，形成关于个人生活习惯、喜好、社交网络等的详细档案。这种监视方式无形中塑造了个体的行为模式和自我认知，也对个人隐私权构成了挑战。

液态监视强调了现代社会中信息的流动性、即时性和连续性，以及监控系统如何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灵活变形，几乎触及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且由于其隐蔽性和技术复杂性，往往在个体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经发生了。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郭小安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液态监视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监视的场所不再是结构化稳定的封闭空间，而是开放的无边界的动态空间；

其次，液态监视不再以“规训”或者“控制”作为权力动力机制，而是通过消费、休闲或其他日常生活实践展现，构成规训与控制混合的监视模式；

再次，监视主体不再局限于社会体系中某个单一的或中心化的主体，而是泛化到自动化的媒介技术、拥有监视技术的商业平台或组织，被技术赋权的个体监视者等多元形态；

最后，监视对象由物质身体转向数据身体，身体与技术在数字化空间融合。

参考资料：

胡翼青 王沐之.作为媒介性的可见性：对可见性问题的本体论探讨，《新闻记者》2022年第4期

周葆华，算法、可见性与注意力分配：智能时代舆论基础逻辑的历史转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高艺 吴梦瑶等，“可见性”何以成为生意？——交友类App会员制的监视可供性研究，《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期

姜红 开薪悦，“可见性”赋权——舆论是如何“可见”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来源：再建巴别塔